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陆权强国-第5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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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中闪过最后一个念头，几枚手榴弹突然爆炸开来。根本来不及躲闪的两人并着溥伟的尸体，都被炸得粉碎！
“嗖！”
寻常人只看到溥伟的府邸上方突然亮起了一个刺眼的红色烟花。
看到几人尽皆被炸得尸骨无论之后，陈冬嘴角突然多了些笑容，他似乎有些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了！
“撤！”
正如来时一样，一队人快速的消失在了溥伟的府邸之中！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四百零八章 盐政改革
自打甘肃战事开始之后，李汉真是难得有休息下来的时候。虽然军务、政务下面给他分去了不少，但是战略布局上面，军政府太缺少合适的决策者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一边忙着为西藏那边扫尾，一边要关注甘肃战事，一边要忙着在湖南落子，一边要跟江苏的共和党人积极联系为自己跟川鄂联合军政府在‘倒庄风波’中的不作为做辩护，以积极争取拉回更多的印象分。
除此外，掌握全局欲望强烈的他一边还要分神忙碌每天接收情报司从省内传回来的一些秘密情报。在他不遗余力的发展支持之下，情报司目前共有高达1761名职员，分布在省内省外各处，每天为他搜集到海量的情报到他手上。这其中也包括军政府诸位高层将领、官员每日同谁谁谁碰面、交谈记录等，或许正如有时候他自己脑海中突然蹦出来的一些想法那般，除了自己以外，军政府内他能够完全相信的人没有一个。
有时候想起后世共和国的一帮导演们拍出来的那些近代剧他就想笑，在满脑子都是如何不被和谐的那个国家的一帮作家、编剧们笔下，这个时代的军阀们、势力们个个劫掠民财、鱼肉乡里，日子过得滋润无比，再不就是去整个几房姨太太，抽抽大烟打打麻将。有时候当他对于一堆如山一般高的公文时，他突然间脑子里就会蹦出来一个想法，或许自己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种日子！只是很快他就被副官忙碌着从外面刚刚抱进来的一队文件击碎了这点小心思，即便是他处理完了手上的文件，可能早在十几天前等待他接见的人便已经将拜会的名帖递到了督署的会客登记处了。
细数下1912年10月12日这天他的日程。
上午7点刚刚起来就被赵诗嫣牵着去后院散步加赏桂花，上午往渔政处走了一趟，顺便让渔政注意不要过度捕捞，经常购买些鱼苗放生。中途还批了二十多份从西藏、甘肃发来的紧急公文。中午一边吃饭一边接见联合盐业来武昌交接第三季度公司分红的股东代表们，就联合盐业从分红中拿出七十万购买一批来制造精盐的机械跟股东做了个通气。
紧接着整个下午都在忙着视察盐政！
如果从二月川鄂联合军政府成立到现在算起来，这已经是李汉第三次视察盐政了！不过入了夏天一来，这倒是他的第一次。不是李汉不想来，也不是军政府最近盐政做得实在是太好了，而是先是忙着西藏战事，借着又要准备吞并甘肃，分身乏术的他，不得不推迟到现在。与李汉同行地，除了工商总局局长周善培和几个工商局的几个干事外，还有他的情报长官跟财政部长。
川鄂联合军政府成立以后，因为农业上的免税跟工商上的一年减税，导致军政府如今除了盐税之外，剩下的能够填补军政府这个大漏洞的手段就只剩下实业经营等少数几个，加上盐政又是军政府对外借款的最大抵押凭证之一。因此，对于财政窘迫，急需增加收入的军政府，整顿盐政便成了当务之急。
在汤化龙和胡瑞霖的共同推荐下，前清咨议局议员出身、刚刚加入共和党的郑万瞻成了财政部麾下的湖北盐政处处长。此刻他正在位于应城的湖北盐政处所在地焦急地等待李汉等一行人的到来。财政部麾下共有四川盐政处、湖北盐政处两部。因四川局势要比湖北复杂的多，加上距离武昌也有几日的路程，所以现在离不开武昌的李汉只能先坐船到汉阳，然后经京汉铁路到孝感下车，随后该走陆路往应城。
湖北之盐在应城，这是随着李汉提前半个世纪开发应城这个巨大宝藏之后，应城人得意宣扬的一句话。目前联合盐业在应城共开发了盐田约莫17万余亩，因为是大盐田并且随着后续盐井的完成这里的年产量将超过二十万吨以上，预计到明年年底就能达到四川八成以上的年产量。从一个贫盐大省到可媲美四川这种传统产盐大省的转变，这是李汉带给湖北最大的变化之一。
应城实在是太年轻了，比起已经有了千年以上炼盐历史的四川，应城也不过是个懵懂幼儿，也是因为如此，相比较四川省内盐务问题上的利益纠缠，这里无疑要清明的多，因此军政府从几个月前就在准备，要拿应城县开刀，推行盐政改革！
胡瑞霖跟周善培都是第一次到应城，虽然有李汉在旁边，不过两人明显兴致很高，一到达地方之后，就鼓动着要去视察盐场，路上听着郑万瞻的汇报，一行人边走边聊：“盐为人体所必须，且需求变动不大，自古以来，就是课税对象，一来稳定。二来可靠。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其中又以日本人均用盐最高，年均在18斤左右。我国乃是产盐大国，也是贫盐大国。因为盐价对于民众来讲价格绝对谈不上低。所以遍观整个民国只有江浙沿海等民间普遍富庶的地区最高，人均一年消耗16斤左右；北方内陆地新疆地区稍少，也在912斤以上；东北外蒙西藏再次之约莫58斤。民国人口众多，约莫四万万又五千万人，这盐乃必须消耗之物品，是故即便这里面有众多的猫腻，每年一样能往前朝朝廷上交数千万两白银之众！”
制盐方法，由于资源不同、各地自然条件地差异。制盐方法各不相同，可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辽宁、直隶、山东、淮北、福建、广东等地地盐主要为滩晒；江苏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场之盐有用板晒地，有用釜煎地；四川、云南、湖北的井盐大多为汲卤煎制；山西、陕西、甘肃、蒙古、新疆等省的池盐则系晒制。
滩晒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盐池设在盐滩附近，滩分为沟滩和井滩两种。所谓沟地处指在近海之处事前挖掘土沟，以便容纳海水。井滩是指在距海坡稍远的地方。选样碱地卤旺之处。挖井汲水，然后晒盐。先开沟纳潮，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二层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卤之处在长芦、辽宁盐区叫卤台。退潮之后，海水流经数个方池。层层套晒。经日光蒸逐渐浓缩为卤，当卤水已形成时。乃放入卤台，并导入成盐的小池，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如果滩地距海较远，则掘井汲水晒制。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后，晒法同前。由于滩晒方法简单，制成之盐成色又好，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二分之一还多。
就质量而言，以滩晒最为坚实、味咸，釜煎次之，板晒最差，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每年春秋两季，如逢天气晴朗，生产相当顺利，场价每斤不过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从四厘到一分不等。
纯以质量来说，川鄂所产之盐无疑要比沿海滩晒的盐稍差一些，不过不同于对天气要求非常高的沿海，四川、湖北两省井盐无论什么天气都能开工，所以，总产量赶超那边是很轻松的事情，预计到后年年底，川鄂一年产盐总量将会超过两淮、长芦两地之和，大工业的力量面对两淮、长芦还在使用的传统手工作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只是，若纯以成本来竞争，川鄂并不具备价格上的竞争力。因为四川煮盐需要采购大量的木材，应城则因为机械化程度较高，需要购入大量的煤炭。结果本来机械做工带来的优势，又被拉了下去！
郑万瞻一边说，一边将国内的各处的盐务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免得周善培、胡瑞霖等两眼一抹黑。
李汉已经不是第一次过问盐政了，倒是比其他几人知道的多不少，他边走边问，“咱们川鄂的井盐已经大量采购机器作业，生产能力已经比之两淮、长芦不差多少了，但是我听联合盐业那边说道，咱们的盐在跟两淮的盐竞争时竞争力不大，这是为什么？”
“产盐量上去了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万瞻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170019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900余万。四川的盐税约莫跟粤盐盐税差不多，一年都在400万到540万之间，但是咱们湖北自去年十一月截止到现在只有178。24万元，这里面固然有军政府的减税因素在里面，更多的原因却是咱们的盐只能在省内低价卖，卖不到省外去！”
李汉眉头一皱，现在川鄂两省的年产盐量加在一起约莫49万吨，已经超过了两淮拥有了国内第一的产盐能力了，但是加在一起乘以三才勉强等同于两淮每年贡献的盐税，这里面似乎有些解释不通的地方了！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最终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四川因为川盐济楚之后便遭到了淮盐背后利益集团的打压，导致川盐只能在附近贫困省份买卖，盐税平均1。2两上下，湖北之前因为不是产盐省份更是只有0。27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但是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
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盐商联手打压川鄂之盐。
郑万瞻叹息一口，“川鄂盐务乃开百年旧制之先河，传出经略使欲革新盐务的说法后，各方势力争相联手打压我川鄂之盐务，四川我且不提，但只说湖北盐务吧。经略使可能不知道，国家税赋容易计算，历年都有积档，但规费、报效等，并非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而是流入私囊，准确数字难于计算。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总数约和正税相等。以后历朝都有整顿，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显然，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地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但不能、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的估计，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3。至于报效，起源于乾隆中期，以后每逢大宗军需、庆典、工程，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长芦、山东、两浙亦数十万两，几成惯例，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虽无加税之名，却有加税之实。”郑万瞻最后总结道，“我国食盐税率平均约为每百斤18两，合银元27元，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五倍还要多。而同期西欧各国的盐税较低，折合我国货币，约每百斤1。2元至1。3元，日本则为1。48元。因此，我国平均盐税比外国要高出两三倍左右。如此算来庞大的利税之中夹杂的利益高达数千万两，系数都被各大盐商跟早年盐务官员贪墨，咱们川鄂盐税平均低于全国，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产量在两淮之上，每年所含之灰色利益要少两千余万。没有这笔利益吸引，各地盐商纷纷联手抵制咱们的食盐销售，别看联合盐业现在一年能够赚取七八百万，实际上，这个利益也不过是占去了被军政府抛弃了的灰色利益的不足三分之一罢了！”
“灰色收入是吏治败坏的源头，这块利益不要也罢！”李汉皱眉道了一句，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一般，猛地转过身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郑万瞻，“郑处长，你在经办盐税期间，可曾收受贿赂、勒索盐商？”
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众人的眼睛一下子盯着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