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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袁世凯传_2-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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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4月26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

  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冬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2月2日,洪述祖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3'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4'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从未想过低头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洪抵青岛后,通电声明致应夔丞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道:“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5'赵秉钧也出来为自己开脱,为洪述祖圆谎。他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至于洪、应来往函电,他从未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或“隐射”。最后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这样一个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6'后来,上海特别法庭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地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7'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遂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一时众口喧腾,到处哄动。京津军警四出搜捕“血光团”,乘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凯还装模作样地请赵秉钧等政府要人迁居北海,以便警卫。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好像真有一个什么“血光团”在活动。北京检查厅根据一个被收买的女人的供词,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抵制上海法庭传讯赵秉钧,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袁世凯玩弄这些鬼蜮伎俩是徒劳的。惊心动魄的血案,使孙中山从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幻梦中猛醒。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是,在这个关系共和国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就是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黄兴等人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紒紥矠

  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当国民党人辩论不停、莫衷一是之时,袁世凯则先发制人,把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注释:

  ①《中国的选举者:有公民权的人》,见《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1913年1月11日。

  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396。

  ③《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1913年3月,见《太炎最近文录》。

  ④同②,页381、382。

  ⑤同②,页383。

  ⑥同②,页409。

  ⑦同②,页412。

  ⑧同②,页380。

  ⑨《袁世凯通令劝告政党文》,1912年7月9日。

  ⑩陈一:《新语林》,卷1,页20。

  '1'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2'同'1'。

  '3'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他转过数次。

  '4'《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1913年4月26日。

  '5'《洪述祖江电》,1913年5月3日。

  '6'《新闻报》,1913年5月7日。

  '7'《赵秉钧覆岑春煊等函》,见《民国经世文编》第20册,页11。

  紒紥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 


“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袁世凯打定了主意,要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为此,他极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物质准备。

  清朝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当时称为京饷。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京饷大大减少,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的京饷,对于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应付。北洋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贷款和临时垫款,才得以维持的。仅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①此外,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1912年至1913年还给袁三百五十万镑的军火贷款。正是由于有帝国主义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注入袁记国库,袁世凯才不仅能维持住政权,而且还能不断增强北洋军的实力。据《海关册》记载:1913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1912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4月23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美国已于3月20日退出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26日,即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

  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对于这笔贷款的反革命性质,列宁在当时就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作出准确的预言:“(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买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②

  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经过参议院审核通过,方为有效。袁世凯自知“善后借款”的政治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是不会通过的,于是便不经国会审批,径行签字。这是袁氏公开蔑视国会的行为,因此激起国民党人激烈的抗议。国民党议员纷纷向袁政府提出质问。就是一些号称稳健的共和党议员也抱怨说:对借款他们并不反对,惟政府不俟议院议决,妄行签字,则不能承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张、王被迫通电全国,声明政府违法借款,参议院概不承认。黄兴也致电袁政府,痛斥其“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赣、粤、皖、湘四省都督联名强烈要求袁世凯取消借款合同。

  5月2日,袁世凯给国会咨文,硬说借款早在上年经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上年12月27日,参议院仅听取了周学熙关于借款会议经过的口头报告,并没有通过。袁在咨文末尾这样写道:“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引咎自谢,以明责任。”③“引咎自谢”是袁世凯用以威胁国会的惯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辞职。就在这时他已经公开地布置反革命武力了。

  5月1日,赵秉钧因宋案不得不引嫌辞职,袁世凯认为愈避嫌愈会暴露,因此只准他请假,而派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段上台后,立即备战。5月6日、15日,接连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制定了对南方用兵的计划:由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两路分兵南下。津浦路方面,早在4月上旬袁世凯已密令驻扎兖州的张勋所部“辫子兵”和驻济南的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整军备战,候命待发。京汉路方面,5月9日袁命令第六师(师长李纯)由信阳开往武汉,向鄂、赣边挺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由保定开往信阳接防。同时,以海军大演习为名,命令长江及沿海各军舰一律北上,集中烟台停泊,以防海军起义,附和国民党。袁世凯对南方海军一直抱怀疑态度。

  袁世凯并没有把全副精力用于调兵遣将,为使军事行动迅速奏效,他还搞了许多政治阴谋活动。

  他十分注意争取和利用同盟军。在他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于5月29日正式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梁启超。进步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二、改组现内阁;三、可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之。”从五点声明可以看出,进步党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几乎全是重复北洋派的滥调。进步党理事张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与袁氏暗通声气,他希望助袁统一,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5月底,当赵凤昌等催他到上海调停南北冲突时,他认为“统一与调和抵触”,拒绝离开南通,“假装生病,不加理采”。直到6月中旬他才改变态度,将汪精卫所提出的南北妥协方案转致袁世凯。大意是:国民党保证举袁为总统,宋案仅追究到应夔丞、洪述祖,袁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张謇认为汪拟条件“亦明达事理能顾大局之言”,并建议袁氏电请汪到北京,“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回电假惺惺地表示考虑张謇的意见,同时指使梁士诒电邀汪北上。

  袁世凯认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黎元洪的态度至关紧要。5月初,他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这是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发来效忠电,他说:“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无瞻顾。”这个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赌咒发誓:“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④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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