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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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前些天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一则新书的宣传文章，介绍一本马上要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封面上印着李承鹏等四个人推荐，其中一个赫然是我的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封底还有“我写的”一段推荐语。而事实上，对这本书，这个作者，甚至这个编辑，都一无所知。
我致电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营出版机构，问是怎么回事。编辑说张老师，那个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说那赶紧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荐这本书。编辑很惊讶，说，推荐一本书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张老师您就同意吧，请您推荐，不是说明您在读者心目中有很大影响吗？这是好事啊！我觉得那推荐语写得也不错啊！
我费了好多口舌之后，编辑才相信我是认真的。她说，封面已经印出来了，如果更改，要损失很多钱。经她请求，出版机构的领导同意给我一笔丰厚的推荐费，以换取我不撤掉推荐。
我拒不同意。编辑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来编辑是辽宁人，是我好友的同学的侄女。据说好朋友的同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趟沈阳：
因为小编辑刚刚工作不久，如果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可能会失去工作。
这位朋友以前很热心地帮过我的忙。他多次打来电话，劝我想开一点。
现在推荐一本书，谁还当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后，我还是拒绝了朋友的请求，坚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处理结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还可能使一位小编辑的前途受了影响。许多人听说这件事，都说我做得不对。
我的“心理疾病”确实令我落伍了吗？
第十三节
因为现在身为清华大学历史专业的博士后，与“学术圈儿”的交往比“文学圈儿”还要多，所以我现在应该算是游离在“文学体制”的边缘，介于文学社会和普通社会之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纯文学”范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出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类的书。而《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读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当代》上开有专栏：他们很少读文学期刊。“纯文学”和“普通阅读”，几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阅读大都固定在纯文学范围内，每一次文学圈内的会议，大家带的书，谈论的阅读，大都是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基本都在严格的“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致力于艺术质量。
“文学圈”远比“学术圈”更远离普通社会。每一次学术会议，那些专家学者私下交谈的，都是社会热点，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个个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学会议，朋友们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杂志上发了什么东西，哪篇被转载了，哪部作品又被列为“重点扶持”。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远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协里，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谁又偷偷把另一个人办公桌上的稿费单冲进厕所了。在某个笔会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决定某个女作家今晚睡在哪里……和这个社会密切相关的唯一一点，是探讨如何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我读到一些对文学体制反思的声音，我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我和朋友们开过一些玩笑。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葱拌豆腐式地定义的。我在“文学圈”里遇到过许多温暖的人和温暖的瞬间，遇到过很多认真的编辑和几本敬业的杂志，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精英与国家同方向前进时的干净清爽。比如《天涯》杂志多年前开的一次笔会。
如前所述，我的《无处收留》当初被《天涯》因为太长委婉拒绝。当它在《钟山》上发表后，《天涯》副主编李少君写来一封约稿信，说韩少功看到《钟山》上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他，说他错过了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接连在《天涯》上发表了几篇东西。说实在的，《天涯》这本刊物在所有文学刊物里最适合我，因为它办得不那么“纯文学”，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杂糅性，与我的写作风格比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请，年底到海南开笔会。“笔会”两个字，在文学青年时代特别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应该是一个小团体的神仙会一样的精神会餐。大学里读文学杂志的时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笔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到了海南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笔会，只有九个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张承志、莫言、李陀、王晓明、翟永明、汪晖。还有主人韩少功和蒋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我就读过多次。我很奇怪，为什么韩少功要请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参加这个笔会。不管怎么样，我心中难免暗自激动。
一见面，张承志就开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时“九一一”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觉，是有点像。体格粗壮，大鼻大脸，眉毛又粗又长，头顶毛发已经稀疏，声音重得近乎发瓮，显然雄性激素十分发达。和想象中的把编辑从家中骂跑的孤傲不同，张承志礼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随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觉很新鲜。汽车沿环岛高速路行驶。山峦优美，千万株桉树见缝插针，热火朝天地竞争、拥挤、勾结、倾轧，迫不急待地生长。开会的地址是岛内的七仙岭，这是白云缭绕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顶七峰并立，如同七位仙人侧立。推开窗子，遍地椰树的翠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和这些“文学英雄”在一起，我感觉又兴奋，又舒服。他们都真实朴素而自然，他们身上，有着我想象的“八十年代气质”。这个会上聊的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莫言对于大家在会上总是“胸怀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酒杯，抿着红酒，随口编了个顺口溜：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又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又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这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韩少功下乡隐居的年代。
这是文学似乎能影响社会的年代，又是文学一钱不值的年代。
文学圈里，拉帮结伙的多了，孤军奋战的少了。
无耻吹捧的多了，严肃批评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谦虚谨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好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关心文学的少了。
冒充理论家的作家越来越多了，像我这样不会说话的越来越少了。
丰乳的方法越来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来越少了。
……他一口气编完，大家都大笑。蒋子丹立刻要求，这串顺口溜要交给《天涯》，放到“作家立场”里发表。
这个笔会让我感觉到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的余温。
第十四节
一九九六年，当我拿起笔的时候，误以为写作能给我带来一切。转眼，写作已经十六年了。我也由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付给了书桌。抬头一看，几乎一切都已经沧海桑田。
十六年的时间已经把我身边的很多人变成了我所不认识的另一个人。我的一位朋友，当年因为自小怀抱了当作家的梦想，拒绝给当地主要领导当秘书。如果那时他从政，现在至少也当一届县长了。当年，一谈起文学，谈起社会，他总是眼含泪水。而如今，他开始沉醉于一个鸡肋一样有名无权的副处级小官职，以善于讲话和敬酒而闻名，在他偶尔批判什么的慷慨悲愤中，每一次都夹杂着自己的巧妙诉求。有一次酒后，他对我说：操，鸡巴十几年，白活了。要是让我重新活，我才不他妈当什么作家呢！
是啊，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沧桑”的一代：通常状态下几代人才能经历的历史变化，都压缩到我们这一代身上。应该说，有一些变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蔓蔓青萝》、《泡沫之夏》、《潇然梦》……今日，某大学图书馆公布其2009年秋季学期借阅书籍排行榜，前100名几乎全为网络文学书籍。据该排行榜显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学英语规律338条》，其余的均为在网络上曾风靡一时的网络文学作品，如《玥影横斜》、《爱在唐朝》、《失踪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晓溪、安妮宝贝等青春小资文学作品。而与高校专业课程相关的书籍均无缘入榜……”
自己坐在大连市图书馆，翻读文学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读到这样的新闻，怎能让人不恍如隔世？当我恍惚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发现整整一代人的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子套牢。我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象。在二十多年前，这个世界就已经转向，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些人，是最后一代“文学青年”。
第十五节
现在的我，已经成了历史写作中的“资深”一员。资深的一个证据，就是作品纷纷开始再版。
想当初和广西师大贝贝特签合同的时候，因为是丁东老师引见，所以在谈合同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书出了几年后，才发现版权期居然是八年而不是常见的五年。人们常爱用八年抗战这个词，这说明在人的感觉里，八年是一个有点长的时段。确实，在这八年里，我换了两次工作，读了一个博士，又出了四本书。但是每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如果只能写一本书，我还是会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确实，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本书，也是读者们提到我时最常提起的书。
在这八年当中，有很多家出版机构提出提前再版这本书，但是原出版方一直没有同意，虽然后来在整整六年间，权版页上的印数没再被改过。这是中国出版界常见的现象之一。现在，时间到了，为了这本书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的吴怀尧开始操作这本书的再版。
这次再版最大的变化，是朱元璋一章，由原来的七万多字，扩展成近二十万字，就是说，由一篇人物随笔扩展成了一本书，一本完整的《朱元璋传》。希望它在已经出版的众多《朱元璋传》中，仍然能显现出自己的个性。
其他篇章，进行的调整比较小。现在回顾早年文字，有些地方，还闻得到青涩味道。可是，我很珍视这些文字，因为它们是不可复制的。每个生命阶段的文字质地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的早年文字中时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做作，但是这些文字里面，灌注着力量、激情和理想。在这些青涩的文字中，我能感觉到自己彼时的单纯，感觉到奔涌的生命能量，感觉到自己当初用大铁锤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壮。
![[七五]王朝的废柴生活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1/177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