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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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沈姐又一次和家人来京看望我。为了感谢我，这个固执的大姐居然不顾我的再三劝说，特意送了一幅自制的锦旗给我，那大红色的上面是这样两行大字：“执行三个代表，执言仗义为民”后面是“赠侠客记者石野先生，北戴河市民沈淑萍，2004年春”。
那上面的最后一个“春”字，像一束明媚的春阳，明晃晃的照耀着我的心房。我的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朋友，看到沈姐为我送锦旗，当即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感人的一幕。
在我的十年记者生涯中，我曾收到过多位热心读者赠送的锦旗。是的，一张小小的锦旗，似乎不算什么，但它却是读者们对我这个记者的一片真心实意。当他们为自己的冤屈四处求告无门时，当他们为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平而走投无路时，他们总会向被称之为“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向新闻记者伸出求援之手。当媒体排除种种阻力和压力对有关内幕进行深入调查并最终公之于众时，一些被地方有关部门推而不理，拖之不决的问题，一般来说总会有个结果，不管这种处理的结果是扬眉吐气，还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强人意，还是遥遥无期，抑或无人理睬，但毕竟，那些事实的真相，那谁是谁非的内情已被记者以文字、图片、画面的形式公布于天下，呈现在社会大众的眼前。用那些当事人和读者们的话是，“终于有人过问我的事了”、“记者为我们说了公道话”、“事情曝光后，我们终于出了一口气”……对于那些批评和揭露性的报道，当事人是完全耳闻目睹了记者是如何的经过艰难采访，并终于历尽曲折的发出了稿子的。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会对记者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赞颂之情溢于言表，而给媒体和记者送锦旗成为他们最好的表示谢意的方式。
我记得，1999年4月，当我顶着种种压力和威胁，冒着被黑恶势力叫卖人头和追杀的危险，在报社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对那宗独家披露的广州天河区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无辜人”的恶情事件，连续追踪报道了几个月，并最终使8名行凶者被绳之以法，伤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万多元的赔偿。因我多次拒绝当事人的感谢，拒收了他2万元的红包。有关此事，曾与我一起卧底历过险的、后来又成为生死冤家的邓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红包》为题，写了篇稿子发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报人》的“记者新风赞”栏中。后来，伤愈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面大红锦旗给我，上书“执言仗义”几个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话更成为了十年记者生涯中的采访宗旨。
我从南方来到北方后，虽然也在多家新闻单位不止一次收到过读者送来的锦旗，但面前这锦旗上面的两行字，又一次令我感慨不已，静思良久。特别是那“侠客记者”四个字，更令我惭愧万分。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唐朝诗人元稹的那首《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窃贼谁夜行。白日堂堂杀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我也想起了李白的诗篇“纵死侠骨香，不愧世上英”……其实，像我这样的流浪记者哪能称得上什么侠客呢？说来惭愧，尽管我们也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那些弱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们又哪能与古代那些挥刀杀戮匪盗的英雄相提并论呢？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真实记录了一些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现状。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4节 春暖花开的季节（1）
一束温暖和煦的春日阳光，钻入我暂居的陋室。我的心在这灼目的亮丽中又一次平复如初了。我这不足10多个平方的低矮屋里堆满了煤球，咫尺天地。这天地尽管也有寒冷和陌生，但我仍觉亲切和温暖。我从未放弃心中那辽阔的愿望。
人生是快乐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调查许许多多虚伪、冤屈、凶恶、丑陋和邪恶的记者，我们的心灵深处不仅要忍受着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觉得危险无处不在。但我总看到，危险的深处，隐藏着正义的火焰。
是的，我并非像曹雪芹、鲁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只是一个记者，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现在，为了要说出真相，为了那些仍没有了结的案件，为了那些结了案但仍没有解决问题的当事人，为了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人性尊严，我只有通那些为弱势群体呼吁的文字才能表达我作为一名政法记者的感叹。
尼采说：人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他认识世界也就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世界可不应该有我一样的厌倦心绪。因为生活本来是美好的。
在我最消沉和痛苦的时候，我像鲁迅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写作，默默读书，这个时候，精神的食粮成为了我生命的寄托，那些精美的书刊是我黑夜里神驰梦游的空间，是我在沉重的劳乏后的松弛与消遣；更是游弋在我心灵深处的一尾美丽绝伦的小鱼，是绽放在我的青春的心灵上的那一望无际的桃花源。
2002年底，我在简陋的小平房里，写出了第一本书《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在等候这本书的出版的同时，我忍着贫穷和别人的白眼，又忍不住写出了本书，同时我的第三本书《新闻现场——我的北京记者生涯》也即将完稿。来京后，我打了五年官司，过着捉襟见肘、狼狈不堪的日子，采写了五六十宗大案要案，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新闻作品，也写出了三部书稿。特别是这三本书，是我这十年记者生涯的一次总结，也是我的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是我的青春旅途上的一道道带泪的轨迹，是我心灵史上一条条带血的烙印，是我销蚀了30年生命曾困惑过的一种生活的载体，是我的那仍然佝偻着病痛的腰身每天还在鄂东贫乏的土地上劳作的父亲和母亲的无奈叹息，更是我冥冥中感觉到的前世缘之集结。那里面留下的是一怀忐忑，一腔热望，一息流连，一串叹息。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窗前半树黄叶的伶仃摇颤，似乎又在提醒我，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即将来临。季节的交替更迭，又使我记起流浪的艰辛。可眼下，我不但要为我的两本新书呕心沥血，更要为我的那场已拖了四年之久的官司而苦苦奔波。
春天了。2004年北京的春天，少了昔日的尘沙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美丽春天。五年前，我原为躲避烦扰，为寻觅心中美丽的梦想来到素昧的京城，但眼下身边耳畔仍是一片纷扰。我陷入新的烦闷之中。所谓异乡体验的漂泊快感渐次被怀乡之情替代。
流浪京都之际，我总会想起王勃的那首诗：“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是呀，我不是什么侠客，我只不过是他乡之客，就像我至今还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流浪记者。我只不过是一个流浪他乡的自由记者。我猛悟到自己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改变的现实。仰望天际，我不由发这样的长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遥想当年王勃在滕王阁上作此佳句时，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风尘之叹，我真的有什么“失路”之悲吗？哪里有“关山”？怎么就成了“他乡之客”？我为自己心底的那份牵强默默苦笑，又在这似而非之间更觉怅惘。
我想，我在书稿中的那些曾似野火燃烧样的激情，我的流泪带血的独特新闻从业经历，也许很可能被读者随意戏言之，也可能被人在饭后茶余当作闲聊笑谈。也许有人不会理解我，不会接受我。是的，又有谁能理解我这个流浪记者灵魂上的痛苦呢？
记得，早在1997年春节，我曾穷得身上只有1块8角钱，度过了一个对我极有特殊意义的春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7年时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由于官司所耗精力和金钱太多，我在京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难，生活极为窘迫。2002年冬我临时栖身于京郊大运河畔的一间廉价低矮的小平房里。2003年，我仍然住在一间平房里度过了一个春节。2004年，我还是在一个低小的平房里，一个人，还有自己孤单的影子，度过了一个没有烛光的春节。在寒冷的冬天，这儿没有暖气，没有朋友，但床头上却有各地读者寄来的数十封求援信。信比暧气更能慰藉我，他们把我当成了他们知心的朋友。我依然心中暖意融融。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我的那些仍在为自己的冤情而不懈地抗争的采访对象。他们乐观的精神总是感染着我。我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曾传耀老人，还有他的那位连普通话也不会说的妻子，这两位年已76岁的老人，为了与当地有关部门对簿公堂，在诉讼路上艰难地跋涉了6年；于丽梅为了与北戴河医院打官司，整整打了8年，终于取得了一审胜诉；北京航天二院干部李秋芳为了维权，不惜与陕西咸阳、三原当地的法院和有关部门“斗法”，经历了漫长的23年诉讼，从黑发打到白发，至今还在为官司奔波呼吁，其曲折坎坷过程甚是令人感慨。河北邯郸的老工人巩恩和，为了维权，不惜与自己的单位打了8年官司，去年底，他的这宗引起全国总工会及国内多位著名劳动法专家高度关注、被国内多家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劳动法”的民事诉讼案，终于取得一审胜诉。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5节 春暖花开的季节（2）
在这些人当中，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一位残疾当事人，他那不屈的精神，令我异常感动；他的不幸遭遇更令我心酸。他叫刘凤起。2002年7月，我曾前往长白山下的白河采访过一宗性质极为恶劣的刑讯逼供案，此案虽经吉林省检察院两次提出抗诉，但涉案的民警一直逍遥法外。现年43岁的刘凤起，系吉林省白河林业局某厂工人，1996年6月19日，他因涉嫌强奸杀人罪而被白河林业公安局刑警大队带到看守所进行殴打，13天13夜不让睡觉。因刘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白河林业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杨某、副队长金某、刑警大队侦查员叶某及王某等人在局领导的指使下，用木板条、电警棍、三角皮带等刑具对其进行摧残。不堪忍受酷刑的刘于第11天早晨被迫戴着手铐脚镣跳楼自杀受伤。跳楼后3天时间里对方仍对其进行残害，到第13天才被抬着送回号里。当地法院依据刑讯逼供时取的笔录对刘凤起以强奸罪判刑8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致刘高位截瘫（评残二级）的伤残后果。1999年10月31日，上述四民警尽管因涉嫌刑讯逼供罪被白河林业公安局逮捕，但很快被取保候审，后两次开庭受审均判四人无罪。此后，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出抗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曾两次对此提出抗诉。刘凤起的代理律师、吉林恒基律师事务所张燕鸿和张霖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民警集体刑讯逼供案，其手段之残忍影响之恶劣在全国是罕见的。
为了讨公道，伤残后的刘凤起多次摇着轮椅进京上访，每次来后都要与我联系。2004年4月初，一个冷雨霏霏的下午，我在长安街头又一次与刘凤起相约见了面。身上被春雨浇得湿漉漉的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无钱吃饭，只好跑到附近小店赊了几把雨伞买，不想叫人收走了。不过，石记者，请你放心，我一定活下去；只要活着，我就一定要用法律手段让残害我的受到法律的严惩……”
我心头陡地一热，为了不使自己的眼泪流出来，赶紧塞了一百元钱给他后就转身离开了……
是的，这位残疾受害者的诉讼之路尽管如此曲折艰难，但我相信他终有一日能讨回公道的。因为我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与我的这几位采访对象相比，我所承受的苦难，我所经历的坎坷，实在是不算什么。我只不过是受到人家的打击报复，只不过是被人戴上手铐押入黑屋关了十几天，我只不过是与别人才打了5年的官司。我同时还想起河北建委干部郭光允，为了告倒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前后历经8年。他说，我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因为我从事的就是正义的事业。现在，他终于战胜了那个强大的对手，党为他昭了雪。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我和我的这些采访对象，不能通过法律讨回一个应有的公道！作为一位奋战在一线的政法记者，我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隐藏或公开，混迹在我们党内、侵蚀我们党健康肌肤的各类腐败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