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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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进了一步，这一点很难否定，有些经验认识至今仍然适用。
　　此外，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制定的10年规划规定，今后5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点放在解决吃、穿、用上。为了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在安排好农业、轻工业的基础上，对重工业量力而行。王任重说：“这是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①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应该说主要体现了这一精神。


有关大会的成果（2）


　　上述总结，是对建国12年来经济建设方面做出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基本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曾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消灭敌人，夺取政权，结果险些葬送革命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又犯了经济建设的急性病，恨不得仅用几年时间就使中国强大起来，结果栽了一个更大的筋斗。吃了几年的苦头，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说，“大跃进”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还认为“一张白纸”有优越性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开始不这样认识问题了，开始懂得中国不但不可以马上改变落后的经济现状，而且因为经济落后，处处受掣肘，至少农业就在扯着工业的后腿。大会使全党更加冷静下来，开始自觉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人们去认识，去探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立足国情，要克服“左”倾盲干，使人们从思想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自觉。
　　四、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是缺乏经验。大会在讨论时，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认为缺乏经验是一个原因，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说假话、搞浮夸总不能说是缺乏经验，关键是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讲话，动不动就拔人家的“白旗”，戴右倾的帽子，就批判，就斗争。结果弄得党内风声鹤唳，万马齐喑。如果民主气氛好，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大跃进”期间，就因为这些机制不存在，才会一错再错，而且得不到及时纠正，乃至泛滥全国，造成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这一点在大会讨论时，不少人纷纷提及。但事后刘少奇说，“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
　　那么，起草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注意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刘少奇等似不会认识不到，关键是毛泽东没有谈到，所以刘等不便深谈。到1月30日，毛泽东作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之后，大会的气氛才再一次活跃起来，刘少奇等的讲话也随之深入起来。
　　2月8日，刘少奇说：“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这一篇道理，在小组会上反映出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过去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②刘少奇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我们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①刘少奇后来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又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许多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③刘少奇的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大会给人传达的信息是，以后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让人讲话，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再搞过火斗争，不能让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对过去反右倾、拔“白旗”搞错了的要一律平反等等，这些都是从上到下通过大会总结经验而达到的共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与会者都能认识这么深刻，其中还存在相当不同的认识，但至少大会表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形势，这样一种气氛。而这样一种民主、奋进、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气氛，无疑立即鼓舞了当时人们的士气，振作了大家的精神。
　　大会上，粮食征购问题的最后解决，就充分体现了大会的民主精神。本书在介绍召开大会的原因时，曾谈到直接的起因是粮食问题。大会之前，在粮食征购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几乎是对立的，中央决定从地方上购粮150亿斤，结果地方叫苦连天，不愿接受，中央无奈专门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个一个地落实。这些书记们在中央的压力下，虽然接受了征购任务，但很勉强，表示还有难处，中央这才决定召开有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后改为七千人大会），同时强调要反对本位主义，地方要顾全大局。现在，中央真正放下架子，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省委书记的热烈欢迎，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认同。当时的王任重在日记中说：“这个问题一解决，这次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终于得到完全胜利，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为今后党的会议树立了典范。”由此也可以印证当时许多与会者的心情同王任重一样，是愉快的。
　　大会在取得重要成绩之外，显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但毛刘之间最决策高层的思想不但没有统一，而且加大了分歧。④当时刘少奇表示，大会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结只是初步的，以后还要总结；毛泽东也表示了这个意思，“是一个初步的总结”。他们两人都认为这个总结是初步的，那么这个“初步”在毛和刘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毛泽东认为，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三面红旗”到底正确不正确，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检验。⑤刘少奇则认为，一是时间短，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总结只能是初步的，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死了那样多人，生产力遭受那样大的破坏，不能总结一次就行了，以后还要不断地总结，在这一点上，就与毛泽东不大相同了。
　　还有，这次大会没有从　“三面红旗”，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三面红旗”到底对不对？大会明显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提出了相当严重的质疑，有鉴于此，大会只是作出了对“三面红旗”允许怀疑的承诺，但最后还是表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还要继续高举。因为没有在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错误，也因为还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对日后出现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践探索就缺少了理论上的支持，使之很容易便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或者是被当作错误路线打压下去，如“包产到户”等问题。


有关大会的成果（3）


　　再有，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行，或者说，怎样才能防止以后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则没有深入的讨论和总结。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对庐山会议人为制造的所谓“反右倾”斗争，并没有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仍然保留了对彭德怀等的错误结论和错误处理，以彭德怀有一个所谓“反党集团”，又有“国际背景”为理由，不予平反。用这种态度对待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本身，就表明党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在根本上被触动和解决。
　　此外，林彪在会上作的鼓吹个人崇拜、掩饰错误的讲话，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即使是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比如，报告中历数了很多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正确意见，但对毛泽东的错误意见则避而不谈，并结论说：“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这些话，连毛泽东本人看了也觉得过意不去，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⑥情况表明，一方面，如林彪，不顾历史事实，居心叵测，对毛泽东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也存在自觉为毛泽东开脱的倾向，这对克服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专断作风，转变“左”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总之，七千人大会既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也留下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这里有认识的局限，也有不少个人的因素。它的成就，带来了大会之后的一片新气象；它的不足，注定了那一片新气象的出现必然是短暂的。1980年11月16日，经过18年反思的陈云，回顾这一段历史说：“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①陈云的话，令人扼腕深思！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1）


　　七千人大会，未在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左”的错误，注定了党的工作还会出现反复。但这是我们今天才能有的认识，当时人们并不可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被当时所出现的让人讲话、允许怀疑“三面红旗”的民主气氛所鼓舞，解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在各项工作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七千人大会”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大会结束后的最初阶段，毛泽东和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想法是比较一致的，决心发扬大会精神，在党内外继续营造民主气氛，使党、政、军、民、学等七个方面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1962年2月22日，毛泽东批复刘少奇，人大“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①此处的着重号是毛泽东自己加的。不言而喻，他和刘少奇同样都很期望能出现这种局面。4月9日，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于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情况，“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②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主党派、外交等方面的新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调整的步伐加快了，调整的力度加大了。
　　反映在思想领域，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编辑、赶印了《魏征传》，希望以史为鉴，来配合当时兼听则明的政治气氛。有些剧作者还立刻创作改编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③一时间，一股民主宽松的春风荡漾在人们中间。
　　人们开始变得敢于讲话了。比如，这年的2月17日，周恩来在电影、话剧创作座谈会上说：“1959年5月3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和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④周的语气表露出一种愉悦的心情。1962年5月底6月初，邓子恢在部队讲农业问题时，兴奋地说：“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当他谈到安徽的包产到户时，还说：“过去我这样说是要被带上右倾帽子的，现在我的右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⑤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反复强调：“要鼓励各种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做决定。”他还在1962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⑥积极鼓励大家要敢于讲话。
　　这一年，人们像是又回到了久违的党内那种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党内大有一种精神解放、手脚放开的令人愉悦的轻松气氛。
　　在经济工作上，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在讨论1962年的国家预算和国内的经济形势时，刘少奇对经济形势做出不同于七千人大会的大胆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