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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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气势所启发，曾写诗若干首”①，以《遍地皆诗写不赢》为总题辑录在一起，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长春行》等。这些诗从手稿到交新华社发稿，常常要几次更改数字，因为他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于是诗中出现了：什么蕃薯“争取亩产一万斤”，什么“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什么“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究竟是写诗还是写童话？沫若自己也犯糊涂了，这大概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吧？
①《长春集·遍地皆诗写不赢》
在那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沫若仿佛觉得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因而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赞叹道：“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象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他赞美工人农民的歌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其实一时他也辨别不了哪是人民的革命激情，哪是某些人的浮夸风，在他看来这里蕴藏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近来沫若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毛泽东于五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读了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十九首诗词，认为这些作品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且，毛泽东也很欣赏新民歌中洋溢着的浪漫主义精神。本来沫若就觉得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是浪漫主义的，现在他终于旗帜鲜明地宣称：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①
①《雄鸡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从这种心情出发，他在接见《剧本》记者，谈戏剧创作问题时，才敢于毫无顾忌地总结自己如何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来处理历史题材方面的经验。
至于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本身，沫若也化了不少功夫进行深入的探讨，先后撰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论文，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了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意义，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够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①
①《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重新总结了大半辈子以来作文和做人的经验。恰好这年的十一月，沫若接待北京师范学院六位同学的来访，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文学史和他本人文学活动的几个问题，他尽可能系统地发表了对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等问题的看法。可是在谈到创造社后期时，却说：“不久，我出国了，他们结果把鲁迅、蒋光慈也当成批评的对象”，到此戛然而止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当事人之一，他本人当时虽在日本，但也曾化名杜荃发表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类谩骂鲁迅的文章，他为什么绝口不提呢？而且后来冯乃超为这篇文章还几次询问他，他的回答都是“我记不清了”，这又当作何解释？
令沫若感到特别兴奋的是，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与李四光、钱学森等人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他心中自然明白，这是组织上对社会宣告他重新入党，其实这是结束他的非党人士的身份，自此成为公开的党员了。多少年来的心愿终于实现，他早就盼望自己能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出现在青年们面前，因为他唯恐自己“无党无派人士”的身份会影响下一代考虑自己的前途。此时此刻不知明远在想些什么，其他青年朋友们看了这条消息又是怎么想的？想到这里，沫若情不自禁地拿起毛笔来给明远写信。由于心情格外舒畅，字也写得特别漂亮潇洒，火热的感情充溢字里行间。信中说他觉得自己象一个新生的婴儿，充满了创造的激情，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长征不会有歇脚的一天！①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放下笔，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百花齐放》写的后记：
我倒有点喜欢一○一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又没有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这段话真是最确切不过地描绘出自己此时的心情。是的，他加入共产党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而现在才公开党员身份，就象这“一○一”，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意味着在革命征途中需要不断革命。
“郭沫若入党”的消息公布以后，不知有多少朋友登门祝贺，尤其是傅抱石，他比谁都激动，话就如同没法拦阻的江河，滔滔不绝。几天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向沫若采访，请他谈谈“入党”的感想，他借此道出了自己长期以来没法说清的问题：
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现在党批准了我入党，我为自己庆幸，也为一部分青少年同志解除了误会而庆幸。
同时急切地发表了自己的誓言：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我要和千百万党员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要为党的最高理想——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出毕生的力量。①
①《学习毛主席》，1959年1月3日《人民日报》。
这位五四时期的叛逆诗人，北伐途中的戎马书生，抗战期间的文化班头，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斗士，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又成为青年们又红又专的一面光辉旗帜！
郭沫若传第十八章 走遍天涯 再放奇葩
第十八章 走遍天涯 再放奇葩
五十二
一月的北国地域遍布冰菱花，长江流域却处处盛开梅花，而珠江流域已见桃花绽开。一九五九年一月，沫若陪伴国宾到广州参观，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他谒拜了黄花岗的烈士陵园，当年撒遍烈士鲜血的土壤上，如今“英雄树下花争放”；他亲临新会县南海滨的厓门，寻访南宋爱国志士陆秀夫负幼帝蹈海的遗址；他又徘徊在那“金桔满街春满市，牡丹含艳桂含香”①的花市上，流连忘返。也许就是花市的薰风，吹醒了那沉睡多年的种子，经过两个月的酝酿、构思，沫若终于在二月三日开始提笔创作五幕历史剧《蔡文姬》。
①《长春集·在广州游花市》
早在一九二三年，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之后，沫若原便打算接下去写蔡文姬，把她也当作“三不从”（“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的标本之一，跟《卓文君》、《王昭君》合成三部曲。后来虽然终究没有写成，却在计划之外，无心地写成《聂嫈》。①然而蔡文姬这位历经坎坷的女诗人形象，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沫若心灵的一角，他热烈盼望有一天能使她矗立在舞台上，以她那哀愤悲壮的《胡笳十八拍》打动观众的心。就在一个多月前沫若写《蔡琰〈胡笳十八拍〉》一文时，便强调“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作此”，以后又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提出与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人认为《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的相反意见，坚信此诗乃女诗人自己所作。
①参阅《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沫若在开始具体构思剧本时，便明确意识到：自己虽然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塑造一个萦绕心头三十多年的形象，但这三十多年沧海人生的变化，也使他的创作意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沫若曾力图从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角度来刻画她，如今却想把她作为被曹操拯救了的“一个典型”来塑造，他力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表现曹操的业绩，从而为曹操翻案，这就是当今沫若的创作意图。①尽管沫若向来认为：因有正确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是历史剧创作的一个主要动机，然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替曹操翻案的主张，会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
①参阅《文史论集·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戏剧报》1959年第6期。
从这个创作意图出发，沫若感到虽然从情节的顺序来说，曹操必然出场较晚，但并不是一般的陪衬人物，在未出场的戏中，他也应是自己着力刻画的一个重要人物。蔡文姬能够被迎接回国，全靠曹操文治武功的影响，可是她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十二年了，对曹操的功绩不可能清楚，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问题上，沫若颇费了一番苦心，最后果断地决定，把她后来嫁的丈夫董祀虚构为曹操派往匈奴的使者，他同时也是文姬的亲戚。沫若知道这一笔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在蔡文姬研究上一篇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文章：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中明写着：“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据此，有人不免会批评自己：不顾起码的历史真实性，随便地假设历史。但沫若认为派遣谁为使者，这并不是历史的本质；使者凭借着曹操治国的威力，并宣传了曹操的业绩，从而完成了使命将文姬赎了回来，这才是历史的本质。根据沫若认为的史剧创作可以“失事求似”的原则，这样的虚构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大有好处。其一，可以及早把董祀卷入戏剧冲突中来；其二，通过董两次解决文姬的心理矛盾，介绍曹操的治国业绩及雄才大略；其三，以文姬为董辩护的情节，既刻画了曹操勇于改过的品格，也刻画了文姬仗义执言的秉性。由于这样一个大胆的人物设计，他就将未出场的曹操与出场的曹操巧妙地跟文姬联系在一起了。为了能使文姬放心地离开儿女，沫若又虚构了她的姨母赵四娘这个人物。她跟文姬同时为匈奴所虏，多年来相依为命，最后决定自己留下照顾文姬的儿女，促成甥女下定归汉的决心。
剧本的主题以及主要人物间的关系理清脉络之后，沫若又化了不少精力去构思剧情。现存关于文姬的史料并不丰富，他还必须依据历来主张的史剧家应发展历史精神的原则，作合理的想象。对文姬为什么归汉，沫若否定了三十多年前的看法。那时他认为文姬“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她正是愤于胡人的卖她，愤于胡人以虚伪的爱情骗了她，所以她才决心连儿子都不要了”。①囿于这样的认识来构思，那曹操岂不成了她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了？现在沫若为文姬归汉设想了新的理由，那就是董祀告诉她：曹丞相要赎她回去，是为了“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看中了文姬的文才，希望她继承父亲遗业，参预《续汉书》的撰述。②沫若能想象他的这一杜撰，会震惊很多人，招来很多反对意见，因为这确实不是历史事实。但这样的虚构既提高了文姬的思想境界，也突出了曹操的文治业绩。经历过“别妇抛雏”痛苦，最终毅然返国的沫若，深深懂得能经受得住这痛苦熬炼而最后下定决心的人，决不仅仅是因为思乡，必定有一个更高的生活目标在吸引着他，支撑着他。于是沫若又安排在第三幕中，董祀再一次来为文姬解开心头的愁闷，突出一个人应该把天下的悲哀作为自己的悲哀，把天下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第三幕，文姬在第四幕中为董祀洗刷罪名，就不仅是出于私人感情和正义感的“辩诬”，而是再一次肯定和宣扬曹操坚持文治的伟大感召力，使第四幕成为刻画曹操的重头戏。沫若深为自己的《蔡文姬》有了崭新的主题与构思而感到欣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