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_2-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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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着江西境内长江沿岸各炮台，拒绝北洋府陆军部接管。而且。为了装备赣军，他领取南京留守处护照，通过上海外商洋行购买步枪七千枝和子弹三百万发。当这批军火于１９１２年底运抵九江时，袁世凯以“擅买军火”为口实，命令九江关予以扣留，并派海军监管。李烈钧以“袁世凯防赣省如寇仇”，实难容忍，立即指令蔡锐霆和陈庭训率领赣军把军火夺回。这件事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立即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军舰六艘到九江示威；并有意制造了汪瑞事件，妄图压服李烈钧。
原来，袁世凯一边裁减革命军队，一边推行“军民分治”，昔以削弱南方各省都督的权力，打击革命势力。１９１２年６月中旬，袁世凯派袁乃宽到武汉，要求黎元洪发起实行“军民分治”。当时，黎在和同盟会的斗争中正迫切需要袁的支持，自然不敢违命，遂于７月１日通电各省，倡议实行“军民分治”，即都督专管军事，另由“中央”派民政长治理民政。黎还表示湖北愿意首先实行。袁世凯立即回电说：“疚疾曰急，今得良剂，天存吾华，必由于此。十害三无，怵心刿目，西儒所谭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今有我公，以身作则，祸机之息，新邦之固，共可决矣。”＇1＇北洋系统的各省都督亦群起应和。但是，江西、广州、安徽、福建、江苏等九省都督却激烈反对“军民分治”，有些省公开唱对台戏，通电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由省议会自选民政长。袁世凯不顾九省都督反对，强令推行“军民分治”。
在任命各省民政长时，他仍采取裁减军队时的策略手腕：对湖北、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或让都督兼民政长，或令都督荐举人选，以换取这些都督的支持。对同盟会员做都督的各省，则派北洋派官僚或清末与北洋派接近的老官僚担任民政长，“厉行分治”。如派孙多森到安徽，张元奇到福建，陈昭常到广东，这些安排，他事先都征询了各省都督的意见，唯独江西民政长，袁世凯有意不与李烈钧商榷，突然于１２月１６日任汪瑞，并命令汪立即赴任。＇2＇李烈钧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鼓动赣军将领蔡锐霆和陈庭训以及省议会反对，结果汪到南昌不几天就被赶跑了。袁本想借任命汪来显示“中央”的权威，发泄对李烈钧夺回军火的怒气，没料到再次失败；遂大发雷霆，通电各省不点名地指责李烈钧“生性好乱”，“破坏统一”；最后又威胁说：“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绵力，殄此幺么！”＇3＇尽管袁氏叫得很凶，可是由于当时他还没有取得帝国主义的贷款，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他没有敢解除李烈钧的职务，而仅派王芝祥前往查办。这件事一直拖１９１３年夏天，就成为他首先派兵进攻江西的借口之一。
注释：
①据１９１２年冬陆军部报告：全国陆军九十五万九千八百零八人：其中安徽三万八千，已裁一万二千；江苏六万九千；广东五万九千；江西二万；福建三万三千；湖南五万一千；南京归并各军三万四千；湖北八万；云南三万九千；广西三万六千；贵州二万七千；四川五万四千。
②《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ｃｗｓ），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１４１。
④《民国经世文稿》，上海经世文社１９１４年版，第２册，页３３。
⑤《袁世凯致燮和函》，１９１２年。
⑥《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４月６日。
⑦《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２日。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⑧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３５。
⑨《袁世凯致岑春煊密电》（原件），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⑩《广东的形势》，《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０日。
＇1＇《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５，页２５。
＇2＇汪瑞是与北洋派接近的老官僚，清末历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署江西按察使等，政治上支持袁世凯。
＇3＇同⑥，１９１３年２月９日。
对革命党领袖大施骗术
袁世凯为瓦解革命党人的力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既有赤裸裸的进攻，也有甜言蜜语的拉拢，不失时机地交替使用这两手，这就是他所谓的“拔木之术”。辛亥革命时，他忽而猛攻汉阳，忽而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使人感到无从捉摸，曾有人托其左右亲信探问他的真实意图，他得意地说：“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拨，木必断折，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我之忽进忽退，即我之从摇撼下手。”现在，他又用这种“拔木之术”来对付同盟会。
由于袁世凯向同盟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攻势：逼走唐绍仪、威胁参议院、裁减革命军及杀害张振武等，使得他和同盟会十分紧张。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矛盾，他赶忙变换手法，于１９１２年８月邀请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入京，商议国家大事，并派广东人黄某专程赴上海劝说孙、黄北上。同时，他对黎元洪也发出邀请。黎与他刚刚合谋杀了张振武，正受舆论的谴责，不敢贸然进京，婉言拒绝。孙中山自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在南方各省旅行，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的修筑铁路，来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对于同盟会与袁之间的冲突，他一直抱着和平解决的善良愿望，并公开表示他不再竞选正式大总统，“尽让政权于袁氏”。为了用诚意去感化袁世凯，他毅然决定北上。
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孙中山到达北京。事前袁世凯把他办公用的外交部迎宾馆腾出来。作为孙中山的下榻之处，又命令以迎接总统的隆重仪礼接待，派出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在前门车站欢迎；并用他自己所乘坐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将孙中山交部迎宾馆。次日，孙中山前往总统府拜会袁世凯。袁亲至大门口迎接。这是两人初次会面。２７日，在总统府举行欢迎宴会，袁世凯致辞说：“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９月１１日，黄兴也到达北京，同样受到袁世凯极为“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谈十三次，每谈话都有梁士诒陪同。因为梁和孙中山是广东同乡。袁世凯总是装出虔诚的样子，恭听孙中山的义论。每当孙中山谈到中外情况和个人抱负时，他常常随口应和，连声赞叹。有一次，孙中山讲“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次，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说到这里，孙中山心想袁世凯必反对。谁知他“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①这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惊讶。
袁世凯谈话时，总是“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他说：“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孙中山表示：“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②袁氏“诉党派竞争之苦”。孙中山慨然应允尽力“调解”，并表示自己“从此当事社会事业”，放弃竟选总统，自信办实业较袁合适。袁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虽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都以实业为第一大宗。”③
孙中山和黄兴都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后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加入政党诚然不错，然“今则非其时也”。嗣后，他又对柏文蔚说他之所以拒绝加入政党，是因为“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四海之内，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师。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④
袁世凯对孙中山修建铁路的宏伟计划也假意表示很感兴趣。孙中山说十年之内他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⑤他指使梁士诒多次赴孙中山行馆，帮助拟定建筑铁路的规划。９月９日又特授孙中山三万元的高薪。以后又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对黄兴的随员也极力延揽：委派李书城为总统府军事处次长，其余张孝准、何成、曾昭文、耿觐文等人都拟给予参谋部或陆军部顾问官的名义。
后来，袁世凯还颁发命令，授孙中山大勋位，授黄兴勋一位及陆军上将。孙、黄都拒不接受。孙中山回答袁世凯说：“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⑥
当时，关于内阁总理人选、“善后借款”、修订约法、军民分治、民政长简任或民选以及建都地点等等问题，同盟会和袁世凯之间都存在着严重分歧。袁大施骗术的目的，原望孙中山、黄兴对上述问题让步，以便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结果却使他非常失望。除内阁总理一致选定赵秉钧以外（见本章第一节），其余的问题都未能达成协议。孙中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却错误认为“欲治民国”，非有像袁世凯这样“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⑦所以，对袁推诚相待，赞誉之辞很多。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去迎合袁世凯；而是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幻想有朝一日能取得袁的赞同。８月３１日，在参议院欢迎会上，他慷慨激昂，挥臂讲演，中心是阐述迁都南方的必要性。９月９日，在京答记者问，他说解决参议院和政府冲突的办法，只要“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五六年内军民公治的事情是办不到的”；只能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民政长“总是民选的好”；“中国决无亡国之忧”，等等。这一切主张和对时局的分析，都是袁从来就不同意的。所以，名记者黄远庸在评论袁和孙中山会谈时说：“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⑧
袁世凯对与孙中山、黄兴的会谈很不满意。为了弥缝双方的分歧，在全国人民面前造成袁氏和孙、黄已经“跻于精诚结合之途”的假象，袁于孙中山离京前夕提出“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合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上述八条是由袁氏一人拟定的，没有和孙中山、黄兴协商讨论。孙、黄见这些条款很笼统，不涉及当前他们和袁之间争论的具体问题，为表示合作的诚意，遂欣然同意。稍后，袁氏又取得黎元洪的赞同，即于９月２５日由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全国宣布。电文末尾这样写道：“此八条作为共和、国民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⑨
“四巨头”宣言，掩盖了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对人民起了麻痹作用。宣言重点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而所谓中央即袁世凯一手控制的北洋政府，由“中央集权”，也就是加强他个人的独裁。这自然有利于他假借“统一”、“中央集权”这些动听的名目，推行自己的反革命政策。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证明，袁世凯正是这样干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民族资产阶力量弱小，它的政治代表孙中山、黄兴等人，又都缺乏统治经验，因而他们在有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为靠山的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面前，总是动摇妥协，上当受骗。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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