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家族传 作者:佚名-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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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关系，可一周年国庆日里，全澳门五星红旗猎猎飘动，恐怕那也是葡国统治澳门近四百年中少有的“中国风景”吧！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在香港起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何贤也曾鼎力相助过。那是1949年8、9月间，两航起义正在秘密进行，设在澳门的中航“通讯课”员工积极准备行动。原来该课因受港英法令所限，无法进入香港，于是便从上海辗转迁至广东汕头、台南，后来又迁往澳门。“通讯课”在澳门的员工共有六十多人，起义之事已然筹备就绪，只是通讯设备器材，需要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运出澳门。时间紧迫，中共有关部门于是派地下党员柯麟通过何贤，把设备器材转到何贤的仓库寄存再等候运回祖国大陆。
1950年1月，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妄图冻结中航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形势急不可待，我中央政府再派任泊生专程赴澳门，通过柯麟找到何贤，请他协助将放在仓库的全部器材，总计2477箱，用四艘木船及时抢运回广州，避免了重大损失。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那些设备器材是能解燃眉之急的宝物啊。
50年代初，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辽阔的珠江口外水面，夜幕低垂。在朦胧的月影中，一艘木制的小机动货船，正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珠江内的伶仃洋水域驶去……船舱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船老大，约摸五十来岁；一个商人模样的，也是中年人了。他们两个都心弦紧绷，神色紧张地瞪着眼睛环视四周，注目着随时可能出现的“麻烦”。他们两人都清楚，这艘机动货船已开到极限速度，只不过因为这船货装的是“违禁”物品，所以两人心里都十分焦灼，那船货随时可能有“生命”之危呀！这艘木船上装的，就是“两航起义”后留在香港的那部分物资。
“老大，灯光！”商人模样的男人惊慌地叫起来。
“不好，水警巡逻艇！”船老大咬咬牙说。
水警巡逻艇马力大、速度快，一旦追踪起来，水面上的船只没有逃脱得掉的。
“看样子，没法，只好改变方向，先去澳门再说！”船老大的经验颇丰，且还沉稳不慌。
商人男子却在犹豫：“到了澳门还是要想办法运出，那不多一层危险？”
很快，水警船发现了木船，探照灯强烈的光柱刺得船舱里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不过他们暗自庆幸的是，幸好货船改变了航向。因为这会儿他们马上要驶入澳门附近的中方水域，而港英水警船则是不敢擅入的。不远处，也有了探照灯光和发动机的马达声，中方的一艘巡逻艇也向这边直开过来。而此时，香港当局已得到确切情报，即那木船上装的是“两航起义”留在香港的器材。同时，国民党驻澳门的特务机关也得到风声，派出特工人员寻找这艘装有仪器的木船。
见港英水警船没再追过来，船老大赶紧抓住时机，绕着澳门转悠了一圈儿，然后在新码头附近停泊。船刚抵岸，商人男子便立即跳上一只小艇，朝岸边划去。上岸后，他发现有许多渔民打扮的人在岸边走动，从这些人紧张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们显然不是水上居住的渔民。
情急之中，这商人突然想到工委负责人对他说过，一旦有紧急情况在澳门需要求助，可以找何贤。
何厚铧家族传29、劳苦功高解国难
29、劳苦功高解国难
商人赶快从衣袋中翻出了何府的电话号码，给何贤挂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正是何贤。
“何先生，我从香港来，是柯先生的朋友，有紧急的事情请何先生帮忙。”
何贤一听是柯正平的朋友，马上热情地问：“什么事这么急？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尽力帮忙。”
对方却道：“电话里不便讲！不知何先生能否到新码头来一趟？我在新码头附近的顺发餐馆等你。”何贤十分爽快，毫不推卸：“行。你贵姓？”
“我姓张。”
何贤挂上电话，立即起身赴约。
顺发餐馆里，张先生的第二支烟还未吸完，何贤的汽车就到了。张先生在餐馆里对何贤说：“我有一船两航起义的器材，要运回大陆，在珠江口被香港水警追到这里。刚才打电话到南光公司找柯正平，却说他去广州开会。因为情况十万火急，现在不但港英方面，台湾方面的人也在找这船器材，所以才这么冒昧深夜打搅何先生！”
何贤立刻摆手：“不用客套，我马上给你想办法。”说罢，何贤拉起姓张的商人上了自己的汽车。
回到家中，何贤招呼张先生稍坐片刻，自己马上给某轮船公司负责人黄德挂电话。
“阿德，有一船货要马上运返大陆，你快快安排一艘船。”
黄德听了，在电话中为难地说：“贤哥，我们的货船都开出去了，码头上一艘也没有啊！”
何贤想了想说：“今晚不是有一班去江门的客船吗？把票退了，编个理由说船不能开，用客船载货。”
黄德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便忧心忡忡地说：“什么？这样做不但得罪了乘客，也影响公司声誉噢！”
何贤执意说：“这批货太重要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补些钱给乘客，安排他们搭乘明天的船吧！还有，你的客船不能直接开去装货，以免引起人家注意。找些小艇，把货分批运上客船，我即刻和货主来找你，你在那边等着！”
午夜时分，隐匿在码头木船上的那些器材，全部转移到了客船上，驶离了澳门。这回，在附近水域监视的香港水警见是客船，并没太注意，就放行过去了。客船驶入东莞附近水域，船上的人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突然，前方出现一条探照灯柱，一艘中方的海关巡逻艇向客船驶来。巡逻艇发出的信号是要停船检查。张先生想，运的是大陆需要的货，检查就检查！
巡逻艇靠过来后，跳上来几名海关官员。张先生赶忙上去向他们解释，说这艘船运的是两航起义的器材，因在珠江口附近水域被港英水警追查，才被迫躲到澳门换了这艘客船装载。
由于事先没有听到什么通知，所以海关官员仍对此将信将疑，不能放心。但听说船运的是两航起义物资，他们礼貌地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回广州海关，我们会打电话与有关部门联系。”
张先生不禁苦笑：“这不等于将我们扣了起来，还是不信呢！”
客船被缉查艇“押解”到广州西堤海关时，已到了凌晨4点钟。海关官员将张先生和黄德等人引到一个会客室里，让他们先在那里休息。等候到早晨6点半左右，终于走进来几位官员，其中一位是副关长，他热情地握着张先生和黄德的手说：“我们已和港澳工委取得了联系，十分感谢你们冒了风险将器材运回大陆。辛苦了一夜，现在请随我去爱群大厦，请两位先生先去吃点东西吧！”
事情终于有了如愿的结果。而那个幕后的英雄何贤呢？恐怕也在隔岸提心吊胆，一夜未能安眠吧？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对我国禁运紧俏物资的最艰难的建国初期，祖国大陆很需要汽油、棉纱、橡胶等军用货物，而又是何贤，一次次联络霍英东，通过各条渠道征购到这些物资，再想法从澳门源源不断地运入内地，帮忙解决祖国的困难……何贤为了自己的国家，真是费尽了心血。
何厚铧家族传30、仗义疏才救贫民
30、仗义疏才救贫民
中国有句古话曰：“苟富贵，勿相忘”。然而，有许多当年的知己伙伴，深深体会到的却是：“大家在一起能患难，却不能共富贵。”
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尽管中国人都加强了竞争意识、拼搏意识，却不懂得生意场或人生路上更需要建树的乃“共营”精神，宽容互助态度。传统意识中最恶劣的小人是嫌贫爱富、恃强凌弱之辈，是那些“见富贵而生谄容，遇贫穷而作骄态”的嘴脸。可是，何贤可算例外之人，他的义行善举常令人惊讶，有时大方到他的家人也深感意外……
战时饥饿的感觉，令澳门贫民记忆犹新，而50年代因本地经济萧条带来的饥荒，却是需要穷人富人一同携手相助熬过去的。无论怎样，这块土地亟待重整，经济需要一段时期方能复苏，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何贤在富商中带头关心民众，并千方百计救助他们。当时何贤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的理事长，又是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这都是办慈善事业的基础啊！尤其不能小看镜湖医院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还曾在这里义务做过医生呢！
澳门庇山耶街，有一间已有九十多年历史的同善堂。何贤虽然没有担任该堂的具体职务，但这里历年举办善事他都积极参与，事实上同善堂一直得到何贤的鼎力支持。
何贤为了穷苦人带头解囊，领衔募捐，因而同善堂的全体同仁从未把何贤看作“外人”，后来索性就将他视为本社会团体的领袖。从1950年起，同善堂开展的赠医、赠药、施粥、施衣等赈济活动中，都得到何贤捐助。其中一次为贫民施粥活动中，何贤一次就送来2．3万元，当时受惠的贫民多达数千人。到1953年6月，持续两年施粥后，善款经费已告罄，同善堂的人去拜谒何贤。何贤听后二话没说，叫他们再施粥两个月，经费全部由他负责，而后，又捐了6千元给同善堂继续施粥。1956年9月24日，何贤给澳门穷苦人派发米券，一天就发了四十多万斤米。
为了解决贫民的饥饿问题，这期间何贤常常将别人送给他的礼金和宴会款转给同善堂，作为救济基金备用。
1952年9月3日，澳门各界人士准备宴请何贤和马万祺，以慰劳他们为社会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何贤得悉后，立即高兴地同马万祺商量：“办这样一次宴会，耗费不少，出席的人又不在乎吃一餐，倒不如将这笔钱拿去救济贫民。”马万祺一听，觉得此主张实用得多，于是连连赞同说：“好主意！好主意！”
两人立刻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澳门各界人士，建议将宴款移送同善堂施粥给贫民。到了宴会之日，“庆桌”上却只有一杯清茶。面对人们的抱憾，何贤和马万祺却感到这“清茶之招待”，令他们两人都无限欣慰……到了这年冬天，何贤的新居落成了。于是致函各位亲友，前来小聚庆贺。最终，他从简办席，却将欢宴亲友的部分筵席金、贺金以及个人再捐款凑整5万元，赠予同善堂。
在何贤就任华人代表，和父亲澄溪老人逝世三周的纪念日时，他又致函各界好友：“凡欲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
闹了半天，他是借花献佛，难怪“大言不惭”呢！
结果令何贤甚感欣慰：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港币22．4万元！
何贤，好大的面子。
“镜湖”按照何贤的意见，拿这笔礼金扩建了急诊室、医生宿舍、药仓、制药室、饭堂等，还余下9万多元作慈善经费。如此一来，他们既改善了镜湖医院的硬件设备，又改变了慈善会经济上长期出现赤字的状况。
从澳门日报的一个小栏目“澳门说图”中，刊有当年澄溪公“举殡行列”的一帧旧照，才知晓何贤是为纪念其父逝“三周”而非“三周年”，且确实为了镜湖收纳“善款”。
何厚铧家族传31、扶贫济困乐善举
31、扶贫济困乐善举
澳门有许多高楼大厦，气派豪华壮观，可惜那都是富商阔佬们住的。大多数贫民百姓，住的却是低矮狭窄的木屋或铁皮屋，我们内地人称这类住宅群落叫“棚户区”。“棚户区”内的街道坎坷坑洼，街灯不明，屋里没有自来水，公用的水龙头也不多，说白了就是贫民窟。然而，就是这些贫民窟，有时也保不住。
1950年夏天，澳葡政府工务局认为青洲的木屋七糟八烂，影响市容，下令拆迁，让人们一律搬到指定的地方重建家园。可他们竟忘了，这里住的多是贫民，哪里有能力重新盖房子呢！
因此，居民们纷纷致函总商会，要求总商会为他们申诉，请求政府准许缓拆。作为理事长的何贤听到民众的呼声后，深表同情，觉得应当替他们奔走呼吁。
何贤偕同商会理事陈直生、叶子如、陈毅生，到了工务局找局长毕士达。毕士达见是何贤，不能敷衍，只得亲自带领官员到青洲实地了解。他们一到青洲木屋区，居民们就派出代表来向“贵人们”陈述迁建的困难，和新规划区街道太狭窄、房屋之间距离太密，以及自来水龙头不够等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