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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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李世积、右武卫将军丘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灵州大都督薛万彻出畅武道；任城王李道宗出大同道。六路大军共计十余万人，皆受李靖节度，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东突厥。其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主力部队是李靖与李世积的部队。
六路大军就像六支寒光闪闪的利剑同时刺向漠北。这一次，唐帝国倾尽精锐，志在必得。
东突厥注定在劫难逃……
十一月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首战告捷，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击败东突厥的边境部队。
十二月二日，突利小可汗逃离东突厥汗国，抵达长安朝见大唐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不无自豪地对侍臣说：“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叩首），庶几可雪前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同月下旬，东突厥的重要将领阿史那郁射也率部来降。
突利是东突厥的二号人物，阿史那郁射是颉利的心腹大将，他们的投诚意味着颉利已经众叛亲离，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东突厥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雪夜弓刀：东突厥的覆灭】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唐帝国北部边境。
地冻天寒，朔风怒吼。一支军队正顶着漫天飞雪从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北推进。
一马当先的人就是李靖。
尽管这一年李靖已经年届六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将了，可他跃马扬鞭的身影却依然和年轻人一样矫健。
紧跟在李靖身后的，是他从北伐大军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三千精锐骑兵。
这三千铁骑要跟随李靖执行一项突袭任务，目标就是颉利可汗的王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突袭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恶阳岭（和林格尔县南），出其不意地歼灭了这里的突厥守军。稍事休整之后，李靖命令部队连夜开拔，直指定襄。
又有谁能想到，在这大雪纷飞、月黑风高的隆冬深夜里，大唐最精锐的一支铁骑居然会孤军深入，像一柄钢刀一样直直插向东突厥汗国的心脏？
头一个想不到的，就是颉利可汗。
此时此刻，颉利正在他那温暖如春的可汗大帐中烤火饮酒。尽管早已获悉唐朝出兵的消息，可颉利并不十分担心。
因为边境线上到处都有重兵布防，唐军北上的每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况且时值严冬，越往北天气越冷，唐军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后勤补给都将遭遇重重困难，要想在短时间内打到他的突厥王庭，无异于痴人说梦。此外，从最近得到的战报判断，唐朝各路大军进展都很缓慢，显然也是受制于天气因素，很可能要等到春天气候回暖，唐军才会发动大规模攻势。
所以，眼下的颉利根本没有理由感到恐慌。
周遭万籁俱寂，除了帐外的巡逻兵踏雪而过的脚步声，天地间什么动静也没有。摇曳的烛光下，颉利醉意朦胧，睡眼惺忪。
然而，那震耳欲聋的喊杀声还是响起来了。
就在颉利毫无防备的时刻突然响起来了。
有那么一瞬间，颉利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可他马上就清醒了。
这不是梦。
这是让人不敢相信却不得不相信的现实——唐军杀来了。
唐军就像插上了翅膀的雄鹰一样，越过茫茫雪原从天而降了。
颉利一个箭步冲出大帐的时候，看见整座王庭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砍杀声和哀号声。颉利对着左右怒吼：“如果不是唐朝倾国而来，李靖何敢孤军至此？”
可是，不管唐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此刻的颉利都已无心恋战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逃！
当夜，颉利带着部众逃出王庭，一路上恍如惊弓之鸟，头也不回地朝着阴山方向没命狂奔。
此战唐军出奇制胜，一举攻占了定襄。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长途奔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大唐名将李靖在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又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大喜过望。当年的渭水之耻一朝冰释。数月后，当李靖班师凯旋时，李世民曾当面称赞他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旧唐书·突厥传》）
中唐诗人卢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塞下曲》，正是定襄之战的生动写照。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定襄的陷落对于东突厥和颉利可汗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此役之败，使颉利不仅丢掉了王庭，更丢掉了突厥军民最后的一点士气和人心。
李靖没有让颉利喘息，又派出间谍离间颉利的君臣关系。这一年正月九日，颉利的心腹大臣康苏密带着一干亲信投奔了唐朝。
与康苏密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流亡塞北多年的隋朝萧皇后以及她的孙子杨政道。
颉利绝对没有料到唐军会对定襄发动突袭。在逃往阴山的路上，他一定对此百思不解。
可他更加没有料到的是：另一支唐军居然又守候在他的逃亡路上。
这就是李世积。
按照李靖事先的战略部署，在他奔袭定襄的同时，另一支唐军主力李世积部也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出发，绕道进抵颉利逃往阴山山区的必经之路——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在那里给颉利张开了一个口袋。
二月八日，当颉利逃至白道时，唐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而李靖的追兵又迅速追至，对其形成了合围之势。突厥军队一日数惊，士气降到了最低点。但是突厥人毕竟骁勇善战，在扔下无数具尸体之后，残部硬是拥着颉利可汗杀开一条血路，仓惶逃进了阴山。
颉利一口气跑到了阴山以北的碛口（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没有力气再往前跑，只好暂时在此设立牙帐。惊魂甫定，颉利急忙派遣心腹执失思力前往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谢罪，愿意举国投降，并承诺由颉利可汗亲自入朝。
李世民很清楚，这只是颉利的缓兵之计，此时如果不乘胜将东突厥一举击溃，颉利就会逃亡漠北，日后也必定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于是李世民一边命鸿胪卿唐俭前去与颉利谈判，实际上是稳住他；一边密令李靖继续进兵，不让颉利有丝毫喘息之机。
李靖与李世积会师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他们很快就得出了一致结论：“颉利虽然兵败，但残部仍有数万之众。如果他们穿越大漠，与漠北的铁勒九姓会合，到时路途遥远，又为大漠所阻，唐军势必无法深入追击。现在唐朝特使唐俭正在碛口与颉利谈判，突厥人肯定会放松警戒。如果我们出动一万名精锐骑兵，携带二十日口粮，从白道出发，奇袭突厥牙帐，必然可以生擒颉利。”
副帅张公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皇上已经下诏接受了突厥人的投降，特使唐俭仍在突厥大营中，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
李靖斩钉截铁地答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不可失。当年韩信大破齐国，便是抓住了战机。如果能以此一战击破突厥，唐俭之辈何足惜哉？”
这就是名将之所以是名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不但要比普通将领更有谋略、更有胆识、更有决断力，而且绝对要比普通将领更为冷酷无情。
在李靖看来，牺牲一颗唐俭的人头，换取对突战争的最终胜利，这绝对值得。
是日深夜，李靖率部先行，李世积随后跟进。大军进入阴山，遇到东突厥的殿后部队一千余帐，唐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悉数擒获。李靖命这些人当向导，大军继续向纵深挺进。
东突厥的丧钟已经敲响，可颉利可汗依旧没有听见。
他再次犯了麻痹轻敌的大错。
当唐朝特使唐俭一行来到碛口时，颉利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他一阵窃喜，同时暗暗打定了主意——权且跟唐朝虚与委蛇，诈降称臣，伺机返回漠北，养精蓄锐，等到来年秋高马肥之时，再南下报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颉利的如意算盘打得哗哗响。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这辈子再也没这机会了。此时，唐军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二百轻骑，已经在大雾的掩护下悄悄逼近了突厥大营。
直到唐军摸到了距离颉利大帐只有七里地的时候，突厥哨兵才侦察到敌情，慌忙发出了警报。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颉利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只好再一次脚底抹油，骑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匹千里马，带着骑兵一万余人继续向漠北逃亡。
李靖大军杀入突厥军营后，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不如说是在实施一次大规模屠宰。
因为颉利一溜，突厥部众彻底丧失斗志，人人争相逃命，只能任唐军宰割。
片刻之间，一万多颗突厥人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剩下的十几万男女全部投降。唐军擒获各种牲畜数十万头。同时，东突厥历任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也被斩于乱兵之中（按照突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风俗，义成公主曾先后成为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父子四人的妻子，在东突厥整整生活了三十年），其子阿史那叠罗施被唐军俘虏。
特使唐俭趁乱逃出，捡了一条命。
就在李靖进攻突厥大营之际，李世积故伎重施，火速北进截断了颉利向北逃窜的退路。颉利麾下的几大酋长纷纷率部向李世积投降，唐军共俘获五万余人。
面对唐军给他布下的天罗地网，颉利可汗傻眼了。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数十万部众死的死、降的降；短短几天之间，他就从一个堂堂的可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眼下甚至濒临灭亡的边缘。
流亡漠北、重整旗鼓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颉利现在唯一焦虑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近乎绝望之下，颉利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叔父阿史那苏尼失。
苏尼失是启民可汗的弟弟，管辖部落五万家，牙帐位于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西北。在颉利国势日衰、众叛亲离的这几年，苏尼失是少数忠于他的人之一。突利亡奔唐朝后，颉利就把小可汗的位子给了苏尼失，算是对他一腔忠诚的报答。此时此刻，颉利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他了。
思虑及此，颉利迅速掉转马头，带着少数亲兵往灵州方向奔去。
莽莽的黄尘中，颉利落荒而去的背影仿佛一只断翅的苍鹰，充满了孤独、恐惧和无望。
此次出征，唐朝大获全胜，斩杀突厥骑兵数万人，收降部众数十万人。北起阴山、南抵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
二月十八日，李靖大破东突厥的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感到无比地自豪和喜悦，当即下诏大赦天下。
经过四年的忍辱负重和养精蓄锐，唐帝国终于一举平定了东突厥，洗雪了当年的称臣之辱和渭水之耻。自北朝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威胁的边患，至此也宣告终结。
贞观四年三月三日，大唐帝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四方各部族的酋长和首领纷纷来到长安，齐集在太极宫前，共同向唐太宗李世民敬献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尊号——天可汗。
李世民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一刻，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皆山呼万岁。自此，唐太宗李世民对四夷君长颁发诏书时，一律自称“天可汗”。
一个彪炳千秋、光芒万丈的天可汗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严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个体系的确立，意味着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皇帝，更成为四夷诸番共尊的万王之王；同时也意味着大唐帝国从此取得了国际联盟的首脑地位，不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处理国际争端的唯一仲裁者。
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保持原有的制度，又可以接受唐帝国任命，出任大唐官员。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称其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先生称其为“胡、汉分治”，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之为“双轨政制”或“一国两制”。
唐朝的天可汗制度，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和制度。四夷诸番自愿结成联盟，共推大唐天子为联盟首脑，以唐帝国的国力和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在唐帝国的主导下，体系内全体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实施制裁。唐帝国也有权力和义务保障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维护各国独立，仲裁国际争端。各成员国必须绝对服从天可汗；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可以联合起来，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必要时也要接受征调到中国平叛。
在这种以天可汗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战略格局之下，唐帝国可以利用各成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