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快日记_蔡康永-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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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就发现他们虽然每年申请进入电影摄制研究所的人超过六百，而名额只得三十人，但他们在筛选时，却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分别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也有念历史、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沦落为“职业训练班”？　

加州大学的第一步，就是免除了技术导向的包袱，仔细吸取各领域能为电影再加分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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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当然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该校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就给了我学费全免的优惠；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世的强硬原则。　

所以有些经历，都使我相信了大学理念，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靠号召人力、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的受了惠，原因很简单——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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