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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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没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太戆”而被降调为“户部银库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吏部侍郎孙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孙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风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称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说的是为人君的怎样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人君之）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君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乾隆接到这个奏疏，不仅不生气，反而把它宣示内外。其后，乾隆又任命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兼管河工，调任湖广总督，虽则一度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又夺官，“责修顺义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后，仍逐渐由宗人府府丞，一再迁升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颇著直声，民间对他十分钦仰。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写了一篇弹劾鄂尔泰与张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写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均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被选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于乾隆即位以后建议不再以文字兴狱，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
乾隆这时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议。虽则不久仍把曾静、张熙杀了，却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错，置《坚磨生诗钞》的著者胡中藻于死。
因反对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谢济世，乾隆在即位以后便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京师，仍叫他当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抚蒋溥告了一状。蒋溥说他“离经畔道”，乾隆批答说：“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确是一位贤主。他绝不像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动辄把语言顶撞的御史当众抓下来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诏狱”，让他们死在狱吏的毒辣之手
中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御史得以“风闻奏事”，而不必先有真凭实据，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饥关的责任。
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仲永檀弹劾得恼了，向乾隆说像仲永檀这样的人应该“处分”。乾隆亲手写了手谕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乾隆不仅不处分仲永檀，反而升他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弹劾的，小止赵国麟一人，两个别的大学士张廷玉与徐本也在其内。事情是：有一个住在京师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没有儿子。他的亲戚许秉义想和俞家的人争他的财产，便拜托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达官贵人去一同悼丧，以壮声势。仲永檀“风闻’大学士张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赵国麟亲自去，礼部侍郎吴家骐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红包”，步军统领鄂喜则收了一万两之多，詹事府詹事陈浩简直出面替许秉义跑腿。仲永檀认为这太不成体统，因此就参了他们一本。
在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仅有赵国麟一人，所以他才那么“理直气壮”，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认受贿，说：“只拿了一千两，没有拿一万两”。乾隆说：“你当过大臣，我不忍将你绞死示众，你还有什么颜面活到人间？”其后，乾隆下旨赐鄂喜死，免吴家骐与陈浩之职。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均免于追究。 乾隆在即位以后，与准噶尔的小噶尔丹订了和约，从此直至小噶尔丹到乾隆十年逝世，西北方面未有战事。西南方面，苗民再度抗清，乾隆派张广泗将他们很快地打平。所以，到乾隆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中国享受了相当的太平。
《细说清朝》五五、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在四川省西北，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大渡河本身，在乐昌县流入岷江，岷江在宜宾县流入长江。）
据有这大、小金川两岸之地的居民，与藏人同族。他们的领袖哈伊拉木在明朝被封为世袭的土司，称为金川寺演化禅师。 哈伊拉木的后裔卜儿吉细，在顺治七年（1650年）降附清朝。到了康熙年间，袭封为演化禅师的叫做嘉纳巴。嘉纳巴的嫡孙儿子、孙子、曾孙，一代一代，都作了演化禅师。曾孙的名字叫做泽旺。
嘉纳巴的一个偏房孙子莎罗奔，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跟随岳钟琪打西藏，在羊峒立了功，被岳钟琪保了一本，由年羹尧奏告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封莎罗奔为安抚使．衙门设在大金川东岸的噶尔崖。
于是大、小金川分而为二，莎罗奔的辖地称为大金川土司，泽旺的辖地称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衙门设在美诺。
莎罗奔是一个颇有野心的人。
他先把一个女儿阿扣嫁泽旺；然后，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将泽旺劫走，抢去泽旺的“演化禅师”之印，算是统一了两个金川。
莎罗奔兼并了小金川，心犹不足，又攻打两个别的土司革布什札、明正。他简直想在四川之西创建一个“独立王国”。这是乾隆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乾隆就调了征苗有功的张广泗作四川总督，来对付莎罗奔。
张广泗集合了三万兵，大张旗鼓一举占了小金川土司的所在地美诺，但奈何不了莎罗奔自己所守的勒乌围（在噶尔崖东北），与莎罗奔的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
莎罗奔与郎卡筑了很多石头碉堡，张广泗采取“以碉逼碉”的战术，但徒然耗费时问，耗费粮饷，耗费兵士的生命。
张广泗的枪炮，只打得着石头，打不着敌兵。敌兵躲在碉堡前面的壕沟之中，“枪不虚发”。
张广泗而且误用“以番制番”的策略，把泽旺的弟弟良尔吉放在自己身边。这良尔吉事实上已经是莎罗奔的女婿，占了泽旺的妻阿扣。张广泗的一举一动，良尔吉都在暗中传消息给莎罗奔。
张广泗的左右．又有一个王秋。这王秋是汉人，但已被莎罗奔收买。
乾隆在乾隆十三年四月派额亦都的曾孙、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以经略大臣的名义，率领禁旅，到四川来督促张广泗进攻。讷亲来了以后，先杀掉间谍良尔吉与王秋，然后下令全军，限三日以内攻下噶尔崖。打了三天，最勇敢的总兵任举阵亡。噶尔崖屹立如故，清军全军气馁，讷亲本人也气馁了。
讷亲向乾隆报告，说莎罗奔不容易打，等到明年再说，请皇上在明年加派三万人来，才有办法。
不久，他又向乾隆建议，三万人不必加派，藉省军费，不妨等两三年，“有机可乘，亦未可定”。堂堂大学士兼经略大臣，说出如此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话来，惹得乾隆火起，立刻将他召回，发往西北军前效力。到十二月间，乾隆越想越气，派一位侍卫，带了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刀”，到讷亲那里，押他回京，在中途将他斩首。
张广泗是在讷亲被斩以前，就被乾隆抓去正法的。岳钟琪告了他一状，我在前文已经说过。
岳钟琪在乾隆二年从牢狱里被放出来，一直赋闲在家，到了乾隆十三年四月才忽然又蒙以“总兵”的名义起用，派往张广泗那里去效力，同受经略大臣讷亲节制。
岳钟琪一到任，乾隆便升他为“四川提督”。讷亲叫岳钟琪去打噶尔崖北边的党坝，岳钟琪一去便把党坝攻下，真不愧为老将。
岳钟琪当时共有汉兵与当地土兵七千人。他向张广泗请求增援三千人，张广泗不肯。
岳钟琪想由党坝先向北，攻康八达，由康八达打下莎罗奔所守的勒乌围，然后再回军攻莎罗奔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这一个计划，张厂泗也不接受。张广泗坚持：由他自己采取另一条路，从美诺出发，经过昔岭、卡撒、噶尔崖，打勒乌围。
在张广泗与讷亲二人先后被斩，傅恒被任为经略以后，岳钟琪于傅恒的支持之下，一举而攻下康八达，直逼勒乌围。
莎罗奔很害怕。他当过岳钟琪的部下，知道岳钟琪的厉害。他同时对岳也尚有旧恩未报：岳不但保举过他，而且在川陕总督任上把年羹尧所拿去送给“沃日土司”的美同寨等处，交还给他。 于是，在岳钟琪率兵逼近勒乌围之时，他就派人洽降。岳向傅恒请示，博恒认为可以准降。
岳钟琪就带了十二个随从，骑了十三匹马，大胆地走进勒乌围，在莎罗奔的寨子里解甲息马，畅叙了一阵，住了一宵。第二天，莎罗奔带了儿子郎吉，跟随岳钟琪出来，乘皮划子顺大金川而下，又溯小金川而上，到傅恒的军前投降，退还所占邻近土司的土地，宣誓不再侵犯，按时贡献，捉拿逃人，归还所掠民马，缴纳军械枪炮。傅恒也“承制”（根据皇上旨意）赦免莎罗奔的罪。这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间的事。
乾隆很高兴，下旨嘉奖岳钟琪，恢复他的公爵，免追当年征讨小噶尔丹之时七十几万两银子的亏空（包括被满人查廪丢掉的驼马）。同时，乾隆又加钟琪为太子少保，在公爵的“公”字加“威信”二字，称“威信公”，特准“紫禁城骑马”，还赏了一首御制的诗。
其后，往乾隆十七年（1752年），邻近小金川的杂谷土司苍旺胡作非为，岳钟琪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动手便把苍旺捉住。 两年以后，岳钟琪死在四川提督任上。他一生立功不少，起伏也大，是清朝唯一以汉人身份当到“大将军”的人。
傅恒由于岳钟琪大金川之捷，也升了官。岳钟琪被封为三等公，他则被封为一等公。岳钟琪的赐号是“威信”，他的赐号是“忠勇”。
他姓富察氏，是米思翰的孙子、李荣保的儿子。他与乾隆的关系很不寻常，他的姐姐是乾隆的“孝贤皇后”，他的儿子福康安，传说为乾隆的私生子。
在傅恒与岳钟琪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投降以后，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不再受大金川的侵扰。大、小金川一带平安无事，从乾隆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共有九年之久。（其间仅有杂谷士司苍旺在乾隆十七年小丑跳梁，立即被岳钟琪捉住。）
莎罗奔年纪大了，把军政务交给侄子郎卡主持。郎卡在乾隆二十三年又对小金川打主意，逐走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与革布什札的土司色楞敦多布。
这时候，坐镇四川的是总督开泰。开泰调动其他几个土司的兵，把小金川与革布什札收复。
四年以后，郎卡又侵略当年岳钟琪曾经驻扎过的党坝（一称丹坝）。乾隆命令继任四川总督的阿尔泰大举进攻。阿尔泰调了九个土司的兵，对大金川包围；郎卡屈服，阿尔泰不为已甚，乾隆责备他姑息。
其后，郎卡病死，郎卡的儿子索诺木继任土司。这索诺本比父亲郎卡与叔祖莎罗奔均厉害得多。他决定不再与小金川为敌，而改取联络小金川的策略。
恰好小金川的土司僧格桑（泽旺的儿子）也颇有野心，便与索诺木约好，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同时发动。索诺木攻革布什札，他攻鄂克什与明正。
乾隆听到消息，下旨叫阿尔泰自尽，派一个叫做桂林的满人为四川总督。桂林率领绿营总兵宋元俊等人，取道打箭炉（康定），出其不意，由南路进兵。果然在次年春天，收复了革布什札。
同时，乾隆派大学士温福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率领提督董天弼等人由汶川县出发．攻下资里与阿喀两个据点。
到了冬天．乾隆改派阿桂以参赞大臣的名义．代替桂林主持南路的军事，也升了温福为“定边将军”，叫阿桂与额亦都的玄孙丰伸额当“副将军”。阿桂一举而攻进小金川的土司所在地美诺，并且占领附近的底达木，把退休在那里的泽旺捉了．传话给大金川的索诺木，叫他捆送僧格桑，索诺木不理。
倘若这时候温福也像当年傅恒之信任岳钟琪，叫董天弼等人长驱直入，直捣大金川的噶尔崖与勒乌围，事情也就简单。然而温福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