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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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烧水，打铃，扫地，打扫厕所，替炊事员杨师傅烧火，择菜，洗锅涮碗。我与任何人也不主动说话，而当别人问我一句话时，我竟然感到一种荣幸，似乎我的身价也提高了。久而久之，我完全接受了“右派”的既成事实，自己也没有一丝信心把自己当人看了。过去，有的学生骂我一声“右派”，我心里忐忑一下，现在已经于心不惊了，甚至莫名其妙地对喊着“右派”的学生笑一笑，讨好似的笑一笑。
和我接触得最多的是炊事员杨师傅。本来，帮他添煤看火，洗锅涮碗，是我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而主动承担的额外的事，时日一长，他倒把我当成半个炊事员了。活儿稍一紧，他就叫我，甚至骂骂咧咧地在院子里喊：“徐慎行，你狗日的钻到老鼠窟窿去了吗？火灭訚咧！”或者是：“徐右派！没水咧！你不绞水，挠訚去啦吗？”我一听见他的喊声，就去烧火，就去井台上绞水。我也不恼，也不说明我正在忙着其它活儿，好像我真的躲到老鼠洞里偷闲，或者是在做下流的事——挠訚去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长的批评的时候，就会对我十分诚恳，把两倍于定量的饭菜塞到我面前，赌气地说：“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刘建国那个杂种说你的好话吗？妄想！甭那么不顾死活地干！你指望刘建国给你说好话，摘帽子吗？妄想！那个杂种没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
他有时对我又十分恶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刘校长表扬的时候，就会对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阴司也不是个好鬼！人家刘校长跟你是同班同学，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洞儿里蜷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党，真没看出，你后脑勺上长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没受到刘建国的批评也没受到表扬的时间，他就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斜着眼儿，说着损我的话。他一个人做饭，许是太寂寞；教师们一般不屑于和他有过多的交往，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于是就把我当做开心的对象：“徐慎行，听说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写能画，吹拉弹唱，是个全才咧！听说你能倒背《论语》，学问深沉咧！你没事干了，挠挠訚去嘛！怎么就要长嘴长舌地提意见？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师的位位不能坐，跟我这号下苦人烧锅燎灶，侍候人家。本来该着我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时又显出很下流的样子：“你这家伙艳福不小哩！那个装模作样来批判你的女先生，长得多疼人哪！听说你跟她念书时，‘咕咚’在一搭？嗨！你说实话，你跟她×来没有！哈呵！甭脸红哇！只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会大喊大叫：“这贼驴日的右派又钻到哪达去了？不看看火都灭咧！真是顽固……”
我索性不说话。无论他骂，他损，我都权当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刘校长面前对我的揭发。刘校长经常通过他了解我的言行。祸从口出，我记下了这个千古名言。时日一长，我甚至能对着他骂我损我的脸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和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呆着，刘建国安排了轮流护校的人员，居然没有我，更不容许我整个一个假期都呆在学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纵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腊月里，回到了有点陌生的家乡杨徐村。
村子里的临着街巷的墙壁上，有用白灰刷写的大幅标语：“社会主义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反击右派进攻。”我几乎再不敢东张西望，低着头进了自己的门楼。
我踏进院子，听见小灶房里有啪哒啪哒的风箱声。我的妻子淑娥大约听见脚步响，从小灶房里探出来，看见我，站直了身子，问：“你找谁？”
她装作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避开她的恶恨的眼光，径直往里走。
“噢！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儿子呀！我这笨人笨眼，倒认不得了！”她在灶房门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盖，大嘘小叹，挪揄着说，“听说你干阔了，从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气魄呀！给徐家争下光了！”
我的心像是给扎了一锥子，疼得几乎窒息了。我走进自己的住房，瘫痪似地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麻木了。
她又赶进房里来，手插在腰里，站在门口，嘲弄地撇着厚厚的嘴唇：“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的白毛女呢？那个野婆娘呢？”
“你……”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脑顶，忽地站起，拳头捶在桌子上，“你再……胡说一句！？”
“在我面前凶，算啥本事？”她根本不怕，反而挺挺腰，“有本事在学校里发凶去！”
我想到我在学校的屈辱，顿然软了，坐了下来。
“你的右派，也不是我给定的，在我跟前凶啥呀！”她得势了，“你压迫了我成十年，欺侮了我成十年，我低声下气跟你快十年了！够了！你而今落下个大右派，跑回老窝儿来了，要是不当右派，你还是钻在野窝儿不回来……”
“那……”我说，“你也用不着这样。你不愿意了，随你的便！”
“离婚！”她随口说，“我找个农民，他也不弹嫌我人丑没文化。我早受够了，离……”
“好，既然离婚，再甭说了。”我说，“明天去办手续，各走各的。”
“谁不离就不是娘养的！”她跳起来，更加不可抑制，“我现在就去社长那儿开介绍信！”
她走出门去了。
屋子里很静，父母亲不知做啥去了，屋里没人，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抱怨父亲，如果当初不是他用剃头刀威胁，何至于此！这个张淑娥，过去像个绵软的蛾子，总是怯怯地看我，从来也没有高声说过一句气话，开口总是叫我“先生”，像旧戏里的侍女一样低声下气地服侍我。现在，她变成一只凶恶的黑蛾了！扑拉着翅膀，大喊大叫着要和我离婚，从门口沿着街巷喊过去了！我想，这下子，杨徐村人都知道我们的家丑了。
父亲和母亲走进院子，脸色惊恐，问问我和她闹仗的原因，唉叹一声，也不再说谁是谁非，只是母亲连连挥手：“快去快去！把她拉回来。让她在街道里大喊大叫，打粪场上的人跟戏台下一样，真是丢尽人了……”
直到天黑，母亲也没能把她拉回来。她在粪场喊，说她坚决要离婚，随之又赶到社主任家，哭一阵子喊一阵子，说要是社主任不给她开离婚介绍信，她就不回家……
连续三天，她从早骂到晚，到社主任家要离婚介绍信。我的父亲是个好面皮的人，这下气得躺下了，茶饭不进。母亲跟前撵后，给儿媳妇说好话，劝解，急得都哭了，仍然不济事。俩老人惊叹：怎么也想不到腼腼腆腆的淑娥，一眨眼变成羞耻不顾的母老虎了。唉唉！
最后只得由我出面，去给社主任说话，我说了话，他才给她开了介绍信。
第二天一早，她洗脸梳头，催我到县法院去离婚，我心里冷冷地跟她上了路。
走进县城，走过一家饭馆，她说：“给我买饭，我饿了！”
我忽然有点难受，可怜起她来了。她跟我结婚成十年了，这是第一次进饭馆吃饭。我忽然觉得我过去对她太……我买好饭，炒了几个小饭馆里最好的菜，从窗口取出来，放到桌子上。她倒神气，右腿压着左腿，二郎担山坐在桌旁，等着我端来菜又端来米饭，像是报复似地瞅着我：你来服侍一回我吧！
“给我取盐来！”她支使我。
我从另一张桌子上取来盐碟儿，给她。
吃罢饭，她率先走出去，我在后面跟着。走到县百货公司跟前，她走进去了，站在柜台前，对售货员说：“取一双雨鞋。”她试试大小，然后对我说：“开钱！”我连忙给售货员开了钱，心里不由地又酸酸地像潮起醋了，这是我跟她结婚以来第一次亲手给她买东西。
“走，你领路。”她出得门来，精神抖擞，“你认得法院的路。”
我走到法院门口，回头一看，不见她的影子，她大约是第一次进县城，该不是在大十字走错路了吧？我慌忙去找，跑遍了县城的东关西关，又跑了南关和北关，没见她的踪影。从午间找到午后，我的两腿酸困，只好往回走。走过十里平川，路经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在桥头上看见她冻得发紫的脸。
“你……”我站在她跟前，气呼呼地说不出话，“你……怎么在这儿？”
她缓缓地站起来：“我在这儿等你。”
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说话也柔气儿了，忙问：“你不是要我跟你到法院吗？”
“到法院做啥？”她装傻卖呆。
“离婚呀！”我说。
“离婚？我才不干那号傻事！”她说，“我要叫杨徐人都知道，我也敢离婚！这几年你要跟我离婚，女人们都下眼看我，说男人不要我了。现时，我也不要男人了！其实，我哪能真儿去离婚哩！”
我一下子瘫坐在河边的枯草地上，她在村子大叫大喊，到社主任家大哭大闹，原来是为了挽回她的可怜的面子啊！
她哭了，用袖子揩揩眼泪，一甩头，就踏上了木板搭成的独木桥。
我从干枯的草地上站起，走过去，踏上小桥。冬日惨淡的夕阳的红光，在蓝色的河水里投下淡淡的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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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间小房子
牛王砭小学座落在一道砭坡下，门前是一条小河，砭坡上排列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缓坡上是纵横摆列着的极不规则的田地。陡坡上生长着一岁一枯荣的杂草酸枣棵子。那些随处可见的红石子堆砌的卯坎，一年四季都裸露着干燥的红色，令人看了难受。村庄周围那些低洼的土层厚而水分足的地方，一团团桃杏的花云，象征着这贫瘠砭坡地带四季中最轻松活泼的季节，冬天里有大雪降落的日子，这贬坡也会呈现出刚柔互济的气魄。顶入不得眼的是夏末秋初，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把坡地上的草木渴死了，干枯了，树木早早落了叶子，玉米苗儿尚未抽出缨花来，就拔掉喂牛了。整个山坡上，像火烧火燎过一样，看去使人难受。
只有学校门前的这条河川，一年四季里都使人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的韵味。即使在干旱炙烤得贬坡上到处冒烟起火的焦灼时节，河川里也生机盎然。
一条条自流灌渠，把河水曲曲折折地引进玉米地、棉花田和瓜园里。一架架黄牛或青骡拉着的叮当叮当响着的解放式水车，把清凉的地下水车上来，灌进刚刚显旱的田地。
我常常打开后窗，坐在我的小房子里，看砭坡和河川四季景色的自然转换。
学校座南向北，三排土木结构的房舍，用木橼裹打起来的黄土围墙上，春天有小草小蒿冒出来，入夏稍遇干旱，便率先枯死。校园里有粗大的洋槐，荫凉极厚，春五月的洋槐花香透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晚饭后常有教师在树荫下品茶或下棋。三排房舍，教室与教室之间夹着教师的寝室兼办公室，因为房舍欠少，皆是三人或四人一室，一人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中间只留一个走道出入。似乎没有谁嫌太挤，条件限制，只能如此。只有校长刘建国一人一室，因为是一校之长，负有某些秘密的工作责任的需要，大家也没有异议，也更不会说成特殊化。
我最初在后排的一间房子，因为是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所以稍为优待，三人一室。初年级的老师和科任老师，一般是四人聚居。自从我当了右派以后，就搬出了那个三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