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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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傅斯年结束了留德生活，带着一肚子洋墨水和一堆待解的复杂难题，由马赛扬帆起程，穿越地中海的惊涛骇浪，向阔别7年的东方故国驶来。
傅斯年归国
与一年前陈寅恪归国大不同的是，直到轮船穿越了地中海与印度洋，以及海盗出没的马六甲海峡，即将到达东方故土时，傅斯年的前途仍像大海滚动的波涛，依然笼罩在浑浑茫茫的雾霭之中。
就在归国前的两个多月，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中，以低沉的语调再次谈到了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同时哀婉地说道：“北大事大约是散板了至于回国做事，至今未定。”又说：“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去也。”【41】
此前，傅斯年是准备受聘北大的，而像他这样威风八面的才子受聘北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谋面并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在傅出国之前，蒋并未与其深交，但通过这次交谈，傅的言行给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蒋视傅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与天才，并发出了“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42】的慨叹。蒋梦麟认为，正是由于傅斯年通古博今，求知兴趣广阔，故他于抒发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所以称“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但通才之源，出于天才，天才是天之赋，不可以侥幸而致”云云。作为师辈人物，学界名流大腕，对一个正在茅庐中做功修炼的后生小子如此高规格评价，绝不是出于面子的需要和相互的利害关系，或政客的花言巧语与玩花枪之类的折子戏，实处于蒋氏之挚诚。
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不要无目的地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如果自己不是师辈人物，蒋极有可能要五体投地地折服跪倒在傅斯年面前，并高呼“吾师万岁”。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不堪忍受军阀政府与教育部官僚的压迫愤然辞职，旋赴欧洲考察，北大校长一职由蒋梦麟代理。此时已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的傅斯年，与北大的实力派人物蒋梦麟、胡适等书信往来不断。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傅斯年一旦学成归国，到北大任教已成必然。
想不到世事难测，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傅斯年准备归国的这一年，正是北洋军阀执政最黑暗，也是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夜。乱象丛生的中国乱上加乱，各路军阀纵横中原，开始了新一轮的相互倾轧与混战。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学生因为日本军队派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对中国公然侵略挑衅之行为，纷纷组织起来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口时，遭到枪击和暴力殴打，当场死伤数百人，其中北大、北京女师大死伤最多，后来鲁迅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记述的就是此次事件中遇难的年仅22岁的刘和珍与杨德群等女师大学生。【43】
第33节：傅斯年归国（2）
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曾计划“扫除三个半学校”，分别是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之一部，并拟定了一张通缉当时北京教育、文学界包括鲁迅、李大钊等50余人的名单。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被迫离京到厦门大学任教。北大教授如刘半农、马叙伦、周览、高一涵、陈翰笙、顾孟余、马寅初、王世杰等，先后离京另谋生路，留下者也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一时不能离京的教授大多考虑如何应变，或者转到形势较为平稳的清华、燕京；或者暂时蛰伏下来，不再伸头露面。整个北大从一院到三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
1926年4月15日，奉系军阀张宗昌作为张作霖的马前卒，统率大军冲出山海关杀奔京城，段祺瑞政府“咔嘣”一下垮台断气，北京政权落入奉张集团之手。狼去虎来，而虎比狼还要威猛凶狠。按张作霖这只东北大字号老虎的意旨，张宗昌立即下令封闭报馆，钳制舆论，捕杀报人。一时间，北京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报》主笔邵飘萍（振青）不幸被捕，于4月26日凌晨1时许，被“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同时被判处死刑，其“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4】当日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枪击毙命，时年42岁。
就在邵飘萍被枪杀的当天晚上，北京政府前总理孙宝琦匆忙来到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寓所，密告蒋氏的名字已经上了张宗昌的黑名单，说不定今夜就要被捕砍头。蒋梦麟闻听大骇，惊恐与大不情愿中急寻出逃办法。恰在这时，有高官大员王宠惠来访，蒋梦麟一见如得救星，立即对王说：“你闭嘴，一句话都不要讲，赶快拉我走，否则我的头就要掉了。”王氏心领神会，立即示意蒋爬上了自己那辆军警不会盘查的红牌汽车，直驶东交民巷使馆界的六国饭店。蒋梦麟下车后立即钻进饭店，屏息静气地猫了起来。第二天敞开门缝探头一打听，北大地质系教授、主任朱家骅等几位名流也为躲避奉军的缉捕，于昨夜通过各种渠道和门路悄悄溜进饭店中躲避。后来得知，凡进入六国饭店者皆保全了性命，而在奉军缉捕中，避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女生章挹兰等人，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
对于此段情形，被蒋梦麟称为“绍兴土老儿”和“一副绍兴师爷态度”【45】的鲁迅，在他的《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中说：“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也住进了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概了。”【46】所谓圆稳的大学校长，即被鲁迅称做“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的“暴发户”蒋梦麟。【47】
蒋氏与朱家骅等北大同仁在“帝国主义怀抱”（蒋梦麟语）庇护中的六国饭店这座豪华的“监狱”里，悄无声息地像老鼠一样连续猫了三个月之久，直到8月底才化装打扮，躲过军警的耳目陆续逃出。蒋梦麟出逃后来到天津，在一艘前往上海的英国商船上又遇到了前几天才逃出来的朱家骅，二人在如此险恶的场合见面，自是百感交集，皆为北大前途忧心忡忡。船至上海，二人黯然作别。朱家骅转道广州进入了中山大学，未久即主持校务；蒋梦麟转道浙江老家隐居。未久，北伐军克杭州，蒋氏被任命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就在北京城血雨腥风，蒋梦麟、朱家骅、李大钊等北大名流纷纷出逃之时，胡适也感到了来自外界的威胁与压力，深感北大势如危卵，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散板完蛋，自己若不识时务，势必将落个鸟蛋碰刺刀——爆裂完命的悲惨下场，必须设法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终于谋到了一份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的差事，以此身份于7月17日匆忙离京赴英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算是体面地躲过了一劫。随着北大最后一根重要支柱与“定海神针”——胡适的出走，昭示着这所“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鲁迅语）大学校，从此走向凋零暗淡。正如大洋那边翘首以待的傅斯年所估计的那样，旦夕间咔嚓一声“散板了”。
第34节：傅斯年归国（3）
散板后的北大已没有人再顾及傅斯年的死活与归国后的去向了。有道是福人自有天相，1926年10月底，当傅斯年乘坐的轮船穿过汪洋大海，摇摇晃晃地抵达香港时，命运之神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一封来自中山大学的聘书悄然出现在傅斯年下榻的旅馆，邀请者乃是两个月前才刚刚从北京六国饭店逃往广州的朱家骅。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养。祥生在巨贾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以此因缘，16岁的朱家骅于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1910年，因受曹砺金、沈士远、沈尹默诸位学术界名流的影响，朱氏萌生了造反闹革命的念想。当他闻见报载汪兆铭（精卫）谋刺摄政王消息后，大受感动，反意更兴，乃于6月赴南京，欲谋刺两江总督张人骏，未果。第二年，闻知一批革命党人在黄花岗暴动举事的消息，神情为之大振，立即与同学徐霁生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敢死团，准备暴动。10月，武昌起义，敢死团秘密筹备在沪举事，朱家骅怀着满腔热血，从校园跳将出来，参加了上海商团组织的暴乱行动，并亲率青年敢死队对江南制造局进行了攻击。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与斩首行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行斩首。一时间，整个上海滩刀光剑影，血气飘扬，人头乱滚。朱家骅在一连串的活动中所显示的才气、血气与组织能力，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时张静江为了配合南京政府誓师北伐，想组织一支能打善战的“青年军”投入战斗，朱得知后自告奋勇要为张效鞍马之劳，并很快聚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百余众严守待命。后因南北讲和，计划搁浅。尽管如此，朱家骅与张、戴之间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以后的岁月里，朱氏凭借张静江与戴季陶等要人的关系步入仕途，一路攀升跳跃，飞黄腾达，官至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省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终成一代政治巨擘。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同济大学毕业后的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学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当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七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此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主任。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朱家骅采取韬晦之计，暂时不再吭声，默默教书，但暗中依然进行革命活动。直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部入京，被列入缉捕名单，才慌忙弃却北大教职，于月黑风高之夜潜往六国饭店避难。就在朱氏与蒋梦麟等人躲在六国饭店，经日密谋筹划如何逃脱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北伐誓师大会，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转折意义的北伐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伐大军走出广州，一路势如破竹，盘踞在南方的北洋军阀顿时呈山崩地陷状，从此踏上了万劫不复的毁灭之途。
朱家骅从六国饭店逃出后，与正在南方的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秘密取得了联系，时张、戴等人正在广东组织参与国民党北伐，而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以壮声威，戴乃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朱应召前往。戴季陶见朱家骅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其步入仕途铺路搭桥。此前的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力主整顿改革，并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门道和对党内势力扩充的重要性，任命他的铁哥们儿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朱家骅到来后，在戴的荐举下，顺利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