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管理脱下洋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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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有时也表现得比较专制。他们常常是人群中天然的组织者。
缺点：待人比较冷淡和疏远，由于固执而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
个人举止：工作中表现得风风火火，遇到压力显得着急、忙乱，写字比较大，生活中坐立不安，动作迅速，不注意礼貌和倾听。
（2）表达型。
优点：这种类型的人善于表达，充满了活力，有独立的见解，工作中喜欢找捷径，创造性比较强，提倡合作，有说服力。
缺点：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情绪波动比较大，不太注意细节，愿意做超过自己能力的或新颖的工作，在人群中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希望被别人接纳。
个人举止：非常自信，着装非常漂亮，讲究仪表，然而家里很乱，除非有人到家里做客才会收拾，并把所有来不及收拾的东西藏到不易被客人看到的地方。与人交谈时看着对方，表示同意，但是心里却在想别的事情。
（3）同情型。
优点：这种类型的人待人非常忠诚与平和，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工作特别有计划。特别喜欢关注别人，尽管不是自己的事情，但非常愿意帮忙，可常常是万事不求人。
缺点：待人接物比较被动，总是等着得到别人的赏识，但作为管理者，应该学会赏识别人。这种人心太软，对批评非常敏感，而且不愿意争要权力，容易被别人摆布，有时成为别人的尾巴，甚至傀儡。遇事显得优柔寡断。
个人举止：一切都安排得很有条理，时间观念相当强，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与别人交流沟通时是最好的听众。
（4）技术型。
优点：由于职业的原因，这种类型的人显得客观、冷静，重事实，重细节，逻辑推理能力特别强。
缺点：常常作不出决定，一般不愿意冒险。
第17节：修身篇（9）
个人举止：整洁而有条理，写字很小，待人非常友好，喜欢刨根问底，注意倾听，目的是想抓住对方的漏洞。
目前还流行一种“九型性格”分类法，与上述方法大同小异，不过增加了几种：一种是天生的质疑者，这种人可能由于人生不顺，受过某些挫折和打击，因此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周围，常常与权威较劲，说话比较尖刻；再一种是完美主义者，对自己和别人总用高标准要求，看不起用歪门邪道取得成功的做法。这种人一辈子会活得很累。了解这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人们对自己的特点进行深入了解，另外也是为了了解别人，便于交流沟通和管理。
无独有偶，在我国古代也有一种把人分成四大类的方法，不过是按照人们对外界看问题的角度原理来划分的。古人把“理”分为四种（有关这个内容我们在后面还会进行详细介绍，这里主要讲人的特点）：
（1）道理：天地万物自然生化之理，主要指的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2）事理：社会事务运作的理，如政治、军事、生产中的法则和规律。
（3）义理：人伦之理，礼仪教化之理，相当于道德礼仪学说。
（4）情理：人的性情感情之理。
那些注重道理的人，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他们看问题主要从自然规律上分析，因此冷静，逻辑性强，重实证但死板，生活自理能力不强，社会活动能力不强。比如不少科技人员都属于这种人，他们往往不屑于权谋之术。
而注重事理的人，往往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这种人善于处理纷繁之事，应变能力强，敢承担责任，权力欲强，他们往往不按游戏规则办事，为达目的，不惜破坏自然规律。他们常常是组织中的领袖人物。
注重义理的人事事以道德为出发点，属于道德君子，但往往处事显得迂腐，在和平年代是道德的教化者，但在复杂的竞争中往往是失败者，这种人往往被称作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情理之人感情色彩相当重，待人接物把感情放在头一位，很可能因情害法，或无视周围舆论，这种人常常是政治斗争或生活中的低能儿，用唐明皇评价李白的话来说：“非庙堂之器也。”
性格形成的后天成分主要取决于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童年时期，此阶段主要受家庭影响。遗传并不能决定个体将会是什么性格，但父母的性格特征会通过教育及家庭生活环境影响子女的性格形成。第二阶段是读书时期，此阶段主要受学校和老师的影响比较大。第三阶段是一个人走上社会，这个阶段最为复杂，会受地域文化、工作行业、工种的影响等。
第18节：修身篇（10）
三、管理好别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
1。领导者的道德修养与个人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把做人摆在第一位的，所谓做事先做人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不少管理学理论处处讲的是如何管理别人，其实按我们老祖宗的观点，能管理别人的人不见得就能管理好自己，而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最终也难以管理好一个组织。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其管理思想的逻辑演绎。这种思想将个人、家、业、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把治家和管理一个企业乃至领兵作战、治理国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伦理文化为基础的管理思想与西方制度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它把管理个人、家庭和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能使我们更加全方位地考察一个人。
所谓管理好自己，首先是提高自己的“德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德”和“才”作过辩证的论述：“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这就把德放到了核心和灵魂的位置。这种以道德为追求目标的德行文化，源于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而肇端于孔子。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你争我夺，社会失序，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期往往导致人们信仰迷茫，诚信缺失。孔子在深究其原因时，着眼于人心的考察，认为是人心的麻痹坠落才导致了社会的混乱，进而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救治方略，即以德教民，以礼齐民，从此奠定了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取向。此后，经历代哲人从社会与人生的多角度对其进行哲学的提升，最终确立了儒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的道德主体性原则，它以寻求人类的道德自觉，确立人类道德的主体性为根本，体现为以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为终极关怀的人生哲学。道德的追求成为人生的主导，以及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标尺。尚“心力”，重道德修炼，讲究气节操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就其对政治的意义而言，道德取向又体现了对社会政治理想的说明与实践。它重在建立人生的德行自我，将内在仁心扩而充之，从而实现内心自足、完美无缺的人生；在规范人伦大秩，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孔子开始，就将中国政治的源头——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说成是一种道德政治的中心人物。“为政以德”成为基本的政治原则。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主义取向也一直未曾中断地延续下来。
第19节：修身篇（11）
2。提高自身修养的途径
那么如何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呢？通过修身。修身是一个人起步的标志，更是作为一个成功管理者的头一门必修课。因为惟有修身，才能服众；惟有成为魅力型领袖，基业才能长青。我们可以把它视之为魅力领袖定律。
在被奉为经典的儒学教科书的《大学》中，对关于如何修身，有着明确的论述，这就是所谓的“三纲”与“八目”。应该说《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管理学。
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至善。”即显扬美德，革新民习，以达到至善的境界，这可以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核心地。
八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的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证，无论是由大至小还是由小至大，要“明明德”于天下必须经过八个层次，也就是所谓的“八目”。由大至小，条目之间反映的是条件关系：平天下必先治国，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由小至大，条目之间反映的是因果关系：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条目之间脉络清楚，无论是由大至小的条件关系，或者是由小至大的因果关系，剖析深刻，逻辑严密。也就是说要在你的内心深处首先构建一个正确的认知架构，或者说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心意不端的人能够有良好的修养，一个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能够对家庭负责，同理，一个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的人又怎么能会对组织忠诚？
这也就是《礼记》里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后来对此有了更为明确的论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特点，首先把管理自己放在最基础的地位！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提高领导者自身的修养，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有修养的人呢？那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有大量关于君子的论述，他是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论述，不过其核心都是围绕着“仁，义，礼”而展开的。仁从该字的构成上是二人，引申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它以了解人性，尊重人格为出发点——讲的是情。
第20节：修身篇（12）
义是合理化的管理，各种管理方法必须合宜适当，无任何障碍难行之处——讲的是理。
礼是规范的社会秩序，任何人员都要据此认真执行，对不合时宜的法则不断修订——讲的是法。
讲情在于感动，讲理在于信服，讲法在于威慑。合情意在激发动力，合法意在顺乎体制和机制，合理意在调节情与法的对抗，使二者相容互补。
可以说对于什么是君子，儒家有了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论述或考核标准。
在举止上，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正其衣冠”，按照这个标准，现在某些干部和暴发户放肆的言行以及所谓现代派们怪异的举止显然是不符合君子标准的。
更具体一些，那就是“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这都是指做人要谦虚、低调和内敛，也就是说低调做人，踏实做事，反对那种放肆、张狂的言行。而当子贡问什么是君子时，老先生又进一步作了说明：“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看到这些论述我们不要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培养出一批木讷的呆子，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子思有着辩证的论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就是君子！初次接触时给人以严肃的感觉，但进一步接触就会发现他非常平易近人，而谈论到实质问题时说话却非常深刻。孔子以“五事”为标准这样形容君子——“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在平时为人处世时必须要做到“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试想在社会浮躁的今天，在推崇所谓快节奏和张扬个性的今天，谁有工夫进行“九思”呢？
在社会和组织中，孔子又教导我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也就是说人不可以没有自信和人格的尊严，但不可处处计较、事事相争，可以团结共事，但不能像某些政客式地把团结变成了“结团”。要做到这些就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严格要求自己。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必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些“温良恭俭让”看似迂腐的说教，已经被横扫得荡然无存了，不少人早已不是“君子坦荡荡”，而变成了“小人常戚戚”，所以要想恢复这些起码的人伦道德规范，没有别的途径，孔子在他那个年代就反复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