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大军阀-第4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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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绍霆迟疑了一下，从昨天到今天他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蔡锷是军事家，有能力统帅一个师团的兵力，而韦汝聰之前负责的三十七师虽然也有两万多人，可毕竟只是一个师部级作战单位，比起师团的战略层面要小的多。把韦汝聰调到第七师团担任总司令，这已经有点“蜀中无大将”的感觉，而韦汝聰离任之后三十七师的师长人选更纠结。
他一直很欣赏黄埔系的军官，因为这些热血青年不仅受过高等教育，在政治层面上也有绝对的忠臣，只可惜黄埔系实在太年轻了。
“调龙济光到师部代理师长，四十九旅由陈铭枢代理旅长。”沉默片刻之后他最终说道，这件事不能犹豫，该提拔的人必须提拔起来，该培养的人也必须培养起来。
“明白了。”邓铿点了点头说道。
“国防大学的筹备到什么阶段了？”吴绍霆刚刚坐下来，看到办公桌上放着蔡锷临走前整理的国防军组建计划书，不由的又联想到国防大学的事。这两件未必没有联系，国防军是新型的作战部队，必然要发展成精锐中的精锐，在将领这一层面就不能像南方联军那么随便，一定要做到镀金之后再精挑细选。
“校舍第一期已经完工，不过筹备委员会目前只安排了几个陆军科目的师资，如果要开课的话暂时只能招募不到一百名的学员。委员会前几天刚刚做了汇报，所有师资的到位预计还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邓铿汇报道。
“教官、教授就这么难找？”吴绍霆有些生气的问道，他不知道筹备委员会到底有没有在办实事，自己可是对国防大学抱有有很大的期望。
“霆帅，筹备委员会知道国防大学旨在培养高级将官，所以对师资的情况不敢怠慢。按照筹备委员会之前的惯例，所有受聘的教官、教授都必须经过已经获聘的教职人员推荐，并且还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在这方面的进展不是很快。”邓铿解释道。
“既然如此，那就着手计划开几个试验班，总不能一直无所事事。试验班的学员从各地驻防部队，以及云南讲武堂、广州黄埔军校同年毕业的学员中安排推荐和自荐。教学的方式由校方尽快拟定，然后拿给我看一看。”吴绍霆闷着脸色说道，他虽然相信慢工出细活，可是国防大学总要一点点的探索，而探索的开始索性就从试验班来。
“我会通知下去。”邓铿说道。
“行了，你先去忙吧。”吴绍霆点了点头。
等到邓铿退出之后，吴绍霆拿起蔡锷的国防军编练计划书，仔细翻看了起来。
蔡锷在计划书里详细陈述编练国防军的几个阶段，既然国防军要做与地方军不同，并且又要具备超过地方军的素质和战斗力，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兵源体系。第一阶段正是要完善各地预备役司令部和新兵营中心，做到每一座大城都有预备役兵营或者兵站，同用兵源却不同管理制度，可在每一处预备役兵营里另开特训营。
按照蔡锷的设想，特训营比普通预备役、新兵营的训练时间多出六个星期，主要用来强化基础体能、提高文化素质以及培养政治思想。入选特训营以推荐和自荐为主，经过文化和体能的筛选即可入营。但并非每一名入营的新兵都能合格达标，所有人都要经过最后的考核，不合格者一律调回本部。
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训练工程，不过极大的保证国防军士兵的素质和政治态度，再复杂再大的投入都值得。再者因为是新兵营和预备役同时开训，所以一旦着手筹建国防军，兵员可以在最短时间达到最大化调用，用不了多久就能形成规模。
第二阶段是军官和治理，在计划书中蔡锷没有说得太过详细，不过吴绍霆很快还是参悟了过来。军官和治理之所以相提并论，是因为军官是治理军队的人，军队能治理成什么样子全靠军官的素质。
蔡锷的中心思想是要保证国防军的军官都经过军校的栽培，他认为军校教给军官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军学理论，而是思想作风和政治信仰。同时执政府也能利用军校做为调控的方式，向军官学员宣扬主义和忠诚。
在军校的运用上，蔡锷详细的阐述了以南宁陆军小学、桂林陆军中学、四川武备学堂、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马尾船政学堂以及国防大学七所南方军事院校的革新方案，提议建立以七所军事院校为中心的国防训练体系。
在整个国防训练体系中，吴绍霆发现蔡锷一直在强调“严明”、“自悟”、“自律”、“纯正思想”这四个方面，讲究让学员自己领悟忠于政府、忠于国家的思想，并以思想完成严谨的自律。所有外部输入的思想主义都只能成为引导，真正还是要让学员自愿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全心全意支持国家和政府的指挥，也能培养出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让吴绍霆颇有感慨的，是蔡锷针对前两个阶段写下的一句总结之言：“国防军与地方军队最大之差异，是于全军上下，不论司令士官，不论兵士杂役，都拥有与生俱来的荣誉价值观和理解军人使命的真谛。”
荣誉和使命是改变一支军队最重要的因素，更是从精神层面强化军队战斗力的良药。
吴绍霆接着看下去，在有了士兵和军官的基础，国防军重要的还是整体实力的提升。
尽管编练国防军是一项长期的、大型的军事任务，可是蔡锷坚持认为一定要在长江战略期间，将一部分国防军投入战场加以磨砺。战场是检验军队的最终考场，蔡锷不在乎国防军能在实战中领悟多少作战经验，要的是通过硝烟和鲜血的洗礼，把国防军的弱点、缺点以及其他所有不足之处都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加以改进。
吴绍霆忽然觉得蔡锷所设想的国防军并非是一支新练部队，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军事理念，最终中华民国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将按照这种理念来衍生和拓展。
在计划书的最后，蔡锷在做出了一系列的预计，包括在三个月之内完成国防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的建制，并在十月之前投入长江战略的后期战场。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国防军将陆续完成三十个师的编制，再经过一年时间转化大部分地方部队，组建五十个国防师的番号。
看完整个计划书，吴绍霆感触很多，不过他不会全部按照蔡锷的思路来办国防军。他之所以另外筹建与南方联军截然不同的国防军，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组建一支听命于执政府的武装力量，仅仅是要借助国防军的影响力在长江战略结束之后，针对统一南北各省地方武装埋下一个名份。
他不可能让广东、福建这些嫡系部队去扫荡各省不服气的军阀势力，因为粤军、闽军本身是地方武装，在南方的格局里可以任意施展拳脚，可上升到全国层次总是要顾虑的更多。有了国防军这个口实，对地方军阀下手那就顺理成章，一方面消除他吴绍霆的军阀气息，另外一方面也能更加壮大执政府的声威。
他不会走北洋政府的老路子，也不会走未来蒋委员长的老路子，既然有了历史的先见之明，理所当然要规避那些错误。
虽然蔡锷已经东渡日本治病，不过国防军的计划还是一步一步展开，单单前面的路子都需要花大功夫铺垫。几天之后，吴绍霆亲自主持参谋长大会，在商议长江战略的出兵计划之余，也交代了国防军的筹备工作。
从六月下旬开始，南方的声音渐渐从执政府身上转移，很快就有人从重庆的动态上看出南方即将再次拉开战火。首当其冲的湖北人心惶惶，每日电报往来都离不开“危急”之词。而早在六月上旬，国防部定下长江战略的规划之后，不仅重庆有动作，其他地方也在冥冥之中开始按部就班。
四川省的动作最大，省内川军、滇军、黔军、粤军都有，四川大战结束之后仅仅只存在了一小段时间的安宁，随后各种调动各种命令接踵而来。
熊克武虽然并不想参加对湖北的用兵，毕竟这已经没有太多利益可图，可是一方面迫于手下的压力，一方面又迫于执政府的压力，多少还是要做出点动作。
在蔡锷东渡日本之后，几乎南方的军权彻底掌握在吴绍霆一人手里，熊克武更加感到压力的倍增，不得不调遣第二师赶赴重庆，与第七师团会合。
受到熊克武的影响，刘存厚也硬着头皮做出反应，在重庆忙上忙下帮助第七师团筹备军用物资。当韦汝聰上任第七师团时，刘存厚几乎每天都要与韦汝聰见上一面，大放厥词扬言一旦开战，川军将紧随步伐出兵省外。
韦汝聰根本没有多余的功夫理会刘存厚，他肩膀上的压力不小，第七师团三个师将近三万人的编制，人生地不熟需要花大功夫去适应和了解。他也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相信七月之前南北第二轮交手就会打响，到时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中华民国各届政府省制
省的名称是沿用元代制度而来。元在全国设立11个“行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中书省”）的派出机构。明清均沿用元制。“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
民国初年，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与清末相同，设立22个行省和若干特别行政区。这些特别行政区由于政治、历史和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因而政制的采择亦较特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部分特别行政区先后改为省。
1。北洋政府的省制
省的行政长官原先名称不一。至1913年1月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才统一称作民政长，其行政机关为省行政公署。民政长由中央任命，总理全省政务。开始时，不少省的民政长由都督兼任，其后，袁世凯为不使地方军事都督控制地方行政，便逐步任命文官充当民政长，削弱都督权势，但实效不显。行政公署的组织机构为一处（总务）四司（内务、财政、教育、实业），机构及职官设置均较简约，规定整个行政公署的员额除司长外不得过6o人。1914年5月颁布的《省官制》，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行政公署亦改称巡按使署。《省官制》对省行政长官的职权作了具体规定，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和警备、巡防武装；依据法律
、教令得布省令或省单行章程，但不得与现行法令抵触；受政府特别委任监督全省财政和司法行政，考核财政和司法官吏。黎元洪继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除于1917年9月改巡按使为省长，巡按使署为省长公署外，制度基本未变。省长公署的机构设置为一政务厅，下辖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四科，科以下又设课或股。
北洋政府时期省制中有一奇特现象，即中央政府在各省设立行政机关直接主管省内的某些重大行政业务。如1914年9月在各省设财政厅，直辖于国务院财政部，厅长由财政部提请大总统任命，厅长的职位有法律予以特殊保障，以便使他在省内行使职权。实行这一制度后，各省财政（包括税收、行政经费、预算决算等）便直接操之于中央财政部，省只能进行监督而不能指挥其业务。1917年9月，教育部提出在各省设教育厅，使各省教育独立，教育厅直隶于教育部。随后，农商部亦呈请在各省设立实业厅，实行经济行政独立。这些制度的推行，目的在地方军阀割据状态下，使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大军阀确保“国家”权力的行使。但由于这些厅的厅长，是
在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下工作，如得不到省内势力的合作便无法在当地立足，因而机构虽设而窒碍甚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又加上财政与实业两厅厅长职位均为肥缺，地方军阀势在必争，常指定亲信人物逼财政部与农商部向总统提名请委，有关的部实际上无法过问。
省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省立法机关。辛亥革命后各省临时立法机关极不一致。至1913年4月，颁布《省议会暂行法》，各省遂先后成立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其名额依《各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名额表》的规定为：
直隶184奉天64吉林4o黑龙江4o江苏16o安徽1o8江西14o
浙江152福建96湖北1o4湖南1o8山东132河南128山西112
陕西84甘肃56新疆4o四川14o广东12o广西76云南88
贵州52
直隶省包括顺天府，故直隶省习称顺直省。上表中直隶省也包括热河与察哈尔两地区。
选举方法采间接选举制，分初选与复选。初选以县为单位进行，初选选出之人，才是真正选举省议员之人。选举人资格与国会议员的选举资格相同，即：一、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二、有值5oo元以上不动产者；三、有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者；四、年满21岁以上之男子；五、在选举区内居住满2年者。被选人资格规定应年满25岁以上，比选举人之年龄要求大4岁。复选结果，由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