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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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天禄死后，川东、川北与鄂西陕南仍有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多人不断活动。陕西的义军如高均德，锋芒不减于昔。
一直要到嘉庆九年，各路才告失败。
总结白莲教的起义，先后波及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一百个以上州县，几百万人民。清廷损失了提督、总兵、侍卫等军官二十几名，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名，军费二万万两。 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原因，是行动无计划，组织不统一。齐王氏可算是各地领袖之中的佼佼者。她企图取武昌、南阳、西安，始终念念不忘于取得一个大都市，作为发号施令的根据地。在她以外，张汉潮、王三槐、冷天禄、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人，也都很能作战，然而东奔西突，脱不了“流寇”作风。他们的部队只是觅食、就食的武装饥民而已。
在“伪称明裔”的“小皇帝王发生”被清方逮捕以后，白莲教徒有没有另外扶立一个“朱皇帝”来，今天已经难考，似乎没有。传教的领袖刘之协，应该是整个运动的策划者、主持人，但是他从不公开露面，像林爽文那样以“盟主”的名义统率各方。
在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这位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逮捕处死以后，白莲教不再有像他这样的大师傅了。徐天德的老师孙士凤，在川北尚有相当号召力，但不久也被俘。
在清朝的一方面，有钱，有粮，有枪炮，有正规军、“马快”（警察）、乡勇，又有各级地方官、各城各乡的绅士，其力量之庞大远非白莲教徒所能比拟，却花了整整九个年头，才把这白莲教起义平定下来。
在第一个三年，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正月，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地位继续宠信和煤瞳｜包揽一切，嘉庆仅是一个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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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的湖广总督，是江南镇洋（太仓）人毕沅。毕沅出身科甲（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喜欢编书，不喜欢看公文，被左右的宵小蒙在鼓里。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毕不管”。
毕沅于嘉庆二年七月病故，继任的勒保干了半年，被调往四川，改由一个伯爵景安充当总督。这景安抱定了“贼来我去，贼去我来”的主意，老百姓也送他一个外号：“迎送伯”。
在湖广总督以外，湖北另有巡抚一职。当巡抚的，先后有惠龄、英善、汪新、高杞。惠龄打枝江的白莲教徒，从春天打到夏天，打不出什么结果，理由是“天气不好”。英善其后被乾隆派去四川打王三槐、徐天德，刚一交手，便损了两个总兵。汪新与高杞默默无闻，可能留在武昌，忙于交际。
河南这时候不设总督，巡抚正是“迎送伯”景安，景安是以河南巡抚的本职兼任湖广总督的。
四川与河南相反，不设巡抚，只设总督。当总督的先后有孙士毅、福宁、宜緜＇mian＇、勒保。孙士毅在军中病故，福宁以前当过湖北巡抚，唯利是图，被湖北人称为“福死要”。宜緜是一个著名胆怯的人，却以陕甘总督的本职兼任四川总督。只有勒保一人，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也是一个庸才。陕西的巡抚秦承恩则只是一个“书生”，根本不会打仗。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正月乾隆死后，派勒保当“经略”，统筹鄂、豫、川、陕四省的军事。勒保干了半年，嘉庆很失望，改派明亮。
明亮是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打过大、小金川与甘肃回民，也打过王三槐、徐天德、齐王氏、张汉潮，确是一员老将。但是他担任“经略”不过一个月，因为他与嘉庆新委的陕西巡抚永保不能合作．互相告状，嘉庆把两人一齐捉了治罪。经略一职，由额勒登保接充。
额勒登保姓瓜尔佳氏，先世是吉林的“珠户”，隶属于“打牲总管”，与猛将海兰察的来历相仿佛，是所谓“新满洲”，没有八旗老满洲的暮气。他当过海兰察的部下；传说海兰察送了他一部《三国演义》的满文译本，教他就《三国演义》揣摩兵法。他打过起义的回民、苗民，打过林爽文、廓尔喀，也打过齐王氏、张汉潮、冷天禄、冉天元。
当了“经略”以后，他向嘉庆贡献一个战略：“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原因是湖北的多数“散匪”已经来到川陕，而四川（川北）的地形最便于围剿，嘉庆接受了他的意见。
其后，在嘉庆五年八月，他获得嘉庆准许，以所有的正规军用于追剿，由他自己指挥；以各地所招的“乡勇”担任防堵，由各省的总督、巡抚指挥。
招编乡勇的办法，可能是明亮最先想出来的。但是在额勒登保担任经略以前，多数的满人官兵都把乡勇看作牺牲品，进攻时赶到前线，退却时用为殿后。打来打去，无非是利用教外老百姓屠杀教内的老百姓而已。
额勒登保认为打硬仗是正规军本身的事，不应假手于乡勇，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同时也彻底实施“碉堡政策”，让乡勇有所凭藉。
在额勒登保的麾下，有两员大将：蒙古人德楞泰，汉人杨遇春。德楞泰出身是小军官（蓝翎长），打过大、小金川，打过林爽文等，他消灭了齐王氏。杨遇春是四川崇庆县的武举，智勇兼备。
多数的白莲教领油，均死于这德楞泰与杨遇春之手。不过，嘉庆对于两人的酬报却颇有轩轾。德楞泰被封为一等侯，杨遇春只得到一个“二等轻车都尉”。（后来，杨遇春打平天理教，才晋封为二等男爵；打平新疆的张格尔，才晋封为一等昭勇侯。）
额勒登保在嘉庆七年年底受封为三等侯；在嘉庆十年病死，追封为一等公。
杨遇春以外，功劳最大的汉人是贵州松桃人杨芳、四川东乡人罗思举、桂涵。杨芳是“不第秀才”，罗思举当过强盗，桂涵原为无赖。白莲教起义失败之时，杨芳已经当到总兵，罗思举与桂涵当到副将，均不曾受有封爵。
《细说清朝》六八、天理教
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年年有事。白莲教起义以前，已经有乾隆六十年所发生的湘黔苗民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及自称为吴三桂苗裔的吴八月等领导的起义。白莲教起义以后，在嘉庆二年，贵州西南的安隆（兴义）一带，又有布依族女子王囊仙领导的起义。
与白莲教起义差不多同时，又有东南沿海的蔡牵自称“镇海王”，有几百艘战船，与内地的天地会颇有来往；于嘉庆五年企图在浙江台州登陆；于嘉庆八年公然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进香；于嘉庆十一年进入台湾鹿耳门，占领凤山，围攻台湾府；于嘉庆十三年阵杀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到了嘉庆十四年才被李长庚的继任者王得禄击败。
嘉庆十一年，又有几乎酿成大乱子的宁陕新兵的哗变。其后，在嘉庆十八年就发生了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是否如稻叶君山所说为白莲教的化身，尚有待于考证。传说天理教的另一名称，是“八卦教”。天理会首领林清与李文成的作风有点像东汉末年的黄巾。黄巾在起事以前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逢甲子，天下大吉”。天理教的口号是：“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二八”指嘉庆十八年的第二个八月：闰八月。“二八中秋”，是闰八月十五日。“黄花落地”，是暗示清朝将在这一天结束。
天理教徒把这两句口号到处传播，造成一种预言性的民谣。嘉庆皇帝本人也听到了，不晓得这是有人故意造出来的，还以为真是一种天意呢。中国民间从来就有关于闰八月的迷信，以为凡是有闰八月的一年，总免不了天灾人祸。
嘉庆皇帝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因为有彗星出现，钦天监奏称将有兵灾，曾经特颁诏旨，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闰八月取消，改于次年，在嘉庆十九年置一个闰月。他这一种改闰的措施，恰好帮助了天理教徒的制造舆沦。有人说，天理教徒是在嘉庆改闰以后，才利用机会造出这“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谣言的。 然而，天理教徒并不更改他们的日程，仍旧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事。天理教徒认为：该年的九月并不是九月，仍旧是闰八月。
林清与李文成二人的计划是，由林清占领京城的皇宫，同时由李文成在豫北及鲁西、冀南，发动大规模的民变，编成队伍，向北进军。
林是直隶（河北）大兴人，李是河南滑县人。他们两人把准备的工作做得相当好。京城宫里的太监．竟有不少被吸收入天理教的组织。（当年，东汉也有若干太监参加黄巾。）
不料，在滑县的一方面风声泄漏，李文成在九月上旬便被滑县的县官强文捷捷捕，经严刑拷打，打断了腿。
李文成的徒众，为了救李文成，迫不及待提前在九月初七日发动，打进了县衙门，杀了知县强文捷，放出李文成，占领滑县县城。
过不了几天，他们获得直隶长垣、东明两县，与山东金乡、定陶两县天理教徒的响应，把这四个县也占领了。于是，浩浩荡荡大举北伐，很快占领豫北的道口镇，割断了清朝政府的“粮路”。
嘉庆皇帝这时候正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接到报告以后，赶紧密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山东巡抚同兴、河南巡抚高杞对李文成的军队“围剿”。
林清却一点也不知道消息，还依照原定计划积极准备，以便于九月十五日攻打京城的皇宫。
到了九月十四日这一天，林清本人留在京城郊外的宋家庄，派遣祝现、李五带领二百名左右天理教徒化装成商人，混进宣武门。这二百人在十五日的夜里，由太监刘金、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引人皇宫所在的皇城。
他们头裹白布，手执钢刀，为首的人跳上皇城城墙，从腰间掏出一面大旗东西挥舞，旗上所写的字，是“大明天顺”。也有掏出旗子来的，上面写的是“顺天保民”。
他们冲进皇城的西华门，杀到尚衣监、文颖馆，一直逼近养心门与养心殿。
他们遇到嘉庆的皇次子绵宁（其后当了皇帝，改名旻宁，年号道光，死后谥为成皇帝，庙号宣宗）。绵宁用鸟枪抵抗，打死他们之中的两个。
这时候，清方的警卫部队纷纷赶到，围住皇城，杀进皇宫，结果二百名天理教徒多数阵亡或被捉。祝现幸免于难，作为内应的太监之中的教友也全部牺牲。林清本人于第二天黎明在宋家庄被捕。
嘉庆皇帝听到消息，从热河回到京城，积极应付李文成的军队。他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作为讨李的主帅，又调杨遇春、杨芳与富增德作为那彦成的助手。
那彦成等人对李作战到十一月，包围李文成于滑县的司寨，李文成自杀。那彦成等人均升了官，晋了爵。皇次子绵宁也受封为“智亲王”。
《细说清朝》六九、内忧外患
嘉庆一朝，闹过三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发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那时候白莲教刚被打平不久，有很多乡勇朴了正规军兵额，其中有六千名驻扎在陕南的宁陕，因为当地生活费用贵，每人的饷加发五钱银子，规定以后每三年减一钱，以至于完全取消律贴为止。谁知到了嘉庆十一年，陕西布政使藉口户部的公文未到，把津贴完全不发，“新兵”想领四钱都领不到，不用说五钱了。他们于是杀了副将、劫了银库造反。
清廷派了他们的老长官德楞泰与杨遇春，带九千兵来“剿”他们，仅仅和他们在方柴关打了一个平手。幸亏杨芳勇敢，单骑走入他们的营垒中劝降，才算化大事为无事，牺牲两个发难的新兵（陈先伦与陈达顺），销案。
糊涂的清廷，却斥责德楞泰等人姑息，把德楞泰免去“钦差大臣”事职，杨遇春由“固原提督”降为宁陕镇总兵，杨芳则不仅免去总兵之职，而且遣戍伊犁。已降的新兵首领蒲大芳等二百多人押至新疆，到了新疆以后一律砍头。
第二次兵变，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地点是四川绥定（达县），由总督勒保打平。第三次兵变，发生在次年的正月，地点是陕西西乡，由德楞泰打平。这两次，被杀的新兵均极多。
在林清、李文成失败以后，嘉庆十八年年底，陕西岐山县的三才峡，肓所谓“箱贼之乱”。为首的姓万行五，本是一个制造木箱的工匠，清廷派总督长龄，会同提督杨遇春，总兵祝廷彪、吴廷刚等人去打，打到十九年的二月，才算解决。
湖南与贵州的苗胞，自从乾隆皇帝厉行改土归流的高压政策以来，一再武装抵抗，死伤极多，但始终不愿屈服。清廷也因此损了不少兵马，耗了不少金钱。乾隆的宠臣福康安与和牡艿芎土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