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的比较权威的《后汉书》版本，仍然是李贤的这个注本。
看着李贤得意扬扬地捧出他的《后汉书注》，武后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
她断然没有想到——眼下的李贤居然会比当初的李弘走得更远，对她的挑衅和攻击也更为有力、更加明目张胆！
这是武后绝对无法容忍的。
既然李贤可以无视她的鞭子，她当然只能动用铁锤和匕首了。
仪凤元年，新太子李贤以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和武后抗争并决裂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在步李弘之后尘。
很显然，这是一条不归路。
正当武后与太子的冲突日渐升级之际，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又在宫中不胫而走。流言说太子李贤并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
没有人知道这则流言的出处，只知道它一下子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且使得武后和李贤原已异常紧张的母子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面对这则杀伤力极强的流言，一贯自信而倔强的李贤也不得不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他知道，尽管这种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值得深究，更不值得让人牵肠挂肚，可他还是不无痛苦地发现——这则流言并非空穴来风！
原因很简单，只要算一下武后几个子女的出生日期，李贤的身世自然就显得疑窦丛生了：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下半年，而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的十二月，其间相隔二年。这本来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在弘和贤之间，还有一个在襁褓中便已夭折的安定公主！
这就是说，如果李贤真的是武后所生，那武后就必须在两年之间连续怀孕并产下三个子女，这可能吗？
显然不太可能。
既然如此，那李贤会不会真的如流言所说，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呢？
可能性很大。
因为武后当时正以昭仪的身份得宠于高宗，她的姐姐就有可能以这层关系得以自由出入禁中，并因此被高宗宠幸，产下李贤。可韩国夫人根本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高宗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武后认养。而当时武后正与王皇后激烈较量，就算她对高宗和韩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心生不爽，也只能以大局为重，暂时忍耐。所以我们认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形势下，由武后出面认下姐姐的这个“未婚先有子”，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这个世上无忧无虑地活了二十几年，有一天却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世原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这样的发现无论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异常强烈的打击。
李贤当然也不会例外。面对这个巨大的谜团，他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可他却不知道要如何消解自己的愤怒和悲哀。他既不可能去问武后——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也不可能去问高宗——当年您和韩国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只能咬紧牙关，对一切保持沉默。
用沉默来对抗这则居心叵测、甚嚣尘上的流言，用沉默来对抗那个身份暧昧、性格冷酷的“母亲”！
接下来的日子，大明宫中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关太子身世的流言还没有消停，又有一些让人不快的政治谣言开始在李贤的耳边嘤嘤嗡嗡地飞舞。
此前的流言来历不明，让人想发泄都找不到对象。可这次却不同，所有的谣言都有一个明确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这个人就是明崇俨。
明崇俨是一个术士，在江湖上名声很响，据说很早就跟师傅学了一手绝活——役使鬼神。除此之外，他还擅长画符、厌胜、医术等，总之是旁门左道中的顶尖高手。乾封初年（公元666年），明崇俨在某地当县丞，当地刺史的女儿得了绝症，眼看就要没救了，明崇俨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副偏方，竟然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把上司女儿的一条命硬是从鬼门关外拉了回来。
从此，明崇俨名声大噪，连天子李治都被他惊动了，很快就把他召进宫中，对他甚为赏识。明崇俨入宫后，屡经升迁，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被任命为正谏大夫，并得到天子特许，入阁侍奉。从此明崇俨就成了高宗和天后身边的红人。
如果是一般的江湖术士，混到这分上绝对应该知足了。
可明崇俨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对政治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兴趣。史称高宗每次召见他时，明崇俨都会做出一副神秘兮兮并且忧国忧民的样子，“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借着鬼神说政治，这自然要比朝臣们千篇一律的奏议新鲜得多，所以高宗每回都被他说得频频点头，“深加允纳”（《旧唐书·明崇俨传》）。
明崇俨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引起了武后的关注。后来的日子，武后就经常密召明崇俨，让他暗中搞一些厌胜之术，俨然把他视为心腹。很快，明崇俨就成了武后手中的一枚棋子，被摆上了与太子对弈的棋盘。
能得到天后宠信，明崇俨深感三生有幸，自然愿意替天后效犬马之劳。
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棋局。他贸然入局的结果，最终不仅为他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由此引发了高宗末年性质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
在武后的授意下，明崇俨开始刻意制造对太子李贤不利的政治言论。比如说什么“太子庸劣无德，不堪继承大统，只有英王（李显）相貌最似太宗”，又说“看来看去，还是相王（李旦）的相貌最为尊贵”云云，总之是一意挑拨太子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借此蛊惑人心，制造矛盾。
明崇俨在宫廷内外肆意散播这些言论，当然引起了太子李贤极大的愤怒。
一个靠旁门左道上位的江湖术士，居然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攻击当朝太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李贤知道，明崇俨之所以如此嚣张，无非是因为背后有天后撑腰。
一想起自己的身世之谜，再加上明崇俨的恶意攻击和公然挑衅，李贤的气真的是不打一处来——明崇俨，你别以为仗着天后撑腰就可以有恃无恐！老子明里是拿你没辙，可暗里还收拾不了你吗？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五月，东都洛阳爆发了轰动一时的“明崇俨被刺案”，深受高宗和天后宠信的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当时，二圣与太子均在东都。武后对此案异常重视，立刻命人缉查凶手，几乎把洛阳翻了个底朝天，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朝廷只好含糊其词地宣布明崇俨“为盗所杀”，然后追赠他为侍中，连带着赏给他儿子一个秘书郎的官职。
其实对于这个案件，武后心里是有数的。她知道，刺杀明崇俨的幕后真凶并不是什么江洋大盗，而很可能就是太子李贤！
可是，武后没有证据。
所以她只能等待。
她的铁锤和匕首早已准备好了。
她等待的，就是太子李贤自己露一个破绽——露一个致命的破绽！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武后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
此前不久，东宫的谏官、司议郎韦承庆上书劝谏太子，劝他不要过度纵情声色、嬉戏宴游，应该“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旧唐书·韦思谦传》）。
可令人遗憾的是，太子李贤却对此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说起李贤的私生活，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唐代享乐之风盛行，王公贵族的生活更是惯以飞鹰走马、嬉戏宴游为主题。李贤不是李弘，他从小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储君教育，私生活自然要比太子放纵一些，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李贤也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的才学修养在王公贵族中还是属于上乘的，否则也不会受到高宗的一再褒扬，更不可能拿出《后汉书注》这样的学术着作。
然而，尽管李贤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问题，可还是在某方面让人抓了小辫子。
那就是李贤的性取向。
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可李贤的性取向依然是男女通吃，极度宠爱一个叫赵道生的户奴，时常与他同床共寝、出双入对，而且赏赐极厚。谏官韦承庆所批评的“纵情声色”，主要就是针对此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贵族男子经常有这种断袖之风、龙阳之好，所以就算李贤有双性恋的倾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李贤不是普通贵族，而是堂堂帝国储君！既然是这样的身份，他当然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比别人更为检点。
贞观年间的太子李承乾就是因为宠幸娈童称心，才被矢志夺嫡的魏王泰抓住了把柄，一状告到了太宗那里，最终被废黜。可见有唐一朝，对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如今李贤当上了太子，还一如既往地把亲密爱人赵道生带在身边，这不啻于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尤其是他现在正处于和天后激烈交锋的非常时期，就更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可李贤毕竟太年轻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你死我亡的政治角斗场上，任何一个细微的破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如今他既然露出了这么大一个破绽，精明过人的武后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于是，武后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李贤的末日就此降临。
抓住了李贤“纵情声色”的把柄后，武后立刻命人对太子发出指控，旋即立案审查。武后亲自点名，命不久前刚刚升任宰相的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会同御史大夫高智周，组成三司合议庭，开始了对李贤的审查。
按照唐制，只有性质特别严重的大案要案，才需要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会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现在武后搞出这么一个豪华阵容，摆明了就是要把这个普通的“风化案”整成大案，就像当初的长孙无忌硬是把一起“性骚扰案”弄成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一样！
而此次的两位主审官——薛元超和裴炎，又恰恰是武后一手提拔上来的。这几年来，原本铁板一块的宰相班子已经有数人因病去世，武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于是破格提拔了几个低品级官员，总算在帝国的权力核心中楔入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薛元超是初唐的着名文人，文品甚佳，但人品不怎么样，曾先后依附李义府和上官仪，但两次遭贬，属于比较典型的墙头草，如今得到武后的信任和器重，自然是感恩戴德、决意报效。还有裴炎，在拜相之前官秩仅为四品，能够青云直上也全拜武后所赐，这次主审太子案，正是他扬名立万、捞取政治资本的良机，所以他必然也要全力以赴。
由武后这两个一心想创造政绩的亲信来审案，李贤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薛元超和裴炎首先从李贤的情人赵道生身上打开了突破口。有司把赵道生逮捕归案后，还没有动用大刑，赵道生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声称太子李贤唆使他刺杀了明崇俨。赵道生一招供，案件的性质突然就严重了，从毫不起眼的“风化案”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教唆杀人案”。但是据此还不足以彻底整垮太子，于是主审官们再接再厉，又从东宫的马坊中搜出了几百副崭新锃亮的盔甲。至此，案件再度升级，从教唆杀人案又变成了谋反案。武后非常满意，马上为此案定调，宣称太子谋逆，其罪当诛！
武后已经把绞索套上了李贤的脖子，长年躲在深宫中养病的高宗才如梦初醒。他慌忙要求武后手下留情，宽宥太子的过失。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武后严词拒绝了天子的请求，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资治通鉴》卷二○二）
武后声色俱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而高宗则只能低声下气，苦苦请求。最后的处理结果相对折中：太子贤免于一死，但废为庶人，押往长安幽禁；那几百副惹来滔天大祸的盔甲在洛水桥当众焚毁。一年后，李贤又被流放到了离京师两千多里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在那个边瘴之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
李贤被废后，武后趁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先后被罢黜，其他一些与太子友善的宗室亲王和朝臣也遭受株连，或贬谪或流放，被驱逐殆尽。而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两位主审官则在一年后再次荣升：裴炎升为侍中，薛元超升为中书令。
至此，一度与武后分庭抗礼、激烈争锋的太子贤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武后以她的心机和铁腕，又一次铲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在天下人面前牢不可破地树立起了她的无上权威！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亦即李贤被废的第二天，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原名李显）被立为太子，朝廷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有唐一朝，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政治歌谣，名为《黄瓜台辞》，相传为李贤所作：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如今，武后这个种瓜人已经亲手摘下了两条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