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大军阀-第4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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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则让国人无地自容。19o7年，清政府饬令惨淡经营的船政局停止造船。1911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动荡的时局下，造船事业已无人关心，马尾船厂一度沦为卖废铁度日，“三五匠徒，蓬头垢面，菜色凄凉”。至1949年止，又一个3o多年里，随着政权的更替，马尾船厂一直在打烂——修复——再打烂的圈子里轮回。其间，一共更替了近2o名领导人，修过军舰，造过商船，甚至造出了中国第一架飞机——
苍苍鼓山，泱泱闽水。依山傍水的福州马尾是中国船政文化的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1842年，西方列强炮火轰开了福州大门。一个多世纪以来，面对血与火的洗炼，福州人沉思、探索、追求、呐喊、拼搏。1866年（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展。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他们直面强敌，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疆场上浴血奋战，慷慨捐躯。林则徐、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第一次让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气、智慧和力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因时代局限，福州马尾福建船政的辉煌只延续了4o多年。但在历史的弹指挥间，却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科技、高等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为此，我们将之称为“船政文化”。它是福州人民涵泳百年不懈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今天挖掘、整理、研究船政文化，扬光大船政文化精华，营造再掀闽江开放潮、推动福州大展的良好文化氛围，有着深远的意义。
船政工程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全面动工，求是堂艺局亦于同时开局招生。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1867年2月19日），英桂上总理衙门《陈办理船政事》中提到，“于十一月十七日开局，先行鸠工庀材，派委员绅和洋员督同砌岸筑基，缭垣建屋。习学洋技之求是堂，亦经开设，并选聪颖幼童入堂，先行肆习英语、英文”。可见当时先行开设驾驶专业。第一次招考的考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报名应试。当时他父亲初丧，见此命题文情悲切，为沈葆桢所激赏，“置冠其曹”。严复以第一名被录取。1918年8月严复曾有一段生动的记述：“不佞年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卒业……”19o1年严复给沈庆的诗云：“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船政衙门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在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867年1月6日）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校址暂设在福州城内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仙塔街。随后双招收造船专业的学生，暂借城外亚伯尔顺洋房开课。这一点足见创办者的战略眼光，从工程刚开始就借地办学，把“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的战略思想付诸实施。至此，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学堂——求是堂艺局诞生了。
船政学堂的学风极为严谨，在教学中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前学堂的学生到各船厂实习，而后学堂的学生则上练船实习，船政为此专门制造和购买了数艘练船。1871年船政学生（其中包括刘步蟾、严复、方伯谦、林泰曾等）驾驶练船“建威”完成了北起辽东南至新加坡的远洋训练。1877年船政此派出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李鸿章曾盛赞马尾船政学堂为“开山之祖”，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马尾船政学堂将永远彪炳史册。
左宗棠在折中提出的《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第一条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学、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第二条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第三条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第四条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学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第五条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第六条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查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第七条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惟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第八条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银数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66年12月3o日）清廷批准左宗棠所奏的艺局章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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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与蔡锷
1915年12月26日，蔡锷、唐继尧、任可澄、李烈钧、熊克武、戴戡、罗佩金等39位起义骨干聚集在蔡锷下榻的昆明八省会馆，商讨反袁起义的具体事宜。云南都督府和护**第一军总司令部在这次会议后宣告成立。在震惊全国的护国运动中，有关唐继尧、蔡锷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功劳等问题，各路专家学者的争论一直都没能停止。
护**政权如何组织？蔡锷、唐继尧各担任什么角色？孙代兴在《护国运动史》中描述，在起义前的军事会议上，蔡锷和唐继尧都表示谦让。唐继尧表示：“我愿意带兵出征，‘老前辈’蔡公你远道而来，十分辛苦。你就在云南留守吧。”蔡锷则说：“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愿意效命疆场！”双方都言辞诚恳，最后，大伙商定：蔡锷统兵征川，唐继尧留守云南。并定名：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都督和总司令地位平等。涉及公事，两人必须互相征求意见。关于停战、议和等事宜，两人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做决定。
起义前的军事会议还确定，云南先行编制护国第一军（当时还没提到在云南编组第二军和第三军），蔡锷任总司令，统率全部滇军主力出征。1915年12月26日，护**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正式成立。
曾有人提议设“临时元帅府”
关于留守后方的军事组织问题，在宣布起义前的军事会议上也有过争议。戴戡提议，设立临时元帅府，推举临时元帅，作为临时总统。同时召集各省议会，作为临时国会之雏型，建立“临时政府”的基础，与北京的袁世凯政府对抗。提议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认为设元帅府不利于促使其他各省响应起义。于是，黄毓成、李烈钧、方声涛、赵又新等人提出，应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其脑仍称“都督”，以为一省之统治机关。这个提议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和与会者的通过。这样，袁世凯政府的“云南将军”和“巡按使”名称宣布撤消，云南都督府成立。关于护**政府的名称，在当时的文电中并不是完全统一的。综合各种记载，专家认为称“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较妥。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制定了《云南都督府组织条例》。都督唐继尧任命戴戡、任可澄（原巡按使）为左、右参赞；赵藩、袁嘉谷、张耀曾为参议；由云龙任秘书厅长，张子贞任参谋厅长，陈廷策任政务厅长，籍忠寅任财政厅长（籍辞职后，由陈钧继任）。其后，又增设司法厅，任丁兆冠为司法厅长。并分别拟定了各厅的《办事
唐继尧在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参与了云南辛亥起义和护国义，对资产阶级革命立下了功勋。但是护国战争以后，唐继尧野心膨胀，堕落为封建军阀。他利用护国的威名，以云南为基地，开始了扩张地盘，对人民实行军事统治的军阀生涯。
当护国战争刚刚结束，军事行动事实上已经停止的时候，唐继尧将护国3军扩大为8个军。以“北伐”为名，向四川扩张，企图盘踞云贵，控制四川，问鼎中原。@本章节孤独w年，孙中山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统治，掀起了“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护法军军政府。这时，滇系唐继尧与桂系6荣廷相呼应，表面上参加护法，暗地里进行扩张，对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明目张胆地拆台和抵制，使孙中山非常失望，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通电斥责滇、桂系军阀“态度犹属暖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顾”；“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此后，唐继尧在云南倒行逆施，称王称霸，对外连年进行战争，不断扩充军队，给云南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对于唐继尧的军阀统治，云南人民十分不满。1917年唐继尧准备出师四川时，云南各界联名上书，反对唐继尧出师。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云南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也给云南军阀统治以沉重打击。云南学生界喊出了“打倒列强及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
1921年初，入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不满唐继尧的对外扩张，率滇军返川，进逼昆明，唐继尧被迫流落香港。1922年3月，唐继尧与滇南土匪吴学显等部相勾结，杀害顾品珍，实现“二次回滇”，重掌云南大权。但毕竟时过境迁，威风大逊于当年，因此也主张什么“废督裁兵”、“联省自治”，但同时又继续向四川、贵州扩张，却未能得逞。
1926年下半年，从广州出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唐继尧惶惶不安，进一步加紧了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勾结，在云南高唱“反。共”、“讨赤”的调子。
1926年11月，**云南地下党组织——**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进行，**云南特别支部组织了以李鑫为的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专门策划倒唐工作。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是**云南党内负责各团体、各方面工作的人员，他们推动各社会团体、广大群众结成反军阀斗争的统一战线，并与掌握实权的军人胡若愚、龙云等人加强了联系。1927年1月，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为了动群众，印了唐继尧祸滇十大罪状的材料进行宣传。
云南人民反唐斗争高涨，眼看唐继尧统治即将崩溃，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等四镇守使不得不联合起来。要求唐继尧改革政治。他们向唐继尧提出要求，改组省政府，靠拢国民党中央，还政于民等。但唐继尧未曾理会。1927年2月2日是农历新年，部队官兵要求唐继尧清历年所欠军饷。可是唐继尧不仅未能给官兵的欠饷，新年来到也只半个月的伙食费，军中大为不满，互相鼓噪。四镇守使利用风潮，趁机调兵进逼昆明。
2月5日晚、6日晨，四镇守使联名举行“兵谏”，出通电，要求惩办贪污，摒除“小人”。电报要求唐继尧“远亲贤，公开政治，安内睦外，易辙改弦”。事变当日，龙云派兵把守昆明各城门、要地，并逮捕了唐继尧手下的2o多名民愤大的官员。这就是推翻唐继尧统治云南14年之久的“二六”政变。
政变生时，唐继尧企图进行镇压，但内部已经分化。当龙云的野战部队进入昆明近郊安宁，胡若愚的军队到达宜良，张汝骥的军队进到杨林，李选廷的军队到达禄丰时，对昆明的包围即已完成，唐继尧见大势已去，被迫交出政权。
2月22日，四镇守使等在宜良法明寺举行会议，决定采用合议制，组织省务委员会，通过了省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拥戴”唐继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