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海洋-第4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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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完全市场化的国家，美国重大战略的利益倾向更加明显。
虽然钱德勒是职业军人与职业政治家，但是他与美国利益集团，特别是军火、金融、能源等利益集团的关系绝对非同一般。别的不说，他能在二零二八年战胜帕克斯、获得共和党提名，并且在随后的大选中战胜民主党候选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十六位总统，就得益于利益集团的全力支持。
根据CNN公布的调查数据，钱德勒用于竞选的五十七亿美元中，大概有四十二亿来自军火、金融、能源、资源与贸易组织，而他在大选中的竞争对手，只获得了不到三十亿美元的企业捐助。
既然拿利益集团的钱当选总统，钱德勒自然要为利益集团服务。
在联邦政府官员的安排上，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确。在钱德勒任命的五十七名主要联邦官员与高级幕僚中，五十四人拥有利益集团背景，没有背景的三人，也来自利益集团控制的民间机构。这其中，十八人来自“外交咨询委员会”。要知道，这个机构早已被公认为西方金融集团的代言人。
如此一来，钱德勒的大战略，可以看成是美国利益集团的大战略。
说得更准确一些，钱德勒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在对外事务上的观点，基本上反应了以金融集团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第二次朝鲜战争。
在这场夺去了数十万条人命的战争中，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西方金融集团，而不是获得生存机会的朝鲜、也不是借机强大起来的中国。通过这场战争，西方金融集团用常人难以发现的方式完成了全球剪羊毛的“壮举”。
要知道，战后五年，全球主要货币的贬值幅度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就意味着，老百姓手里的存款在无形之中减少了一半，以不流血的方式把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
只是，十五年后，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红利已经消耗一空。
随着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老百姓又积累起了财富，已经尝到了甜头的金融寡头肯定会再次发动战争。
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用平民百姓都难以察觉到的方式收刮财富。
可以说，这正是美国积极策划中越战争的根本动机。
在飞往河内之前，钱德勒已经得到了国会议员的慷慨承诺：只要中国对越南发出了战争威胁，美国将为越南提供除参战之外的一切军事援助，支持越南进行以捍卫主权为目的的战争行为。
这就意味着，钱德勒可以在河内做出足够让越南动心的战略保证。
问题是，这些保证可靠吗？
五月三日上午，牧浩洋接到了黄峙博的电话，随后赶往总参谋长办公室，黄峙博已经让秘书调好了电视频道。
一般情况下，黄峙博办公室里的那台大屏幕投影电视只是摆设。
这次兴师动众，主要是越南外交部已经发布消息，钱德勒与越南国家领导人将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显然，钱德勒的河内之行已经取得成果。
“李明阳昨天晚上就给我打了电话，钱德勒已经做出安全保证承诺。”黄峙博把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已经搞清楚了，钱德勒开出的条件已经被越南当局接受。”
“美国打算出兵越南？”
黄峙博笑了笑，说道：“可能性非常低，除非钱德勒有信心在越南击败我们。”
“他缺乏的不是信心，而是野心。”
“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把美国的影响考虑进去。”
牧浩洋点了点头，说道：“我认为，钱德勒不会做出出兵承诺，因为这会迫使我们提前采取行动，而美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向越南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熟悉越南。”
“你的观点是，钱德勒只做出了有限的安全保障承诺？”
“这是最合理的选择。”
“为什么？”
“我们首先得相信，不管是美国、还是越南，都不认为我们会主动发起战争，因此在军事政策上肯定会有所保留。说得直接一点，只要做出这个战略判断，钱德勒就会认为，只要及时给予越南军事援助，帮助越南提升军事力量，就能阻止我们发动战争。越南当局也会持同样的观点，即在我们完成战争准备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增强国防力量，从而让我们放弃战争野心。”
“这也是事实。”
牧浩洋笑了笑，没有反驳。
虽然战略部署已经开始，但是进入军事策划阶段之后，黄峙博与牧浩洋都认识到，立即发动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军事部署并不针对越南，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东西两端。要想在越南打一场大规模战争，仅前期部署就需要数个月，最快要到年底，才能集结足够的作战部队与军事物资。
拖到年底的话，局面将发生剧变，也就得重新进行战争部署。
黄峙博沉默了一阵，说道：“拖下去，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即在我们的军事威胁升级之后，美国会不会与越南结盟，以此来牵制我们。如果是，我们就得放弃战争行动。”
“可能性不大，但是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你的观点呢？”
牧浩洋愣了一下，说道：“迟打不如早打，等到丧失了所有战略优势，再来解决问题肯定不是最好选择。”
“早打的话，怎么打？”
“增强空中打击的比重，缩小地面战争的范围。”牧浩洋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战争爆发后，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将加快。我的意见是，首先完成空中打击的部署工作，其他的等到战争爆发后再准备。”
“有把握吗？”
牧浩洋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这时候，越南外长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黄峙博也没再讨论下去，开启了声音频道，只是两人都听不懂，只能看下方的同步翻译字幕。
看完新闻报道，两人的眉头都锁到了一起。
钱德勒确实开出了军援大单，不但答应为越南提供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还答应为越南提供人员培训，帮助越南建立现代化的军事指挥体系，并且让美军重返越南，只不过是军事顾问。
更重要的是，越南向战争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时，越南承诺把南海争议地区的油田开采权出售给美国企业，并且以此支付军购费用。
要知道，几年前，越南就打算这么做。
当时，中国就发出了战争威胁，宣称越南出售争议海域的油田开采权，等于侵犯中国的主权，也就等于向中国开战。
问题是，能够以此理由向越南开战吗？
两人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黄峙博过去接电话的时候，牧浩洋去关掉了电视。
“好的，我知道了。”黄峙博只说了一句话，就放下了话筒，转而对牧浩洋说道，“总理打来的，高层将在下午召开会议，让我们提供军事解决方案。是战是和，几个小时后就有答案了。”
“现在才打招呼？”牧浩洋有点惊讶，“我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怕什么，又不是让你一个人去，有我在呢。”黄峙博笑了笑，说道，“再说了，高层领导需要的不是战术计划，而是一套可行的战争计划，或者说是一个较为肯定的答复，你不会心里没数吧？”
“最好还是准备一下。”
“行，你抓紧去准备。午饭之后，我给你打电话。”
牧浩洋没有耽搁时间，立即起身告辞。即便只是给出一个答复，他也得准备周全，总不能凭个人判断，去影响战略决策吧。
此时，国际舆论已经炸锅了。
因为中国早已把南海资源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底线就是不破坏现状，即中国默认越南已经在南海建立的开采平台，但是不接受越南扩大开采范围，更不会接受越南把开采权转让给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企业，所以越南当局承诺出让油田开采权，等于越过了中国的底线。
在做报道的时候，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提到了“战争”。
只是，一些西方新闻媒体也提到，中国无权由此向越南开战，因为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越南对南海的实际控制，已经是既成事实，越南转让油田开采权，并未破坏既成事实。
按照一贯原则，越南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并未侵犯中国的主权。
当然，并非所有新闻媒体都持这种观点。
可以说，皮球已经踢到了中国脚下，何去何从还得看中国的态度。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半，杜小蕾在外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中国的官方立场：越南当局的行为已经危害到中国的主权利益，对中国构成了侵犯，而中国有理由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与行动，纠正越南当局的错误行为。
这番外交声明有点模棱两可，但是战争意味非常浓厚。
第十四章战争前奏
第十四章战争前奏
在外界看来，杜小蕾发表的外交声明不够强硬。
不是外长不够强硬，而是中国领导层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当天下午的高层会议上，易援朝与黎平寇争得面红耳赤。两人的主要分歧不是该不该打，而是有没有能力打。
虽然易援朝是主和派领袖，但是在该不该打的问题上，他的观点与黎平寇差不多，即越南越过底线，战争就不可避免。只是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没有能力对一个有一亿多人的国家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越南只是发表声明，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中国暂时没有理由向越南宣战。
黎平寇的态度更加直接：不仅该打，还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争论到最后，两人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拿什么来打这场战争？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战争经费。
二零三零到二零三一财年度预算早已通过，就算黎平寇东挪西用、压缩不必要开支，最多只有五千亿节余。这点钱，打一场小规模战争都不够，更别说大规模战争了。没有钱就打不了仗，预计战争开支在三万亿元左右，而且半数必须当年支付。缺口有一万亿，黎平寇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承认，黎平寇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总理。
在很多人看来，他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央行增发货币，然后用国债、战争债得方式获得融资。
果真如此的话，肯定会遭到易援朝反对。
原因很简单：到二零三零年初，中国的国债突破三十万亿元，相当于中央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早已超过警戒线。算上地方政府、国营企业、中央部门发行的债券，债务总量超过六十万亿元，为二零二九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虽然这个比例不算高，远底于美国，但是人民币的流通性远不如美国，中国的实际债务负担比美国高得多，债务甭盘的风险也大得多。
增发债务，等于动摇根基。
事实上，这也与黎平寇这些年来的执政方向完全相反。
出任总理之后，黎平寇一直在努力降低国家债务水平，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二零二二年之后的七年中，除了二零二七年与二零二八年受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影响，政府债务负担有所增强之外，其他五年都在降低。二零二六年降到了二零一四年以来的最低水准，总体债务负担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不但远远低于美国，比一向注重控制债务水平的欧盟还低了十七个百分点。
政府降低债务水平，等于缩小了货币供应量，在大规模超发货币的背景下，等于控制了通货膨胀，增强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从而推动经济更加有效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人民币的保值率。
可以说，这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这时候，增发货币，肯定存在风险。
虽然相对于总量为六十万亿的债务、三十万亿的国债，三万亿战争债不算什么，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用三万亿就能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而且打赢战争之后，还有很重的负担。
这就意味着，债务很有可能在战争期间失控。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万幸的是，黎平寇没有在债务上打主意，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用国营资产获取贷款。
这个办法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增发货币。
如果直接由政府发行债券，得让央行增加货币发行量，增大流动性，从民营银行获取贷款，等于利用民间资本，不会增大货币发行量。虽然这么做同样会增加政府债务负担，但是可以用战争红利偿还债务。
所谓的“战争红利”，正是中南半岛的广阔发展前景。
按照黎平寇的说法，战争结束后，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担保的方式偿还战争贷款，不用为此花一分钱。
显然，这很有诱惑力。
虽然易援朝仍然反对立即开战，但是提不出更好的反对理由。
必须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