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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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玄宗在巴蜀建立流亡朝廷，固然可以凭借蜀道的艰险阻挡叛军的进攻，获得一时之苟安，但是凡事利弊相生——既然叛军不容易打进来，你唐军当然也不容易打出去。就像那些劝留的百姓所说的那样，要是玄宗父子都躲到巴蜀去了，那就等于把中原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安禄山。换句话说，一旦李唐的流亡朝廷龟缩在西南一隅，那么四方的平叛力量极有可能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而所谓的“收复两京、中兴社稷”也只能流于空谈。对此，李亨不可能没有忧患之思。所以，就算不考虑个人的政治利益，而是仅从社稷安危的角度出发，李亨也必须与玄宗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据《旧唐书·李辅国传》称，马嵬之变后，“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由此可见，无论是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史料上看，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分道扬镳，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绝非出于偶然。
既然李亨与玄宗分手是势在必行之举，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要以什么方式、什么借口来分？
这里有两条高压线是绝对碰不得的：一、不能引起玄宗的不快和猜疑；二、不能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那么，要怎么做才妥当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民意”来说话。
如何显示民意呢？
那当然就要把老百姓请出来了。因此，李亨才会与儿子李俶、李倓及心腹宦官李辅国精心设计了“父老遮留”的一幕。有了这一幕，就足以表明李亨是在被动与无奈的情况下与玄宗分手的；并且只有这样子，才能表明李亨秉承了天意，顺应了民心，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为日后的“擅自即位、另立朝廷”奠定必要的舆论基础。
和太子分手后，玄宗继续西行，于六月十七日抵达岐山（今陕西岐山县）。还没等他喘口气，就听说叛军前锋已经逼近，玄宗不敢停留，又一口气逃到了扶风。
到了扶风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该往何处去？
禁军官兵们不但不想去剑南，而且个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对护驾之事越来越感到厌倦，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满天飞，连咒骂天子的话都出笼了。陈玄礼竭力想平息将士们的怨气，无奈到了这种时候，他的权威也已经大打折扣，士兵们几乎都不听他的。
眼看又一场马嵬之变行将爆发，玄宗忧心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万分庆幸的是，几天后，从剑南运来了十余万匹进贡的彩帛，恰好运抵扶风。玄宗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命人把所有彩帛陈列在城楼下，然后集合禁军官兵，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
玄宗说：“朕这些年老糊涂了，所用非人，导致逆胡叛乱，被迫流亡至此。朕知道，你们仓猝跟朕离开长安，不得不与父母妻子诀别，一路跋涉到这里，身心都已疲惫至极，朕实在是愧对你们。从这里到蜀地的路还很远，而且那里郡县狭小，恐怕也供养不起这么多人马，朕现在准许你们各自回家，朕就和皇子、皇孙、宦官们继续西行，相信自己也能走到。今日，朕就与诸位在此别过，请大家把这些彩帛分了，作为路上的盘缠。你们回到长安后，见到父母和家乡父老，请转达朕对他们的问候。从今往后，大家各自珍重吧！”
这番话说完，玄宗已经泪如雨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张足以打动人心的悲情牌。虽然这张牌不乏欲擒故纵的意味，但我们决不能怀疑李隆基此刻的真诚。毕竟这些日子以来，李隆基和所有人一样，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所有骄傲而虚假的面具也都被残酷的现实一一剥落。所以这一刻，与其说李隆基是在用皇帝的身份跟将士们讲话，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向人们进行忏悔和告白。
因此，在这番真情告白中，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皇帝经常使用的套话和空话，而是能够真切地触摸到一个老人的内心。换言之，我们听到了人话，感受到了一些有温度的东西。
不管在什么时候，人们总是喜欢有温度的东西，也总是厌恶空洞的政治说教。
所以，将士们当场被感动了。
当玄宗在城楼上泣下沾襟的时刻，楼下的将士们也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眼泪。他们齐声高呼：“臣等无论生死，决意跟随陛下，绝不敢有二心！”
玄宗默然良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去留听卿。”（《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从这一天起，所有的牢骚怪话就自动消失了，再也没有人咒骂皇帝，也没有人吵着要回长安了。当然，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安抚效果，那十余万匹彩帛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即便已经是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落魄天子，唐玄宗李隆基的人格魅力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其政治号召力也是不容低估的。
成功导演了“父老遮留”的一幕后，李亨虽然如愿以偿地脱离了玄宗，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
因为他面临的问题同样是——该往何处去？
偌大的天下，哪里才是安全的栖身之所？哪里才是属于自己的“龙兴之地”？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马嵬驿上空黑云漫卷，驿站周围那些茂密的野草在狂乱的风中东摇西摆，发出一阵阵令人烦躁的哗哗声。
广平王李俶看了看神色凝重、一言不发的父亲，又看了看闷声不响的众人，微微干咳几声，头一个打破了沉默：“天色已晚，此地不可久留，大家有什么打算？”
众人抬眼瞥了一下李俶，又瞥了一眼太子，心里都没有主意。
建宁王李倓用一种锐利的目光飞快地扫过众人，见没人吭声，便朗声说道：“殿下曾经遥领朔方节度使，当地文武官员每年都有进京拜见，我和他们见过一两次面，约略记得一些人的姓名。如今，河西、陇右的部众（指哥舒翰驻潼关兵团）基本都已战败投降，留守河、陇的士卒中，多数人的父兄子弟身处贼营，所以很难保证他们不生异心。相比之下，朔方距离此地最近，而且兵马强盛，眼下叛军刚刚占据长安，正忙着抢劫掳掠，暂时无暇扩张地盘，我们应利用这个时间火速赶往朔方，以此为根据地，再慢慢规划复兴大业。”
其实，李俶、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早就商量好了去处，此刻的这番问答，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说服众人而已。
众人闻言，皆称善。而对于太子李亨来说，尽管他并不觉得朔方就一定安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他唯一的选择。随后，太子集合队伍，下令往西北方向进发。
入夜，太子一行刚刚走到渭水河畔，便与潼关溃退下来的一支残兵猝然遭遇。由于夜色漆黑，咫尺莫辨，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燕军，于是大打出手。一场激战过后，双方都死伤过半，最后定睛细看，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自己人。李亨把两边的残部集合到一块，沿着河畔找到一处水位较浅的河段，然后骑马横渡。没有坐骑的官兵涉不过去，只好挥泪回到南岸，眼睁睁看着太子一行飞快地消失在夜色里。
李亨率众渡过渭水，经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由于担心燕军追击，太子一行拼命狂奔，一昼夜疾驰三百余里。抵达新平（今陕西彬县）时，士卒和器械已亡失过半，剩下来的部众不过几百个人。进入新平后，李亨听说当地太守薛羽已经先他一步弃城而逃，顿时勃然大怒，即刻命人追击，硬是把薛羽抓回来一刀咔嚓了。当天，李亨又进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当地太守徐瑴同样弃城而逃，李亨照例将其捕杀。
一连杀了两个太守，李亨自己都有些困惑了。
难道李唐的人心就这么散了，再也无从收拾了吗？
难道帝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拯救了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李亨并不太长的余生中，他将耗尽生命中全部的力量和心血，来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肃宗登基】
燕军攻克潼关后，安禄山压根就没料到玄宗会在第一时间逃跑。他以为燕军与唐军在长安必有一场恶战，所以不敢贸然进攻，而是命崔乾佑暂守潼关，等待大军集结。
直到崔光远的儿子揣着降表屁颠屁颠地跑到洛阳时，安禄山才得知：原来玄宗早就撒丫子逃跑了，而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安禄山不禁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他完全没想到，李隆基竟然是如此怯懦的一个人，更没想到长安会如此轻易地落入自己手中！
随后，安禄山即命心腹大将孙孝哲、中书令张通儒率军前去接收。
天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亦即玄宗逃亡的十天之后，燕军兵不血刃地占据了长安。安禄山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旧让崔光远担任京兆尹，命将领安忠顺率兵进驻皇宫御苑，同时让孙孝哲统御关中诸将。由于孙孝哲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所以燕朝的文武将吏都对他忌惮三分，连宰相兼西京留守张通儒也不得不受他节制。
长安既然落入孙孝哲这种武夫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的日子，凡是跟随玄宗逃亡的那些公侯将相，其滞留长安的家眷全都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无论男女老幼均被砍杀，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燕军士兵在长安城中日夜搜捕，每天都会抓获一批李唐朝廷的文武官员，以及藏匿在宫外的妃嫔、宦官和宫女。那些日子，天天都有数百辆囚车被全副武装的燕军士兵从长安押解到洛阳。囚车上的男男女女有的哭号，有的哀求，有的拼命咒骂，有的一脸麻木，可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眼中却都写着相同的两个字：绝望。
当然，长安城中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会被押上囚车，更不会感到绝望的。
他们就是变节者。
为首的是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
自从杨国忠当权后，陈希烈就靠边站了，所以一直对玄宗怀恨在心；而驸马张垍曾得到玄宗的口头承诺，说要封他为宰相，结果始终没有兑现，因而也是牢骚满腹。对于这样一些旧政权的失意者来说，长安沦陷非但不是一种灾难，反而是他们咸鱼翻身、扬眉吐气的良机。所以，燕军一进入长安，他们便忙不迭地跑去向新朝廷宣誓效忠，毫不犹豫地当了“唐奸”。
不过，这唐奸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像陈希烈、张垍之流，都是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安禄山需要他们来为新朝做广告，让人们对李唐王朝死心，所以才会接纳他们。换句话说，想当唐奸也是要有资格的，假如没什么利用价值，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囚车和铡刀。
对于陈希烈、张垍等人的“弃暗投明”之举，安禄山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即任命他们为燕朝宰相。此外，还有一些较具声望的李唐朝臣和在野名士，也都被安禄山授予了相应的官职。
转眼间，安禄山就在长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朝廷，大明宫的城楼上插满了燕朝的旗帜。
这是大唐立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丢掉帝京长安，第一次被人剜掉了政治心脏。
然而，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宫的城楼上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插上不同颜色的旗帜，而那些旗帜也将一次又一次地刺痛李唐臣民的目光。
此刻，距安禄山范阳起兵不过八个月，燕朝已然据有两京，且“西胁汧、陇（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南侵江、汉（华中地区），北割河东（河北、山西）之半”，俨然已经占据了李唐的半壁江山。
安禄山似乎有理由相信，那残余的另外半壁，很快也将落入他的手中。可事实证明，安禄山不会得逞。
因为他的野心虽然很大，但是他的格局却和他的野心不成正比。
史称燕军占据长安后，“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无论是安禄山本人，还是他麾下的文武将吏，都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缺乏一种包容四海、抚驭万民的气魄和胸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禄山即便登基称帝了，也肯定成不了真正的统治者。
即便他占据了东、西两京和李唐的半壁江山，也终究只是一个拥兵割地的草头王。
在他心中，只有地盘，没有天下；只有权谋，没有政治；只有霸术，没有王道！
所以，很快我们就将看到，入据长安非但不是安禄山走向胜利的一个标志，反而是他步入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正当燕军在长安日夜纵酒、纸醉金迷的时候，玄宗一行已经越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河池（今陕西凤县）。同日，剑南副节度使崔圆也带着奏表赶到河池迎接圣驾。他的奏表洋洋洒洒，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