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从战场归来-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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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蕾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40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像运往莱市场的竹篓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揽绿的冬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时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二十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孚吉普上平架着12．7毫米高射机枪，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40管车载火箭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进机场，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像VCD盘上的越战。
行至苏莱曼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所有记者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以致我连车门都打不开。我的80毫米～200毫米镜头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此到山口几十公里被军车与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水牛、阿拉伯马和毛驴拖曳着满载被褥、缝纫机、大闹钟等的木板车在军车间缓慢挪动。恶息扑鼻，哭喊之声震天。由山里逃出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满脸鼻涕泪水、天真可爱的小孩竟怀抱一只死去的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人头攒动，并不见有人倒下。我和BBC的吉姆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1．90米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拄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叠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BBC的摄影师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所不同之处仅是兵蚁与工蚁之别。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BC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像我拍反美游行一样。
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战地记者的命运赌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抽回来。”
——罗伯特·卡帕
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沦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年我怎么也挥洒不去：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12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碰巧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得几个人轮着开。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5点开到上午9点30分，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文字记者，自称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当时老朱误以为所有年轻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车技，其实战后我到开罗供职才发现，当时全分社14辆车仅有6人有驾照，而有驾照者开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这是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惟一有危险的营生就是开车，所以分社领导不开放学车的“车禁”，以免出了事承担责任。在我开辟大吉普天马行空以前，从没有人敢单人驾车开过长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会大到可以杀头的罪名——“违制”。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叫声，我双目微合，尽量保存体力以待恶战。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一声“咩”，几团黑乎乎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来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气得老朱大骂开罗派来个废物。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气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10万个太阳从360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可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稳步上升。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好歹算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连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得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无颜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拖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槃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民主科学，乐于助人。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孩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刨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楔人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竞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60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学生宿舍，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无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他还不忘按下快门，终于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转世。
我儿时皈依的师父、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像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久居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自我决心当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