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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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新潮》，蒋梦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
【46】《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47】《致章廷谦》（1927年7月28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48、49】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第38节：南北两校园（1）
第三章南北两校园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就在傅斯年欲返国而不知身归何去，心绪如焚，处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曾致信已至清华园的陈寅恪求法问计，陈寅恪自是为之积极活动。1926年11月16日，当清华教务长梅贻琦主动到陈宅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时，陈寅恪感到机会来临了，他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因当时没有留下陈、梅此次谈话的详细记录，对梅的态度已不可知，但通过吴宓的日记可寻出一点线索。吴在当天的日记中云：“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吴屡荐之柳诒徵，陈寅恪的私塾老师）。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1】内中可见，当时的梅贻琦对傅斯年是颇感兴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则，吴宓不会满怀怨恨又无可奈何地为世局一哭。不过，无论此时梅贻琦做出何种决定，都已成为马后炮了。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岛之时，在南国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已经捷足先登，将傅氏这只学界大鳄紧紧地收入网中了。
自此，清华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与陈寅恪联袂登台的机缘，他们的相会与并肩协作，以及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创造划时代的辉煌，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来到中山大学的傅斯年，与朱家骅一见如故，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他过人的胆识、才气与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为铁杆兄弟，放开手脚让傅在中大校园内由着性子，尽情地翻着跟头折腾。用朱家骅的话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2】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的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令全国学界为之瞩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鲁迅在北京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一番唾骂，自此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直至北师大学生刘和珍等数名师生被枪杀的“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自此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不久，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学生加恋人许广平女士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后台老板胡适等英美派“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西洋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人物，连同一些跟随胡与顾的小字号“土学者”都没有好感。而鲁迅在厦门大学时，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短兵相接，鲁、顾二人矛盾加深，终于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
1927年1月18日，鲁迅为改变环境与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职，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上任后的鲁迅公开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风气作为标准要求中大师生。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并特地举出北京大学的事例作为榜样，以让中大师生学习效仿。
但此时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骅等人，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自然不吃鲁迅那一套。朱家骅由最初的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他以强硬的姿态反击道：“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的决定。”【3】自此，鲁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与以朱家骅为代表的校方当局，围绕政治是非问题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闹得不可收拾。
此时的傅斯年与鲁迅虽无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但傅在北大办《新潮》时，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并有过书信往来。当时傅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信于鲁，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向来对青年人较爱护的鲁迅回信说了几句客气话，顺便提了几条小建议，内有“《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4】云云。傅把双方通信在《新潮》刊出，借此抬高《新潮》的身价与威望。同年，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到了《新潮》，认为“颇强人意”，所刊文章“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作亦不弱，皆学生”。【5】正是为了这段旧故，鲁、傅之间开始时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让与和平共处，但随着顾颉刚的到来，二人的矛盾终于引爆，炸开的裂痕再也没有弥合。
傅斯年来中大后，顾氏在厦门大学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谊，又急于招揽人才，便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6】。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尽管此时的鲁迅对中大校务已成为“一个大傀儡”（鲁迅自喻），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教务主任，必须与之打个招呼才算不失体统。按傅斯年的观点，本来打招呼已算是相当的抬举了，想不到鲁迅一听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鼻来，我就走！”（南按：“鼻”即指顾，相关典故见后）此举令傅斯年深为尴尬与不快。
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共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开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自此，“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7】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世界级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却有些不同。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深厚的年长者加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三皇五帝、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史迹，拦腰被截去了一半，令听讲者大为惊骇，正如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所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8】遭受了重大打击却仍自视甚高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屈就，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出北大校园，让其回安徽老家找他的那个小脚太太江冬秀去。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于是也跟着谈起了所谓的实验主义。不过，顾颉刚当时对胡适的学说与做法感到新鲜，对其处境产生了同情之心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第39节：南北两校园（2）
正当学生中间的激烈分子即将集众闹事，向胡适反攻倒算的关键时刻，满怀同情又焦急不安的顾颉刚，猛地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希望他能出面拉胡老师一把。于是在大体讲述了胡适讲课风格后，力劝傅氏前往听课，以挽狂澜于既倒。傅斯年开始以自己不是哲学系学生推脱，但顾颉刚却咬住不放，并说道：“你虽不是哲学系学生，又何妨去听一听呢？”傅终于接受了顾的建议，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因是有备而来，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发难，胡一一作答，傅斯年则步步紧逼，最后逼得胡适额头上的汗珠都滴了下来。绝顶聪明的胡适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内高手，于是咬紧牙关，拼全力挺住，始终以他那特有的微笑予以应对。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面对傅斯年与一班不怀好意者的围攻，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总算是渡过了难关。
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并长嘘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认为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9】几十年后，胡适在自传中谈到了这场关乎他人生命运的考验，并再次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10】
傅斯年不仅做了胡适的保护人，自此之后，同顾颉刚一样，对胡氏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由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未过一年，傅不惜背叛要传他衣钵的指导老师黄侃，毅然决然地转向了胡适，投入到新文化阵营中来，与胡适等人一起与黄侃等传统派展开了决战。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11】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留学欧洲，顾颉刚则留在北大一边从胡适治学，一边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编辑员，同时开始了古史辨伪工作。这项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傅斯年在来信中，有顾氏在古史研究领域“称王了”的赞誉。【12】几年后，由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