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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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阳江警方曾多次派专案组前往深圳等有关地方追捕与情夫黄某一起潜逃的孙秀珠，但至今未果。不过，对方承认，发生了这一连串奇怪的事，主要是由那张“证明”引发的，这是因为派出所印章管理不严，给坏人钻了空子。
调查至此，引发出这一连串稀奇事的罪魁祸首显然就是这份盖有城东派出所大红印章的“死亡”证明了，但令人奇怪的是，现在居然连江城区公安局和城东派出所都不知道这神秘的证明出自何人之手，至今对此案都是束手无策，那么又有谁人能知晓其中蹊跷呢？也许正如警方所言那样“一切只能等到抓获始作俑者孙秀珠才能见分晓了”……
真没想到，这宗本来就错综复杂的离奇案，到了这里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当我问道：“公安局因为此事而成为被告，而且此案经法院两次公开审理后，已判决城东派出所和江城区公安局一审败诉，请问你们对此有何看法呢？”这位负责人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曾传耀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此事的最主要责任应该是阳江公证处，其次是阳江法院，我们顶多也只能承担次要责任……”但对公安局一审败诉之事，对方总是避而不答，直到最后才无奈地说：“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法院判决书，因为那事不是我负责的……”
因为一份派出所的证明，两位均依然健在的老人却被莫明其妙地判定“死亡”。接着，倾其毕生积蓄建造的房产又被公证为无良儿媳继承、房产被查封、老夫妇被赶出、有家不能归栖。曾传耀和许秀英这两位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多次上门讨说法时，派出所、公证处、房管局和阳东法院均是各自推诿，互推责任，致使两位可怜的老人精神和身心遭受到了巨大创伤。
1999年2月23日，忍无可忍的曾传耀老夫妇一纸诉状愤然将城东派出所及其管辖单位江城区公安局以及阳江公证处、阳江司法局推上了被告席，并强烈要求法院判令赔偿其因名誉权受到侵害造成的损失人民币20万元，由以上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并由被告向其公开赔礼道歉。
1999年4月4日和6月22日，阳江市城区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宗在整个阳江市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奇官司。
第八章 一对七旬老夫妇的离奇遭遇第61节 “死人还魂”讨公道（1）
采访结束后，我回广州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新闻连载。像这样一宗错综复杂、天方夜谭般的旷世奇闻，如果像平时一样只用特稿方式，显然还不足以说尽有关事情前前后后、曲曲折折的过程，我决定以新闻连载的方式来报道此事。看到我的稿件后，当时一版编辑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独家新闻连载。1998年12月22日，《南方都市报》以《儿媳谋财“害”命公婆活人变死人》为大标题披露了此事。当时此稿的责任编辑庄慎之还特意在文章的前面写了一个编者按：阳江市近日爆出一桩离奇事：一位儿媳妇为谋夺公婆的房产不择手段，最后竟在前年弄出一份公婆已先后去世的盖有派出所公章的死亡证明，顺利地骗到了房产；直至今年6月，依然健在的公公婆婆才知道，儿媳妇早已经把他俩给“弄死”了！欲知此旷世奇事的来龙去脉，敬请留意本报的独家新闻连载。
《南方都市报》在随后长达8天的时间内连载完毕。新闻连载，是新时期新闻发展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是对一些重、特大新闻报道的最好诠释，使广大读者能及时地、详尽地了解相关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1995年春节期间，《羊城晚报》曾以此种方式报道过几宗新闻事件，很受读者的欢迎；1996年春，朱德付在当时的《南方日报》上也以此种方式报道了江西胡雪梅事件，曾轰动一时；1997年1月，《南方都市报》改为日报时，在朱德付的精心策划下，推出了记者谭智良的长篇新闻连载《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成为都市报的重拳作品，后来这个栏目成为《南方都市报》的经典栏目之一，谭智良也成为当时国内都市报中第一个开办新闻连载专栏的记者。由于新闻连载的采访比一般的新闻更需要记者深入挖掘，采访时间长，写作技巧较高，花费的精力和心血也更多，所以不是一般的记者所能驾驭的。我在都市报期间，曾发表过两次新闻连载，这宗活人变“死人”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看到我的这篇新闻连载后，湖北、山东的几家都市报均向我约稿。1999年3月4日，当时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华西都市报》以《“死人还魂”讨公道》为大标题，在特稿部以整版篇幅刊载了此稿。
曾传耀的案子开庭后，令人颇感蹊跷的是，当他多次跑到江城区法院探询有关判决结果时，对方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支支吾吾。直到他从律师方面已明确获悉，判决结果早已于10月8日出来……
1999年12月16日，地处南海边缘的广东阳江市经受了少见的寒冷之后，气温终于由3℃升为10℃上。这天，我又一次来到了阳江市，对曾传耀夫妇离奇“死亡”之事进行深入调查。也就是在这一天，经过长达3年多的风雨磨砺，满身风霜的曾传耀老人终于通过正当途径拿到了本应早于两月前送达到他手中的这份姗姗来迟的民事判决书。当他吃力地用颤抖的双手，固执而坚决地在这份早已于1999年10月8日就已出具的（1999）城民初字第232号的阳江市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上签上“1999年12月16日收签”字样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像个孩子似的忍不住当众纵声大哭起来，辛酸的泪水很快就将面前这份与其诉讼请求相差甚远的判决书沾湿。那上面的判决结果如下：被告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区分局、阳江市司法局在本判决生效后10天内分别书面向原告曾传耀、许秀英赔礼道歉，内容由本院审核；被告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区分局、阳江市司法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天内赔偿20000元给原告曾传耀、许秀英；被告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区分局、阳江市司法局对上述款项相互负连带责任；本案受理费1500元由被告负担。
老人气呼呼地告诉我，就是这份与他的诉讼请求相差甚远的判决书，他也是花费了很大周折才好不容易得到的。当时，他又一次跑到江城法院索要判决书时，有关工作人员经请示领导后，才极不情愿地拿了出来，但对方再三要求曾传耀在判决书上签上：“1999年10月签收，被满腔愤怒的老人断然拒绝，随后，他在上面郑重地签上了收到这份民事判决书的确切日期：1999年12月16日。
在冬日略带寒意的海风吹拂下，老人本来就瘦弱的身子更显得弱不禁风。拿着这份判决书，尽管一审法院已判决自己胜诉，但满身沧桑的曾传耀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认为一审判决的赔偿数额太低，有失公正；原判的2万元数额尚未涉及到连带赔偿责任。1999年12月29日，他又愤然向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原告提出的赔偿20万元的诉讼请求。颇令人费解的是，2000年1月5日，被告之一的阳江司法局、阳江公证处、江城区公安分局和城东派出所亦不服一审判决，同时向阳江中级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撤消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
曾的代理律师指出，一审法院原判的2万元数额尚未涉及到连带赔偿责任。因为两被上诉人均为国家行政机关，是地方执法部门，却知法犯法。两被上诉人的错误行为，不仅使两上诉人身心遭受重大损失，更直接导致了其价值30余万元的房产遭受严重损失。作为两被上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应连带赔偿上诉人的有关损失。区区2万元的判决，何以赔偿上诉人所遭受重大的精神损失和房产损失呢？
2000年7月10日，我从京城又一次来到了阳江。这已是我第三次来阳江了。这时我正在由北京一家中央报纸做采访部主任和首席记者，主持着一个法制专栏。虽身在北京，但我一直关注着曾传耀的案情。
几天前，当我得知曾传耀的上诉案即将在阳江市中级人民公开开庭审理时，作为独家披露此案并一直关注案情进展的记者，我对后面的结果极为关注。所以尽管路途遥远，但我还是千里迢迢地从京城赶到阳江来。但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后面所出现的一切更对老人不利。
11日上午，这天地处南海边缘的阳江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突降暴雨。我们在上午8时就赶到了阳江市中级法院第二审判庭，等候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虽然大雨倾盆，法院旁听席上仍挤满了二三十名听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先不向法院方公开自己的记者身份，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旁听。
虽然开庭通知书上说明在8时30分开庭，但直拖到9时20分才正式开庭。几位法官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我奇怪地发现，在这市中院的第二审判庭中，根本分不清哪是原告席，哪是被告席，因为那上面均无挂牌标明。负责本案的是一位表情严肃的青年法官和一位女书记员，两位执法人员均没有穿法官制服，加上里面只不过是摆了一些陈旧的桌椅，又没有任何标示，真难让人相信这里就是庄严的法庭。
在庭审中，阳江司法局和公证处的代理人所持理由基本与一审时一样，再三强调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公证处不能成为本案被告，称追加司法局为本案共同被告无法律依据。城东派出所和江城区公安分局的代理人则辩称，派出所的证明虽然错误，但已及时更改，且出证明者并非派出所有关人员，使曾传耀受到伤害及财产损失的应是阳东县法院，所以把派出所作为原告是错误的，把派出所的上级领导单位作为被告更是没有理由的。本案主要责任应该由曾的儿媳孙秀珠承担，并追加她为本案原告才算公正。
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听审双方辩论时，法官有意把时间留给两家被告，而曾传耀的代理律师进行辩论时，法官不是避重就轻，就是阻止律师发言，法官的言行引起了旁听席听众的不满。
在激烈辩论中，伤心至极的曾传耀和老伴不由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而法官的言行举止亦使旁听席中的老市民极为不满，纷纷向法官提出抗议，要求法官秉公办案，依法办事，以还七旬老人曾传耀夫妇一个公道。
第八章 一对七旬老夫妇的离奇遭遇第62节 “死人还魂”讨公道（2）
直到11时25分，满脸不高兴的主审法官宣布休庭，判决结果待日后再公开。说完他朝地上旁若无人地吐了一口痰后，拂袖而去。
上午庭审结束后，我随即来到法院的一位主管院长的办公室，出示证件后说明了来意，对方一口回绝：“我们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你就等待我们的判决结果吧。”随后他就说要外出开会，让我走人。当我赶到负责外宣的一间办公室时，对方两位正在看报的法官态度冷漠地说：“要采访此案，必须经阳江市领导特批才行。你们的报道已对我们阳江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们不欢迎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当日下午，我随曾传耀及其长子曾国庆又一次来到了位于江城区赤岗2街2巷2号的那栋3层的楼房面前，只见锈迹斑斑的大门上面，昔日阳东法院所张贴的封条仍然残留，只是字迹已模糊，一楼大厅空空如也，墙旮旯里布满了蜘蛛网。沿着尘土飞扬的台阶上至二楼和三楼时，老鼠和蟑螂随处可见，二楼大厅里堆放着残缺不全破烂不堪的陈旧家具。我看到，一楼至三楼的所有窗户玻璃全部消失殆尽，连以前安装的铝合金门窗也被人撬走，代而取之的是几块破旧塑料布，看上去满目疮痍，尤其是三楼门帘上不知何时贴上去的那张早让风雨剥蚀得字迹模糊的“幸福之家”字样的横联，此时正在夏日海风中颤抖，更令人备感辛酸。
佝偻着腰身的曾传耀咽哽着向我哭诉：“我这一辈子只造了这一栋屋子，却被弄成眼前这个样子，至今无法入住，真是有苦无处申呀……”曾国庆也伤心地说：“我父母都70多岁了，本应在家里欢度晚年，谁知却经历了这样的遭遇，我也没有办法，只奢望法律的帮助了……”
目前，曾传耀夫妇带着那早已失去母亲的孙子相依为命，一家三口栖身于江城区马洲街单位的一个废品仓库里，全靠他每月400元的退休工资维持生计。为了打官司，白发苍苍的曾传耀又只好佝偻着身子到一个单位打工。我看到眼前的居住地低矮狭窄，阴暗潮湿，面积不足30平方米。在这拥挤的小旮旯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