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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

血腥的盛唐-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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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社尔,于贞观九年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骑卫大将军,并娶了李世民的妹妹衡阳公主;贞观十四年,阿史那·社尔与侯君集等人一同攻灭高昌,其后又在唐朝对高丽、薛延陀、西域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此外如突厥酋长执失思力、铁勒族酋长契毖何力等人,也都先后被委以重任,为大唐王朝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在破格提拔民间人才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对马周的擢用。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命百官上疏直言朝政得失。这对多数人来讲是件好事,因为谏言一旦得到皇帝采纳就有可能青云直上。可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却一筹莫展,急得抓耳挠腮。
这个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常何。
他是一介武夫,要论带兵打仗自然不在话下,可要叫他舞文弄墨实在是强人所难。正当常何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个门客自告奋勇,愿意替他草拟奏疏。常何大喜过望,当即命人笔墨伺候。只见这个门客提笔挥毫,片刻工夫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二十几条谏言。次日常何把奏疏呈了上去,本来只是想应付一下,交差了事,没想到太宗李世民看完奏疏,居然大为赞赏,立刻把常何叫进了宫,问他为何有这么大长进,几天不见文章就写得这么漂亮。
常何不敢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说自己根本没这本事,奏疏是一个叫马周的门客代写的。
李世民一听就来了兴致,追问他马周的情况。
常何说,马周是博州茌平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乡里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先秦典籍。武德年间谋了一个博州助教的职务,可他却不以教书为意,屡屡被当地刺史斥责,马周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四处云游,随后来到长安,寓居常何家中。
李世民听完,意识到这个马周虽然表面上落拓不羁,却是一个腹有诗书、胸怀大志之人,当即命使者前去传召马周。
不知道是马周有意延宕,还是李世民心情过于迫切,总之那天李世民整整派出了四批使者,才把这个布衣马周请进了宫。《贞观政要》卷三:“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双方一番畅谈之后,李世民发现马周果然是满腹经纶,见识深远,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随即让他当天就到门下省报到。
一夜之间,马周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朝廷命官,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这是一个典型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马周从此登上帝国政坛,不久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历任朝散大夫、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职。史称他“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而“甚获当时之誉”。(《贞观政要》卷三)甚至连李世民都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旧唐书·马周传》)可见对他赏识和倚重的程度。
虽然马周确实具有比较出众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皇帝,马周恐怕也难逃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命运,绝不可能演绎这一出“布衣变卿相”的千古佳话,更不可能成为享誉后世的贞观名臣之一。
【任命是一门艺术】
无论是“用人如器”,还是“唯才是举”,都说明李世民拥有高度的“知人之明”。但是在管理学中,“知人”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可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必须“善任”。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如北宋的范祖禹所言:“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唐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善任,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
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贞观四年,李世民曾经问隋朝旧臣萧瑀:“你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萧瑀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朝会都要开到夕阳西下,凡是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召见赐坐,与他们谈论政务,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时间,只好叫侍卫给他们送饭。虽然他的品性称不上仁智,但应该算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听完后,笑着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则不通事理,至察则多疑于物。况且他又是靠欺负孤儿寡妇才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担心群臣内怀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殚精竭虑,劳神苦形,却未必凡事都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进谏,宰相以下,惟有承顺其旨意而已。”
正是因为认识到隋文帝为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种“广任贤良,高居深视”(《贞观政要》卷一)的管理方式,对部属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
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于是亲自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就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李世民对张玄素的建言非常赞赏,随后将其擢升为侍御史,并且立即将其建言付诸实施。
张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实就是一种充分授权。如果每个部属都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妥善地履行职责,那么高层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贞观一朝之所以能够确立“三省驳议”的宰相制度,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并且相权还能够对君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这种授权原则的充分运用。
而张玄素所谓的“考其成败,以施刑赏”,实际上就是一种绩效考核。对此,李世民专门制定了对各级官员的“考课之法”,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是指四种优异的工作表现,即“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等。根据这些标准每年对官员进行考核,把成绩分为九等,报至尚书省予以公布。凡列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进一等增发一季的俸禄;五等无所增减;六等以下则每退一等扣发一季俸禄。这套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澄清吏治显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是权力控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最终造成帝王的独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
很显然,这两种现象都是错误的权力控制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与“天下大治”的执政理想背道而驰。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学,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
【恩威并施的帝王术】
有人曾经把管理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
如果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此言可谓确论。
我们上面所说的李世民的那些管理哲学,显然都属于明面上的游戏规则。那么,除了这些规则之外,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是否还运用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御下手段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一个组织的领袖,在权力控制的游戏中难免都要运用一些隐性手段。
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恩威并施”,是一种帝王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挥舞这把利剑的呢?
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李靖、尉迟敬德、李世积、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其微妙之处就颇值得我们玩味,也可以让我们充分领略李世民的帝王术。
贞观四年春天,李靖一举平定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凯旋回朝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
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弹劾的理由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旧唐书·李靖传》)。
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李靖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得胜凯旋的喜悦还没退去,功高不赏的忧惧已经袭来。
“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入宫觐见皇帝,一边回味着这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弹劾理由。
天知道温彦博人在朝中,他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自古以来,在外征战的将士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着上纲上线吗?更何况,相对于平定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那几件所谓的“虏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
李靖摇头苦笑。
这种事其实是可大可小的。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不但可以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抵消,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李靖大感恐惧。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翻云覆雨手正在那金銮殿上等着自己。
见到李世民的时候,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
因为李世民的脸上果然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李靖的预料之中。李世民根据温彦博奏疏中提到的那些事端和理由,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然而却矢口不提此战的功勋。李靖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旧唐书·李靖传》记载:“太宗大加责让,李靖顿首谢。”
后来的日子,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传召他进宫。李靖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见皇帝。
还好,谢天谢地!这回皇帝的脸色平和了许多。
李靖听见太宗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
听完这一席话,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
随后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赐食邑(与前共计)五百户。
又过了几天,李世民对李靖说:“前些日子有人进谗言,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随即又赐绢二千匹,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那一刻,李靖真的有一种冰火两重天之感。几天前还在担心被兔死狗烹,现在居然频频获赏,并且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如此跌宕起伏、乍起乍落的境遇真是让他无限感慨。
换言之,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一边是皇恩浩荡,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威凛凛,如“钟馗之剑”森冷逼人。李靖在感恩戴德之余,不免惶恐之至,从此在余生中平添了几分临深履薄的戒慎之心。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贞观九年李靖再度出师大破吐谷浑,却又再次遭人诬告谋反时,他就深刻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赶紧闭门谢客,低调做人。虽然史书称太宗很快就把诬告的人逮捕治罪,证实了李靖的清白,可李靖却从此“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旧唐书·李靖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在李世民恩威并施的“特殊教育”之下,一个担心功高震主的臣子到最后必然会有的一种选择。
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在他的出生地——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赐宴百官。其时四夷宾服,海内晏安,君臣们自然心情舒畅,于是在宴席上奏乐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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