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即没命地往前跑去。我见他眨眼就跑出了10多米远，就暗暗思忖着自己如何尽快脱身。但是，我又实在不甘心这样跑掉。因为担心刚才这么一吓没记准门牌号，就故意回过头去朝门后看了一眼。谁知“黑老大”看透了我的心思，见我回头，扬着刀子向我头上杀来，我急忙把头一偏，急急掩饰说：“我……我都找……找不清方向了……”
说罢，我慌忙转身，故作镇定地慢慢向外走去。
当我们跑到第二条小巷子时，正好迎面碰上刚打完电话回来的“尖下巴”，由于邓世祥只顾低着头拼命朝前跑，当他从这家伙身边冲过时，对方一时还未看清他的样子，但我紧随其后东张西望查看地形，目光正好跟他撞个正着。一眼认出我来的“尖下巴”既恐慌又震怒：“站住！你们怎么出来的？是谁让你们出来的？”我赶紧撒谎：“我把所有东西都押在这里，现在去银行取钱。我存折上还有1万多元，很快就回来……”此时我身在屋外，人在小巷中，别说一个手无寸铁的“尖下巴”，就是两个我也不再像刚才一样恐惧和害怕了。这家伙不知是相信了我的话，还是在外不敢太放肆，他疑疑惑惑地放我过去了。我快步穿过几条又窄又长的黑暗小巷。这些巷子竟没有看到一个行人。不对劲！这里还不安全！我不自觉又加快了脚步，邓世祥求生心切，早已在前面小跑起来。当我们来到王圣堂10巷一个交叉路口时，对面几名发廊妹和快餐店老板夫妻，正用一种惊疑万分的目光瞠视着我俩。令人揪心的是，他们在看我们时，还伸长脖子向我们身后观望着什么。我不由回头一望，心脏猛又窜到了嗓子眼。
原来，气势汹汹的“黑老大”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手握长刀，带着“尖下巴”和“长马脸”追杀上来了！
“快跑！”我猛拉一把邓世祥，没命似的向前奔逃。
“站住！他妈的，你们给老子站住！你们给老子马上站住……”只听“黑老大”在后面追着喊。
我拖着邓世祥亡命般地猛跑。我知道，这个时候的“尖下巴”与后面的同伙碰了头，必然已核实了我们的身份。因为这次暗访只有报社领导知情，而报社其他人员根本不知道我们此时的处境，当有人打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时，自然会将我们的记者身份如实相告。后来我才了解到，我和邓世祥刚走的同时，“黑老大”把玩我们的呼机，上面显示报社正在寻找我们的留言。他们看到后不由心惊胆战，杀心顿起，一致决定豁出去也不能留我们活口。
跑步对于我来说是强项。当年我在海军陆战旅时，艰苦的体能训练中，我们每天至少要保持一个10公里和5公里的负重长跑训练。后来这个长跑的习惯我又坚持了多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长跑的速度和耐力，一般人还真难以与我相比。我迎着阳光跑去，对温暖与生命前所未有的极度渴望使我萌发了无穷无尽的动力。当我一鼓作气冲出王圣堂村牌坊，一眼发现邓世祥正坐在街沿上喘粗气。
“站住！快给我站住！”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邓世祥，“黑老大”带人追踪而至，大砍刀挥舞着。我来不及停下，凭借惯性拽上邓世祥向马路狂奔。
我们冲出了王圣堂牌楼，接着又跑到了人流细密如织的广园西路口。这时，一辆从白云区瑶台开往广州华葆公园的189路公共汽车正好迎面驶来。此时的我真像溺水的人突然捞到一根救命绳子一样，我拉着邓世祥的手，什么也没多想，还没等司机将车开到站牌前停稳，我们就向车门扑过去。
我想也没想，就将身上仅有的两张10元纸币统统塞进了投币箱，这20元钱正是临出门时黑老大给我们作路费的。随着公共汽车大门啪的一声关紧，我和邓世祥紧悬着的心终于才放下来。
接着，我们这两位死里逃生的年轻人，情不自禁紧紧拥抱在一起，眼泪夺眶而出。邓世祥紧握着我的双手，哽咽着对我说：“好兄弟，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的小命早就没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现在开始，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一见到我们熟悉的南方日报大楼，重新沐浴到这春日明媚的阳光，我像一个刚从地狱里逃出的囚徒，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南国四月新鲜无比的空气，我这个时候才深切地感受到阳光是如此的温暖！活着真好！
获知我们的惊心历险后，报社几位领导先让我和邓世祥休息两天，同时也让我们合作写出一份有关此次采访的全部经过，报社准备以两个整版的版面发表这篇独家报道。
4月5日，根据报社领导的决定，采访部主任任天阳带领着我、邓世祥、魏东和一位当时负责省厅新闻的同事，前往位于广州市黄华路的省公安厅，汇报我们在广州王圣堂采访时的遭劫情况。
省厅的有关领导获悉《南方都市报》记者因为暗访黑窝而历经九死一生的情况后，极为重视，马上在我们的反映材料上作了批示，指示广州市公安局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要加紧力度，破获此案，彻底清除这一无法无天的黑恶团伙，为羊城人民除去一大害。随后，广州市公安局指示刑警大队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负责侦破此案。
4月13日上午，我和邓世祥随同专案组的几名便衣民警继续在广园西路一带蹲守。为了便于抓捕，专案组还特意将一部吉普车摘去警方牌号，停在马路边。
上午10时20分左右，我和邓世祥正在华南影都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大门前转悠，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悄悄跟在了我的身后。我警惕地看了那家伙一眼，似乎很面熟，尽管此时他没有再像上次一样戴上墨镜，但那凶狠的模样，那尖尖的下巴，那走路的架势，早已像烙印一样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中。我心中不由一阵狂喜：我们等候了3天的鱼儿今天终于出现了！
此时的邓世祥也发现了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他紧张地捅了捅我的背，用惊愕的语气小声对我说：“快瞧瞧，那人是谁？我们好像又被跟踪了！”
我猛一回头，和邓世祥几乎同时喊起来：“黑老大！”
这个时候令我惊诧的不是有人在跟踪我，而是在转眼间的功夫，那跟踪我们的人竟然由“尖下巴”变成了“黑老大”！从这家伙躲躲闪闪的情形看他显然已经认出我们。他和那个“尖下巴”不知盯上我们多久了。我赶紧捏了一下邓的手心，暗示他此时千万不要紧张。
我拉着他不露声色地向前走去，同时向相隔不远的便衣警察发出了“蛇已出洞”暗号。我的手势刚收回，真正的黄雀从天而降，只见两个手脚利索的便衣分别从不同的方位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地扑上前去，一把将猝不及防的“黑老大”按倒在地，紧接着，只听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死死咬紧了那双肮脏的黑手。还没等这家伙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两双大手早就一把将他像鸡一样拎了起来，砰地扔进早停在路旁的那辆不起眼的吉普车里。但我既兴奋又揪心，因为那个阴险狡猾的“尖下巴”此时却趁机溜了。
经审讯，当日被抓获的“黑老大”正是这个“帮”有名的头目，姓于，41岁。王正曾揭发过。还有另一个“老板”，叫李××，他在家与“黑老大”同一单位上班，是湖南某煤矿人，下岗后在单位共带出7名职工，来广州从事抢劫犯罪活动，并成立了两个犯罪团伙。
第五章 枪口下的政法记者生涯第46节 广州王圣堂历险记（8）
历险归来后，我和邓世祥合作写了一篇有关暗访的长稿子。这篇署着我们两人名字的长约七八千字的文稿，由任天阳交到报社几名正副主编认真审阅后，送到了头版编辑案头上。
当时我在编辑部看到，这篇稿子的题目为《记者暗访王圣堂出租屋被黑帮劫财后险遭灭口》，在文前还特意将王正的那封长达好几页的举报信，以“读者来信冒险大举报”为标题，摘录了近千字，当时程益中和任天阳还亲自写了“编者按”。
起先，我们以为报社肯定会在近几天发出全文，没想一直拖了好几天，还是不见动静。后来，在任天阳的大力帮助下，我们的历险被香港一家媒体刊登出来，但《南方都市报》对此固守沉默，一直不见任何要发稿子的动静。
时间很快过去几个月了，眼见自己的报纸发稿无望了，在任天阳的协助下，邓世祥特意拿着稿件几次找到《南方日报》的内参部，希望作为省委党报的《南方日报》能够将这篇文稿以内参的形式刊登出来，好让省委及省政府的有关主要领导能看到，并对此作出批示，以便广州有关主管部门能加大力度打击那伙作恶多端的黑恶团伙，彻底铲除这个长期盘踞羊城的大毒瘤，为民除害。
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还是音讯全无。这篇稿子《南方日报》的内参到底也没能发出来。直到后来的8月上旬，《南方日报》将这篇未能发出的稿子递还给我和邓世祥，在原稿的附件上，还有一份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同志的亲笔批示。直至现在，范总的这份情真意切的亲笔批示还小心地保存在我手中。这位原《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现任《南方日报》社社长的范以锦同志亲笔批示如下——
邓世祥、石野同志精神可嘉，多次不怕艰险采写有价值的新闻。不过，我觉得此次采访太冒险了。这些场所不是不能采访，但深入虎穴，在发现有人跟踪的情况下继续冒进，太危险了。而且万一给扫黄专业队抓住，也无法说清楚。尽管你可以辩解经领导同意，但人家还会反过来怀疑领导当保护伞。我们的优秀记者差点成了刀下鬼，看了这份材料令我心惊肉跳了好久。
这份材料内参也不能发，上级领导看了之后反而会指责我们的采访方法不对。可考虑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
范以锦
1998年8月8日
1999年1月份，广州公安部门在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和三元里、王圣堂一举捣毁了一个有黑社会性质的色情抢劫团伙，并在广州白云区的新市镇及芳村区、荔湾区的有关出租屋里抓获了近20名团伙成员。因为这是警方的主动出击，是他们战斗的成绩，当然要向全社会公布。接着，广州公安局特意邀请了广州地区的主要媒体《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省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向所有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篇通稿。但是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此次新闻发布会惟独没有通知《南方都市报》……随后，广东主要媒体纷纷在各自的显著位置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但我至今无法知道，在此次落网的这些歹徒中，是否有“黑老大”的同伙？那几个和“黑老大”一起围攻我们的恶徒，他们是在此次落网人员之中，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为非作歹呢？因为我们清楚，在广园西路一带，像上面所落入法网的歹徒一样的团伙，有好几个，人数也绝非只有十几人……
1998年5月初，我在广州卧底历险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我的家乡，我的父母亲知道后一直为我的安全担心，并多次为我寄来了沾满泪水的家书，再三叮嘱我不要历什么险了，最好是回老家的报社工作。为了宽慰父母的心，此时一直在外流浪，已有几年没回家的我于6月初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的家乡。到家后，我又像往常一样，赶往距离我的村庄60多公里的殷祖镇文化站，探望了我的文学老师、此时已患癌症卧床不起的殷显扬先生。老人是我中学时期的文学启蒙老师，与我感情甚笃，几十年来，他在担任文化站长的同时，一直担任大冶南山头革命馆和红八军纪念馆的馆长，任过地方政协委员，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黄石市作协副主席。由于他一生笔耕不辍，成绩骄人，还曾入选“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一职。此时，我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心中很是牵挂。躺在病床上的殷老师获知我在广州王圣堂死里逃生的历险经历后，为我的敬业精神连连叫好。老人拉着我的双手说：“在如今这金钱至上的世界，为老百姓主持正义，与邪恶作斗争，能做到不惜以生命相搏，实在不易呀！我为你感到自豪……”一生视写作为生命的老人，当即不顾病痛，表示马上要对此进行采访，为我写一篇报告文学。他不听我的劝说，不顾病痛，硬是向家人要来笔和纸，拉着我的手，在病床上对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