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狗秋千架-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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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也苦笑着说：“本来是想跟老八开个玩笑的，没想到闹出了大乱子！”
母亲说八婶结婚第二天早晨，大奶奶就从鸡窝口搬来一块捶布石，放在八婶炕前，又拎来一把铁锤，端来一盆沾着点红肉星星的猪骨头，冷冷地说：“闲着也是闲着，找点活儿给你干。把这些猪骨头砸成泥，搓萝卜丸子吃。”母亲说大奶奶太刻薄了，新媳妇三日不出洞房不下灶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在她手里竟改了。人家穿着一身绫罗绸缎，你让干点别的也好，可竟让砸肉骨头！母亲和众妯娌去看八婶，一撩门帘，就看到八婶在屋子里边砸骨头边流眼泪，溅起的骨头渣子把她的新衣服都弄脏了。
四
大奶奶病情日渐沉重，看情形是挨不过春节了。八婶早就赶来，在床前日夜守候着。
腊月二十三日，盼儿开着一辆拖拉机来了，说是来接八婶回去“辞灶”。因为大奶奶家那条胡同很狭窄，无法掉转，他便把拖拉机停在我家门口。停车后先到我家，见到我和大哥，他很亲热地笑起来。我以“哥”称呼他，但心里略感别扭。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戴着一顶狗皮帽子，手上满是冻疮却没戴手套。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瓶白酒，说是送给父亲过年喝。父亲推辞着，但还是接了。坐在炕沿上，他抽着烟，雪白的烟卷儿与他乌黑的手形成鲜明的对照。每年春节，他都跟着八婶回来上坟祭祖，一般是年除夕下午来，初二晚上发完“马子”赶回去，年年如此，从不耽搁。可以想象愈老愈古怪的大奶奶如何对待他们，但他们依然来。
我曾经对父亲说，要是我决不来！图什么？父亲叹息道：还不是为了找个归宿，让外边人看着，知道他们是咱老管家的人，要不两个孩子不就成了野种？我说野种又有什么不好！父亲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你八婶是个有心计的人。
盼儿闷闷地抽着烟。大家都感到压抑。父亲长叹一声，说：“盼儿，我对你说了吧，你爹有信了。”
闷了半天，盼儿说：“我早就听到风声了，小姑姑也是看差了秤，包着盖着干什么！没有爹我也活了四十多岁。难道下半辈子没有爹我就活不下去了？俺奶奶怎样对待俺娘们，你们也都看到了，都是俺娘痴心，不是为着她，我来这儿干什么？为了那两碗不咸不淡的烂饺子？大伯，您得为俺娘争公道！”
说完，盼儿起身去东胡同看大奶奶，我和大哥把他送到门口，大哥责怪他不戴手套，他笑着说：“越捂越冻。”
五
腊月二十八日下午，大奶奶喘完了最后一口气。父亲和几位叔叔以及我们兄弟都去看大奶奶的遗容。她笔直地躺在炕上，身穿明晃晃的寿衣，脸上蒙着一张黄裱纸，屋子里的味道非常难闻。小姑姑和大姑姑——大奶奶的大女儿——拍打着膝盖嚎哭。大姑夫也来了，倚着门框站着，眼皮飞快地眨巴，一脸的狡猾表情。八婶满脸泪痕，坐在灶前烧水。盼儿和熬儿站在院子里，听着屋里的动静。
父亲与叔叔们商量着大奶奶的后事，选择墓地啦，准备寿材啦，筹办酒席啦，等等事项，都安排了专人负责。最后，在让谁为大奶奶“摔瓦”的事上发生了争执。八叔不在，此事应由盼儿做，几年前大爷爷的瓦也是盼儿摔的，但大姑姑不同意。
父亲有些恼火，问大姑姑：“盼儿不摔谁摔？他是长孙！”
大姑姑撇着嘴说：“他是谁家的长孙？我们家没有他这个长孙！”
父亲生了气，眉毛吓人地抖动着，厉声说：“大伯去世时，也是盼儿摔的瓦！那时你们怎么没意见？”
大姑夫不阴不阳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父亲怒吼：“你姓什么？你姓黄！我们老管家的事你插什么嘴？”
大姑父满脸赤红，背过脸去抽烟。
盼儿说：“大伯，您别为我争，这片瓦，谁摔也行！”
八婶一改往常姿态，大声呵斥盼儿：“小孩子家，插什么嘴！一切听你大伯安排。”
两位姑姑也不再言语，只是把嗓门提高了些，一边嚎一边叫：“爹呀，娘呀，怎么不等俺哥回来就走了……”
八婶突然大放了悲声。我第一次看到八婶失态大哭。
六
腊月二十九日，阖族戴孝，为大奶奶送葬。
天下着小雪，刮着尖溜溜的小北风，非常冷。抬出棺材后，披麻戴孝的人们在棺材后排成拖拖拉拉的一队。大路两边站着看出殡的人群。街当中点着一个火堆。燃烧着大奶奶枕头里的谷糠，暗红色的软弱火苗上，盘旋着几缕乌黑的烟。我们嗅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队伍的最前头，行走着王家大叔，他充任“司事爷”，擎着一支招魂幡引路，幡竿上的白色纸条在寒风中索罗罗地响着。我和大哥搀着盼儿，走在棺材前。盼儿身披重孝，右手持一根柳木哀杖，左手拎着一个新瓦盆，他没有哭。在王大爷的引导下，我们架着盼儿走到火堆前。火堆前摆着一块青砖。在女眷们唱歌一般的哭声里，盼儿举起瓦盆，对准青砖摔下去——瓦盆摔不破不吉利——因此才放了青砖——很少发生摔不破的情况——盼儿似乎很用了力气，但那青灰色的瓦盆却从青砖上蹦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竟完整无损地落在地上。我看到盼儿脸上出现了痴痴迷迷的神情。王大爷敏捷地转回头来，对着我们挤鼻子弄眼扮怪相。我茫然失措，旁顾大哥，大哥麻木不仁。忽听到王大爷压低嗓音说：“踩！踩！踩破它！”我抬脚去踩瓦盆时，大哥脚跺在了我的脚上。瓦盆破了。毫不费力它就碎成了若干片，但盼儿在青砖上却没摔碎它。
墓地离村庄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大爷爷的墓已被启开，贴着那具尚未腐烂的棺材又凿出了一个大窟窿，大奶奶将与大爷爷地下相会。哭丧的人都散在墓穴四周，大睁着眼，看着十几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大奶奶的棺材往墓穴里放。天气寒冷，人手半僵，吊棺材的绳子上结着滑溜溜的冰，所以尽管小心翼翼，大奶奶的棺材还是很沉重地跌进了墓穴。棺材带下去的冻土把安放在墓穴里的豆油灯砸翻了。
大姑姑嚎哭起来：“娘哇，娘哇，跌坏你的骨头啦……”一边哭着，一边装腔作势地要往墓穴里跳。几位女亲眷拽着胳膊把她拉到一边去。王大爷一挥手，冻得鼻子通红的男人们便匆忙铲起冻土，扔下墓穴去。大奶奶的棺材在冻土的打击下发出空空洞洞的响声。
回来的路上，人们都缩着脖子，侧着脸，不敢面对那小刀子般的东北风。八婶与她的两个儿子和抱着孩子的儿媳妇走在一起。当所有的人都为躲避寒冷匆匆走动时，八婶一家人簇成一团，缓缓地行走，寒风挟着雪粒儿，啪啪地抽打着他们的面颊。
七
傍晚时，雪愈下愈大，我们劝八婶留一夜，她执意要走。于是，我们看到她一家人互相拉扯着翻过河堤，被纷飞的雪团模糊了身影。
夜里十点钟，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听父亲和母亲杂乱无章地讲述着家族中的往事。母亲说八叔失踪后，大爷爷被民兵从青岛抓回来，关押在乡政府里。八婶提着竹篮子一天三次送饭。大爷爷关了三个月，八婶送了三个月。于是大家都认为八婶是好样的，她理应受到家族的尊重而不是歧视。正说着话，就听着大门被拍得暴响，大家都有些吃惊。
我出去开了大门，一个人踉踉跄跄扑进来。随后，两根黄黄的手电筒光芒照出了一片世界，雪花在光里飞舞着，犹如翩翩飞蛾。持手电的是盼儿和熬儿，八婶已经走进屋里来了。
八婶指着盼儿骂：“这鳖蛋，他爹有信了也不早跟我说！”
她的真情实意令人感动。没掸净的雪花儿在她头发上融成亮晶晶的水珠儿，灯光里八婶的上翘嘴角已经变成了下垂的月牙儿了。
她说：“大哥，你陪我去找他小姑姑，让我看看他爹的信和照片。”
父亲想了想，对我和大哥说：“你们陪着八婶去，劝劝你小姑姑。”
好不容易才让小姑姑开了门。屋里灯光明亮，照着大姑姑那张酷肖大奶奶的脸和大姑夫那张猥琐的脸。他们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桌子上，有两大捆黄色的线装书，我知道这是大爷爷的医书，而且我还知道这两捆书将被贪啬成性的大姑夫提走。
八婶开门见山地说：“他小姑，把你哥的照片拿给我看看。”
小姑姑不满地瞟了我们一眼，冷冷地说：“没有！”
八婶的身体晃了一下，两个嘴角抖颤起来。
盼儿说：“娘，回去吧！什么宝贝物似的，我没有爹！”
八婶扇了盼儿一巴掌，骂道：“畜生！”
盼儿捂着脸嚷起来：“你有点志气好不好？俺爹不是好东西，他在外边穿西装扎领带娶老婆生孩子，早把你忘了！你痴心！”
八婶尖利声叫着：“我就是痴心！男人娶小老婆古来就有，她为小，我为大！”
我和大哥把盼儿拉开了。
八婶说：“他小姑，咱姑嫂俩也混了四十多年了，你说我什么地方失过礼？爹生日孩儿满月，婚丧嫁娶，打墙盖屋，我没落过一次，我生是老管家的人死是老管家的鬼，走到天边你哥也是我的男人！”
大姑姑冷冷一笑，说：“好一节妇烈女，该给你树块牌坊了！”她指着熬儿问，你说：“他是哪来的？”
八婶脸色煞白，泪水在眼里打转儿。
八婶呜咽着说：“我是有错处……但你们想想：他爹走时我才十九岁！后来又背上了地主分子帽子……要吃，要活……我是没法子……”
大哥说：“小姑，小姑，八叔不容易，八婶也不容易，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到了今日，都该宽容。八婶没改嫁，从法律上讲她依然是八叔的妻子，所以，八婶的要求不过分。”
小姑姑犹豫了一下，说：“给你看可以，但不准你和盼儿写信要美元！”
八婶激动地说：“妹妹，你放心，有朝一日你哥回来，送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要！我只要他这个人。”
“那好，”小姑姑说，“你红嘴白牙发了誓，大家都听清楚了。”
小姑姑把信拿出来，递给八婶。
八婶接过信，那张苍老的大嘴难看地歪斜着。照片捧在八婶手里时，那张信笺像一片大雪花落了地。窗户上的纸被雪片打得嚓嚓响着，夜愈深了。好久，八婶挺直了腰，把照片还给小姑姑，用袄袖子擦擦眼，转身对盼儿说：“走吧，回家去，熬儿呢？”
一九八八年
人与兽
又一个凌晨，札幌海面上的大团浓雾缓慢地向陆地移动。它们首先灌满了林木繁茂的山谷，然后蓬勃上升，包围了山峰与峰上丛生的灌木。黑岩壁上那道跌跌撞撞注入谷底的清泉，在雾里放出清脆神秘的音响。爷爷趴在山半腰他栖身的山洞里，警惕地谛听着清泉的声响，山下村庄里雄鸡报晓的声音和海上浪潮的低沉轰鸣。
我经常想，总有一天，我会怀揣着一大把靠我自己劳动挣来的、变成了世界性坚挺货币的人民币，坐上一艘船，沿着日本人当年押运中国劳工的航线，到达北海道，按着爷爷在数百次谈话中描画出来的路线，在一个面对大海的山上，找到爷爷栖身十几年的那个山洞。
雾涨到洞口，和野蛮的灌木、繁复的藤葛混在一起，遮住了爷爷的视线。山洞里湿漉漉的，洞壁上覆着铜色的苔藓，几块坚实的棱上，沾着一些柔软的兽毛，狐狸的味道从石壁上散发出来，向他提醒着他占据着狐狸巢穴的壮举或是暴行。此时的爷爷，已忘记了他逃入山中的时间。我无法知道一个在深山老林里像狼一样生活了十四年的人对于时间的感受和看法。他或许觉得十年如一天那样短暂，或许觉得一天如十年那样漫长。他舌头僵硬，但一个个清晰的音节，在他的思想和耳朵里响起；好大的雾！日本的雾！于是，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十四日，他率领着他的队伍和他的儿子去墨水河大桥伏击日本汽车队的全部过程便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那也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
无边无际的红高粱从浓雾中升起来，海浪撞击礁石的轰鸣变成了汽车引擎的轰鸣，清泉注在石上的脆响变成了豆官撒欢的笑声，山谷中野兽的脚步声变成了他和队员们沉重的呼吸。雾沉甸甸的，好像流动的液体，好像盐水口子村刘小二摇出来的棉花糖，伸手就可掬起一捧，举手就可撕下一块。花官吃棉花糖，棉花糖沾在她的嘴上，好像白胡子，她被日本鬼子挑了……一阵剧痛使他蜷起四肢。他龇出牙齿，喉咙里滚出一团团咆哮，这不是人的声音，当然也不是狼的声音；这是我爷爷在狐狸洞发出的声音。子弹横飞，高粱的头颅纷纷落地，枪弹拖着长尾巴在雾里飞行，在狐狸洞里飞行，映照得石壁通亮，如同烧熟的钢铁，溜圆的清亮水珠在钢铁上滚动，鼻子里嗅到蒸气的味道。石棱上挂着一绺绺浅黄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