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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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知道运河关系国家的漕运，不应该长此因黄河夺路而中断，于是他除了修建运河之内的各闸以外，毅然决然不惜工费，加开一段新运河，称为“中河”。功成以后，果然舟楫可以来往，漕运畅通。
第四，为了保护淮阴至江都（扬州）沿运河各县的农田，防免那溢进运河的黄河之水，溃决运河之堤，他兴筑若干所谓“减水坝”．在堤下开了若干可以开关的洞口，洞口之外接以小河与沟渠，以便于必要时放水。这样，既可防运河的泛滥或决口，又可以帮助老百姓灌田。
以上四项，均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直隶巡抚汉军镶黄旗人于成龙反对他，说他用钱太多，说“中河”并不能行船，说“减水坝”会促成以后的决口，说他的整个办法根本不对；不该着眼于运河及运河西边的洪泽湖、及东边的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等，而应该着眼于所谓“里下河”的出海之口，应该挑海口的沙。
康熙把靳辅召回北京，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叫他在宫里的乾清门和于成龙及若干廷臣当面辩论，康熙自己主持这一盛大而严重的辩论会。
靳辅说：海边的沙绝对挑不干净，而且海水长潮之时比海边陆地要高过五尺。宋朝范仲淹留下了一个很长的范公堤（在今日盐城与东台两县，由北而南，与海岸平行），便是挡住海水，不让它倒灌里下各河的。（泰县泰坝以北的叫做里河，以南的叫做下河。）
靳辅又说，他本就建议过，为了宣泄运河所负担的黄河、淮河与各湖之水，应该开一条新河，把运河的水接引出来，夹以南北长堤，直达范公堤，同时加高当地的范公堤由一丈到一丈五尺，把新河的水量积蓄到一丈高，比海面潮涨之时还高过五尺，然后把闸一开，不怕河水不流到海里去。
靳辅也顾虑到，在新河开了以后，水都跑到海里去，老百姓灌田反而缺水，他主张在新河河堤设若干涵洞，供应老百姓以必需的水。
靳辅的办法尽管很对，但是辩论终于失败。失败的原因，不是他不会讲话，而是于成龙有人附和。谁？漕运总督慕天颜。 结果，靳辅被免职，靳辅的智囊陈潢在押解到京之时病故，幸免治罪。康熙任命一个叫做王新命的作河道总督。此人一事无成，三年以后免职。康熙又把靳辅叫了出来，靳辅只好再干，干不到几个月，就积劳而死。康熙于是让于成龙试试。这于成龙倒也乖巧，把自己的妙法一概放弃，完全依照靳辅的办法去做，把事情做得十分妥贴，在康熙三十九年死在任上。康熙又派了一位张鹏翮来继承靳、于二人的事业，在康熙四十七年大功告成。（靳辅所设计的新河也造成了，便是今天江都仙女庙与东台白驹闸之间、经由泰县泰坝的“运盐河”。）
黄河倒也识趣，不再胡闹，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便绕了淮河与运河，改道而走，由山东入海，直到今天。（抗战期间一度改道，于胜利以后回龙。）
《细说清朝》四四、通漕
康熙自己说过，他在亲政之初，便认为削藩、治河、通漕是三件待办的大事。这三件大事均与财政有关。削藩与治河，都是花钱的事，但办好以后，增加岁入极多。通漕，实际上完全有赖于治河。运河被黄河堵塞了，漕米便到不了京城。
“漕”字从水从曹，是用军曹押船行水运粮。漕的创始者是秦始皇。他为了伐匈奴，而不得不“飞刍挽粟”。两汉、唐、宋在京城（长安、洛阳与开封）均驻有重兵，这些兵与中央各衙门的大小官吏每年要吃很多的粮，而且薪俸也用米、麦计算，所以必须由产米、产麦之地漕运大量米、麦到京城来。当时的运道，是由长江经由“邗沟”入淮，由淮经由汴河入黄河，然后溯黄河而上，到达开封、洛阳、长安。
元朝的首都设在大都（北京）。忽必烈（元世祖）叫郭守敬开了一条“通惠河”从大都通到通州（河北通县）接上白河，再连上卫河，到达山东的临清，由临清再开一段运河，直至淮阴。淮阴以南、长江以北，利用原有的邗沟。长江以南，从镇江到杭州，经由常州、苏州、嘉兴等地，也有许多天然的小河流及南宋以来的若干大沟渠可以利用。
忽必烈如此做法，本也未可厚非，但是错在不明河北与山东的地形，把许多流向东北的河（包括黄河）用一条运河截住去路。元、明、清三代之所以常闹水灾，与运河颇有关系。
元朝虽则开了运河．却不十分靠运河来转漕，主要的还是靠海运；用大船沿着海岸线走。明成祖改筑了山东境内的运河（称为会通河），才把海运废了。
康熙初年（从元年到二十年），由于郑经雄踞台湾，控制了东南沿海，海运无从谈起。所以治河、通漕，便成了迫不及待的事。 在靳辅与张鹏翮先后把治河的工作完成、漕运畅通无阻以后，也就没有人想得起元朝海运的前例了。（到了道光六年，清朝政府才由于琦善及陶澍的建议，恢复海运。）
清朝沿袭明朝的成规，在顺治二年立下每年漕运的总额四百万石。其中有三百三十万石运送“京仓”，叫做“正兑米”；七十万石运送“通仓”，叫做“改兑米”。
负担漕米的责任，以江南行省（包括今日的江苏、安徽）为最重，占了三百万石之中的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四百石。其次是浙江，占六十三万石。再其次是江西、山东、湖广、河南。（山东、河南另加三十万石左右的小麦、小米与豆类；江、浙二省加征宫廷所需的白粮＇糯米＇二十二万石左右。）
老百姓除了缴纳漕粮的正额之外．照例要加纳所谓火耗。这“火耗”有时相当于正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六十六。
附带于漕粮的另一虐政，是所谓“折银”。官方常常不收米而收银，所定的米价每每超过了市价，老百姓必须以贱价卖米，按照官价缴银子。
康熙虽则下过几道圣旨，限制火耗与折银的数量，但是官吏、胥役把漕运看作私人的财源，康熙的圣旨等于白下。
《细说清朝》四五、理财
元、明、清三代的财政，总而言之是“糊涂账”。稍有条理的两个很短时期，是张居正当国的十六个年头（从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明神宗万历十年），与雍正一朝（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
康熙颇想把国家治好，然而为人太重感情，摆脱不了左右的佞幸，真是美中不足。佞幸包庇督抚与布政使，督抚、布政使包庇州、县官，州、县官包庇胥吏、里甲，于是老百姓在下而受剥削，康熙在上面受蒙蔽。如此情形，本不限于康熙一朝，可惜的是康熙力图整顿，而整顿不出多大结果来；常常减赋、免赋，而徒供贪官污吏中饱，老百姓受不到实惠。
当时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丁银与田赋。男子十六成丁，六十而免。每丁每年的“代役钱”，各省各县不等，最少的是银子一分五厘，最多的是八九两，普通在五钱与一两之间。
少数狡猾分子“投充旗下”，甘心当旗人的“包衣”（奴才），免纳丁银，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在名义上献给旗人，再用“佃户”的身份领回，藉以免纳田赋。也有不少的人，用同样方式依附汉人绅耆。绅耆是地方上回籍退休的大官，或现任大官的子弟亲戚，照例丁银也不出，田赋也不纳，督抚与州县官对他们巴结之不暇，怎敢和他们为难？
两江总督郎廷佐是一个例外。他在康熙十二年就任，清查了一下属内积欠的“逋赋”，查出四百余万两之多。他把所谓逋赋分成三类：（）官侵，（二）吏蠹，（三）民逋。列了一个表报告康熙，而且指出姓名，包括一位在朝作官的状元徐元文在内，说徐元文的家属不缴丁银，不纳田赋。（这徐元文并非坏人，坏人是他的哥哥徐乾学。）
顺治末年，中央每年的税收有银子二千一百五十多万两（包括田赋的折银在内）与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了康熙中叶，在打平吴三桂、接收了吴三桂所割据的云贵地盘以后，税收仍不过是银子二干六百三十多万两与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银子虽则多出四百八十万两，但粮食少了一百七十万石，以一两抵粮食一石（当时的平均价格）来估计，所多出来的不过是二百五十万两而已。康熙的积年整顿，可谓白费心力。
康熙除了丁银与田赋两项收入以外，尚有盐税二百七十万两左右、关税二百万两左右。但是所有的税收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三千六百万两而已。
他本人竭力俭省，把宫廷的开销减到最低限度。他说，明朝末年宫内每天要花费一万两银子，他一个月只准内务府花五六百两银子，加上各项赏赐，也不过是一千两左右而已。明朝末年宫内烧木柴，要烧二千七百八十几万斤，他只烧了六七万斤。明朝末年宫女有九千人，太监尤多，他只用了四五百人。
宫外的军政各费，他也管得很紧。治河不得不花钱，靳辅用了二百多万，很值得。
最花钱的，自然是几次战争。打吴三桂及其孙子吴世В欢ɑ思嗟那Ｈ吻渍鞲炼ぃ胗帽鞑兀部瞬簧佟�
康熙年间，每年经常费的支出共有多少，史无明文。我们仅知道，在乾隆三十一年，是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以上。这个数目，并未包括直接支付兵士与旗人的粮食，与每年八十万两左右的河工维持费。换句话说，中央的岁出，超过四千万两。
康熙比乾隆俭省得多，但无论怎样也得花上银子四千万两左右。日本的历史家稻叶君山，说他每年应该有四百万两左右的不敷之数。他在位六十一年，加起来岂不是要负债到两万万四千四百万两吗？
然而事实上他不仅不负债，反而存了不少积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他已经存得五千多万两。
在康熙十八年的时候，他卖官鬻爵，卖了三年也不过卖得两百多万两银子。（出钱的人，可以不经考试而列为秀才，称为“监生”；也可以取得当“知县”的资格，称为“捐班”，知县是官委的县长。）
康熙另有一个财源：铸钱。顺治元年（祟祯三十七年），多尔衮便已在北京用铜铸钱。每一个铜钱，用三分红铜、七分白铜，重量合为库秤一钱，称为一文。顺治二年，把重量提高到一钱二分；顺治八年，提高到一钱二分五厘；其后又提高到一钱四分。每一百个铜钱，规定等于银子一两。政府发薪饷与收丁粮，一律以“银三钱七”搭配。
康熙元年，鳌拜等人除了把已有的“顺治通宝”钱照旧行使外，发行新的“康熙通宝”钱。元年以后，每年均加铸若干“卯”。一卯是一万二千串，每串是一千文（等于一两银子左右）。
倘若康熙年间每年铸钱的数量和顺治元年一样：三十六卯，那末，政府等于多了四十三万二千两银子的岁收，除了铜料与工资，也可以略为弥补岁入不足之数。
此外，康熙还有“意外”的收入。鳌拜、蔡毓荣等人犯了罪被“抄家”，抄出来的财产很可观。吴三桂在云南也替康熙留下极多的金银财宝。
因此之故，康熙才能够常常对老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灾、旱灾与兵祸的地方，免税或减税。他也常常一笔勾消老百姓若干年来的欠税，小予追收，据张鹏翮估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八年为止，前后所免、所减的丁粮（沿称“钱粮”），共达一万万两以上。 康熙而且“轮免”了天下丁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在这三年每年免掉全国三分之一省区的丁粮。（他生平羡慕汉文帝之曾经普免天下赋税，颇想在历史上也留一个美名。） 这么一来，中央的仓库岂不是要短收几百万石粮食与几千万两银子？他认为中央的仓与库，已经收藏了太多的粮食与银子，用不完，而且也藏不下。粮食容易坏，自不必说（他在康熙五十五年把仓中的“陈粟”提出四百三十几万石作为兵士的额外之赏）。银子，按照清朝的定例，也是依次先启封“旧”的“元宝”（每一锭元宝，净重库秤五十两），然后启封新的元宝，可见库中的元宝极多。（他曾经命令各省存一些银子在省库，不必解到中央的库。）他所作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从康熙五十年开始，所有“滋生”的人丁，概不加赋。换句话说，他把全国丁银的总数，固定在康熙四十九年的数字上。这是自动减低政府的岁收，可谓史无前例。同时，这也是鼓励生育的一种有效政策，而且增加了其后户口统计的确实性。
果然，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便从康熙五十年的二千五百零八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人（包括新出生的男婴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人），一跃而为乾隆二十九年的二万万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七人。中间相隔，仅有五十三个年头。
再过五十五个年头，嘉庆二十四年，统计数字又进了一步．跳出三万万的大关：有三万万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