细说清朝-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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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寿第一次反清，大概是在咸丰二年。到了四年二月，他被何桂珍战败于安徽霍山，向何桂珍投降。）
负责攻捻的清方将领，是袁甲三与和春。这两人彼此不能合作。
袁甲三是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当过礼部的主事、郎中，也当过军机处的章京（秘书）、都察院的御史。咸丰三年，他被派到安徽，帮助侍郎吕贤基办军务，抵抗太平军，受任“权庐凤道”（暂代庐风道的职务）。不久周天爵病死，周天爵所辖的若干“民团”改归他指挥。（周是山东人，侨居宿州，当过广西巡抚．也当过漕运总督，于咸丰五年正月至二月代理过安徽巡抚，招安了一千二百个捻子作为“民团”，辞掉巡抚，以兵部侍郎的衔头，带领民团打仗。）
那时候，皖北已有“五十八捻”合而为一。袁甲三对这些捻子作战，连打几个胜仗，但始终未能攻下张乐行的根据地雉河集，只能遥驻临淮关，取监视的态度。
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积功升至湖南永绥副将，跟随向荣去广西，穿湖南，来南京，相当勇敢，官拜江南提督；在咸丰三年冬天奉派到安徽救江忠源．救不了；从南京调来精兵三千与得力的两员总兵：秦定三与郑魁士，自己驻扎在庐州附近的三里冈，叫郑魁士负责攻庐州，秦定三负责攻舒城。
袁甲三也有两员得力部属：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纡青。袁甲三在咸丰四年的冬天叫这两人去攻桐城（有意帮帮秦定三的忙），藏纡青阵亡，刘玉豹败退到六安。和春却不曾派兵去救。 事后，袁和两人之间有了仇恨。和春约好安徽巡抚福济，联名参劾袁甲三，说他“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结果，袁甲三丢官，而且几乎坐牢。袁的军队由和春接管。 和春于挤走袁甲三以后，对付太平军尚有成绩，在五年十月“克服”庐州，六年正月“克服”舒城，对于皖北的捻子却毫无办法。
不久，六年六月，江南大营崩溃；七月，向荣去世。和春被调回江苏，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袁甲三东山再起，于六年二月被派往河南巡抚英桂的军营效力，在归德府（商邱）招集旧部，增募新兵，对捻子作战，屡战屡捷，冲进安徽，打到冬天十一月，一度攻破了张乐行的雉河集。 七年二月，那举人出身、曾经在直隶（河北）与山东对太平军名将李开芳作战过的满洲镶白旗人胜保，被派来安徽，以“副都统，帮办河南军务”的名义，作为英桂的另一助手，与袁甲三共事。他看不起袁甲三，袁甲三也看不起他。
他在闰五月进攻正阳关，被捻子打得大败，只得向袁甲三求援。袁甲三无奈何，只得援助一下，结果，他就在九月间拿下了正阳关，获赏“头品顶戴”。河南方面，却因抽减了袁甲三兵力，失掉南阳。
八年四月，胜保招降李昭寿，会同李昭寿打下天长县，也不战而得李昭寿的滁州（但是天长、滁州仍归李昭寿驻扎；这是李昭寿第二次降清，其后未再叛清）。
这一年（咸丰八年）四月下旬，袁甲三又援助胜保一次，“克服”六安。清廷很高兴，升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同时叫袁甲三“督办三省剿匪事宜”，负对捻作战的专责。
所谓三省是河南、安徽、江苏。张乐行的队伍不仅又占有了安徽的蒙城、毫州，以及宿州、怀远；而且侵入河南，占了归德，又侵人江苏，占了丰县。
袁甲三未到年底，便“收复”了丰县与归德，而且将河南境内的捻子肃清（逐进安徽）。胜保嫉妒他，告他一状，说他“不捣贼巢”，害得他被召回北京，向咸丰皇帝当而自白。自白以后倒升了官，在咸丰九年四月间被任命为“署理漕运总督”。
九月，胜保丁忧（母亲病故）；十月，钦差大臣的职务落到袁甲三身上。漕运总督也改为实授。于是，他一战而“复”临淮（十二月），再战而“复”凤阳（咸丰十年二月，凤阳是在六月间被翁同书丢掉的），三战而“复”清江浦（咸丰十年三月，清江浦是在二月间被长庚丢掉的）。
张乐行对袁甲三反攻，“连营数十里”，把他围存凤阳，但是围不了多久，便被他打走。
八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关于英法联军的事，等到以后补叙。）；九月，捻众乘机大举北上，清廷命令僧格林沁负责抵御，僧格林沁在十一月间到达山东济宁，看不见一个捻子。
僧格林沁上奏疏给皇帝，报告捻子的情形：“每次数股出巢打粮，辄向无屯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
僧格林沁又说：“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久持？（官兵）一经撤退，匪踪紧蹑，往往因之失利。”
僧格林沁准备除了所带的骑兵与步兵六千人以外，增调陕西、甘肃与山东的绿营，与青州驻防的满洲旗兵，凑足一万八千人，直捣张乐行的根据地雉河集。
这个计划，要等待两年半以后才完全实现。在这两年半期间，僧格林沁指挥部队与张乐行所部斗了不少回合，战场包括山东的钜野羊山、菏泽李家庄、滕县县城、曹县安陵集、濮州田潭、济南孙家镇、临城、沂水、兰山（临沂）、金乡、鱼台；河南省的杞县、尉氏、商邱、裕州（方城）、永城；安徽省的亳州、宿州。
张乐行在同治二年正月由宿州退回雉河集，苦守。守到二月间被击破，逃到西洋寨，被寨主李勤邦出卖，捆送给僧格林沁，凌迟处死。
僧格林沁原已于英法联军入京、圆明园被焚之时，被革掉世袭罔替的博多勒噶台亲王与科尔沁郡王爵位；在同治元年九月因“剿捻”得手，受权“节制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四省”；现在，得旨“仍以亲王世袭罔替”。
袁甲三在同治元年因病辞职，同治二年病故，胜保在咸丰十年被调到河南去，因作战不力被一度降级为光禄寺卿，于同治元年复任钦差大臣，到陕西解了西安之围，功成以后，被控“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在同治二年赐死。
同治二年二月，僧格林沁击败张乐行于雉河集之时，李秀成正在皖西活动得极顺利。
张乐行的侄儿张宗禹（总愚），继为捻众的首领，而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李秀成会师于桐城县的孔城镇。同时来会师的，是从陕西转战回来的陈得才部下马融和。 李秀成攻打六安州，打不下来。回了南京。马融和去湖北，张宗禹去河南。
僧格林沁去了山东，到淄川打刘德裕，到邹县打宋继明，又在十月间到安徽蒙城毫州一带打苗沛霖。这三人及其部属均被僧格林沁消灭。
次年，同治三年，他去河南对张宗禹作战，解决不了张宗禹；又去湖北对马融和作战，解决不了马融和。
七月间，张、马二人再度会师于麻城，陈得才也率领大军由陕西赶来。虽则此时南京已为曾国荃所破，张、马、陈三人仍想继续奋斗。
僧格林沁与他们大战两次，第一次小胜于闵家集，第二次大败于萧家河，有十二员将领战死，包括最得力的舒通额。
八月，又战于河南光山的柳河，僧格林沁中伏被围，于突围以后撤退，损失了总兵巴扬阿。
九月，战于湖北蕲州的风火山，僧格林沁小胜；张宗禹等人去了安徽，占有潜山、太湖一带，加上湖北的英山。
十月，战于黑石渡，僧格林沁大胜；马融和及其他几个首领（温其玉、甘怀德等）率领十几万人投降，陈得才服毒自杀，张宗禹西走河南。
十一月，僧格林沁追张宗禹追到光山，小胜。张宗禹去湖北，经由枣阳奔向襄阳，在黄龙冈、峪山，与太平军赖文光、邱元才，及捻军牛洛洪、任柱等部会师。
僧格林沁追来，他们北走河南，在邓州的唐坡对僧格林沁还击，杀了极多的清兵。
十二月，他们继续北进，僧格林沁紧追，追到宝丰县的张八桥，扑了一个空，便绕道抢先，驻扎宜阳之南的韩城镇，不让他们去洛阳。
次年，同治四年正月间，他们折而向南，进攻鲁山，僧格林沁又追来鲁山，大战。僧格林沁战败，大将恒龄、舒伦保、常顺毙命。张宗禹等又南至叶县、襄城，转向东北，到新郑、尉氏；再转而向南，到临颖、郾城、西平、汝宁（汝南）。
二月以后，僧格林沁赶到汝宁，他们去了息县、罗山、信阳。他们越走得久，跟随他们的群众越多。
僧格林沁赶到信阳，他们又转而向北，去了确山，吃了一个败仗。然后，继续北进。经由遂平、西平、郾城、许州、扶沟、睢州。进入山东。
在山东，他们先到宁阳，后到曲阜，“盘旋于兖、沂、曹、济之间”，在四月二十四日把僧格林沁的疲于奔命的追兵诱到曹州（菏泽）之北的高庄，予以歼灭。
僧格林沁逃到附近的吴家店，被杀。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僧格林沁死后五天，清廷命令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赋；两江总督（职务）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李鸿章所担任的）江苏巡抚（职务）着刘郇膏暂行护理”。
五月初四，清廷又补发一道谕旨：“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
曾国藩在接到第一次谕旨之时，同时写了两张奏折：一张说湘军除了霆字营以外，多半已经裁撤遣散，剩下的只有三万人左右，“均属强弩之末，不堪驱策”。自己也“精力颓惫。。。。。。说话至二十句，舌尖辄木强蹇涩，不能再说”。“惟有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
在另一张奏折里，曾国藩说：对付捻众，不能求快。僧格林沁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求快。（事实上，在最后的一个月，僧格林沁的军队平均每天行一百里。虽则有马队，但是主力仍为步兵；步兵怎能每天急行一百里，天天如此呢？）曾国藩认为：如果朝廷要他负责，他只能坐镇徐州，办理十三个府州的捻，其余的地区，应由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个省的总督巡抚负责：“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所谓十三个府州是：山东的临（临清州）、沂（沂州府）、曹（曹州府）、济（济宁府），河南的归（归德府）、陈（陈州府）；江苏的淮（淮安府）、徐（徐州府）、海（海州府），安徽的庐（庐州府）、凤（风阳府）、颍（颖州府）、泗（泗州府）。换句话说，直隶他不愿管。湖北、陕西以及苏、鲁、皖、豫的其他州府，他也不愿意管。
清廷当然不准曾国藩推辞，仍叫他干。
所好，黄河以北的直隶省已有楚勇的首领刘长佑当总督，李鸿章也派遣淮军鼎字营十营，交给这十营的主将潘鼎新带去增援。
李鸿章而且加派刘铭传所统率的淮军到直隶去。曾国藩主张把这一支淮军留在山东济宁，与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陈国瑞部）合力；倘若捻众渡黄河向北，才能让这一支淮军追到直隶去，否则以留在济宁为妥。不久，他又留下潘鼎新的十营淮军，不让他们去直隶。
曾国藩首先决定了战略：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然后，他根据这个战略，定下一步一步的实施方针。他选定徐州、济宁、周家口、临淮关四个据点，作为“四镇”，分别由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松山负责。这四位中前三位属于淮军，最后一位属于老湘营（王錱的旧部）。
有了这四镇，曾国藩准备把捻众限制在颍河、运河、黄河、贾鲁河。
但是，贾鲁河仅存了一个空名，必须大规模挖濬（挑沙），才能名副其实，用来作为防堵捻众之用。河南省的巡抚与人民，却很不愿意作这件挑沙的工作。
由于曾国藩坚持，刘铭传与潘鼎新二人卖力，贾鲁河的沙竟挑了一大部分，运河的长堤也筑了。沙河的堤，却不曾如期筑好。
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到“节制直、鲁、豫三省”的谕旨，到八月初四才慢慢地乘船来徐州。这一次，正如当年他丁忧假满，清廷叫他“东山再起”之时，清廷越着急，他越是有意无意地行动迂缓，求稳而不求快。
他认为，要打捻必须有马队。捻军一人数马，决非以步兵为主的湘军淮军所可对付的。僧格林沁是来自今日辽北省的蒙古人（科尔沁的郡王），所部以马队为主，因此才能够追奔逐北于豫、鄂、皖、苏、鲁五省；其后失败一半也是由于丢掉成千的马骡，一半由于行军太猛。
曾国藩并不希望把湘、淮的步兵大规模地骑兵化，但很想：（一）接收僧格林沁所遗留下的马队；（二）调来鲍超的骑兵十二营（鲍超共有步兵二十营、骑兵十二营）；（三）叫李昭庆编练新骑兵若于营。
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