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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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内，沫若十分重视历史考古工作。跟那些野外考据发掘工作进展得很快的欧洲国家相比，他总觉得中国的大地已经沉睡得太久，它为等待自己子女的挖掘似乎已等待得不耐烦了，因此他曾建议专门成立有关考古的研究机构。不久，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沫若亲自领导，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作了很多具体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沫若参观了“敦煌文物展览”之后，心情异常不平静，他回想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支队伍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中，为拯救祖国的文化遗产，描摹和保护石窟中辉煌的壁画，几乎熬干了心血，现在总算挨过了长夜，盼来了黎明。去年为了鼓励这支队伍的同志们能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他曾在百忙中给他们拍去了电报，充分肯定大家的工作成绩，他知道人在困难的境地更需要人情的温暖与对自己工作的正确评价。同志们是好样的，他们的出色成绩使全国人民感到惊奇，沫若认为应该给这些长年累月埋头于考古工作的同志和单位嘉奖，以充分表彰他们的成绩。①
①常书鸿：《回忆和悼念》，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沫若即使在各项工作都层层压来，有时自己都不知如何分身是好的情况下，也没放弃点滴可以利用的时间来从事学术著述。他自己明白，年岁大了，缺少年青时那股激情与劲头，因此写白话诗常常只是为了应时应景，确实“诗多，好的少”。现在每当真正激动时，他往往以旧诗词的形式来渲泄感情，似乎这更得心应手。这期间他自认能留给后代的有用的东西，恐怕还数他的历史、考古的著作。他不希望将一些夹杂着谬误结论的论著去贻误后代，对于自己已经认识到的问题，每每检讨了又检讨。为此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出版的、作为《十批判书》的补充的《奴隶制时代》，就把他原来定的中国奴隶社会的上下限时间作了修正，将下限由原来的东西周之交，改定为春秋与战国之交。一九五二年八月由人民出版社影印重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同年《金文丛考》也重印了，沫若借写《重印弁言》的机会，表述自己当年研究、考释的目的，并以此奉告自己的同行们：“旧东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越易沉沦。”①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序言》中，又一次检讨了过去“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他还由自己的错误谈到：“做学问必须多求实物的根据，审慎从事，而且也必须多向朋友请教，以资反复商讨。”②正因为沫若这种谦虚、谨慎、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诚恳态度，更使他获得了同行们的尊敬与爱戴。同时他也始终以自己和同时代人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而引以为自豪，在这方面他并不是一位谦谦君子。早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国史学会成立的大会上，沫若便已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问题上，都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且以后还一再鼓励大家，在历史资料的占有方面要超过历史学权威陈寅恪，要求史学研究者能从更高的阶段上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①《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②《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附录，见《沫若文集》第14卷。
五十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东京机场，突然在一夜间增添了不少色彩。虽然中日两个国家之间还没有正式建交，但自唐朝以来，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日本人民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深深歉意，由此而爆发出来的友谊之花把机场点缀得如同春天一般，到处有鲜艳的五星红旗，到处有捧着花束的欢迎人群。率领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的沫若刚跨出机舱，就感到一股暖流直奔他而来。十八年前他隐姓埋名，为了躲避警察和刑士的监视，千方百计地离开这块浸透了法西斯毒汁的土地。十八年后，他确实又十分急切地向往重新回到这块对他来说是十分熟悉又亲切的土地，如今他已是一个新生的、欣欣向荣的国家的代表，人生沧海的变化就是如此巨大！不管是握着在国际会议上早已熟悉了的日本友人的手，还是面对陌生记者的闪光灯，沫若都不止一次地声称：“中日两国人民特别需要和平相处。”
沫若下榻于帝国饭店。十二月四日晚，日中文化研究所所长菊地三郎来访，感谢沫若于去年年底将旅日时代的文献资料全部惠赠给该所，计各种书籍一三八六册，殷墟出土的甲骨九十六片，此外还有沫若的墨迹、青铜胸像和他珍藏的唐代越州青瓷壶等。为此，菊地想筹建“沫若文库”，沫若却对他说：“菊地君，我们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亚洲怎么样？”后来日中文化研究所采纳了沫若的意见，建立了亚非图书馆，其中的中国室内特辟了“沫若文库”，将沫若赠送的物品都陈列在这里。
往昔与日本普通人民结下的友情，深深激励着沫若，不论是参观东京大学抑或与日本科学家座谈，他心中总在惦念当年的老邻居们，热切盼望着故地重游与他们欢聚的一天。十二月五日，市川千叶须和田故里，人们听说郭沫若先生将荣归踏访，大街小巷喜气洋洋。沫若到达故居时，夹道都是自发来欢迎他的男女老幼，鼓掌、欢笑、相互问候的声浪彼落此起。老邻居们听见沫若还能那么熟练地操着日语跟他们叙家常，感到特别的亲切、高兴。沫若走进家园，细细端详着一切，昔日自己栽种的银杏已经没有踪影了，但大山朴的茎干却依然刚劲。大山朴啊，大山朴！沫若抚摸着它挺拔的躯干，思潮翻滚，鼻腔中不禁升起一阵酸楚。昔日孩子们在园子里奔来跑去活泼的身影，依稀还在眼前。“草木有今昔，人情无变迁。”过去熟悉的邻人把尊贵的客人让进了屋，沫若抱着无限怀旧的心情，脱了鞋，席地而坐，他端起主人沏的茶，默默地用他湿润的眼睇视着对方。虽然无情的年华在两人的眉宇间都刻下了许多道皱纹，但双方都清晰地看到了旧日的“他”。这时一位老人来访，随身携带了沫若旧时镌刻过的一方砚台，上面刻着：“后此一百年，四倍秦汉砖。”看到这奇文字，主客相对大笑，老人无限珍惜地抚摸着他珍藏了这么多年的纪念品，说：“这方砚台成了咱们家的传家宝了，我们会子子孙孙永远传下去。”①到了沫若该道别的时候了，当年住家离沫若家很近、彼此过从甚密、经常谈论政治和文学的牙科大夫藤原丰次郎，紧握住沫若的手不肯放，②沫若喃喃低语：“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欢迎你们去中国作客。”
①参阅《骆驼集·访日杂咏》；《访日之行》，195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②参阅《连接日中的革命诗人》，见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
在京都出席立命馆大学的讲演会之后，沫若在日本人民所崇敬的海神像前献上了花束。他双目凝视着海神像，那肃穆而专注的神情顿时使气氛变得严肃而静寂。海神，您多少年来受着两国人民的供奉，您也小心地庇护着东海两岸的臣民，他们都是您的儿女，您多么不愿看到他们彼此间的嫉恨与残杀，今天我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来祭奠您，为的是祝愿您大海两岸的儿女永远团结，并肩保卫世界和平！沫若虔诚地呼出了这样的话语：“誓为新的中日团结努力，愿共同保卫和平！”日本朋友听了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愿将这刹那的感受永远载入中日友好的史册中去。①
①参阅《同京都有密切关系的郭沫若》，见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
这次沫若在日本，还多次与一些文化人士、科学家以及愿为和平事业而献身的活动家座谈。知心的交谈可以消融过去积存心头的冰块，也可以借此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我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迫切与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他和代表团成员忙碌地奔走于各个城市之间，有时哪怕是深夜，在火车经过只停留几分钟的车站上，也会有人为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歉意，为对新中国表示热忱友好，跋涉了很长的路程，来车站望一望新中国以郭沫若为首的科学代表团，握一握手，拥抱一下。不论是在宴会上，抑或在参观的单位，在车站、机场、轮船码头上，沫若的心始终被友情的热浪所包围。日本人民的言行使他深信：受过深重战祸的人民，定会加倍爱护友好睦邻关系。他登上归国的轮船，望着远去的下关码头，前两天在春帆楼作的诗句，不觉又涌上心头：
六十年间天地改，红旗插上春帆楼。
晨辉一片殷勤意，泯却无边恩与仇。①
①《访日杂咏宿春帆楼》，见《骆驼集》。
沫若非常喜欢孩子，十分爱护青少年，不管是在日本、重庆、上海，他家都经常有左邻右舍的小朋友来玩，他不但不嫌他们烦，反而总是竭诚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对青少年的教育，成为沫若最关心的问题，为了培养未来中国的建设者具有高尚的情操、正确的世界观和丰富的知识，必须抢在春天及时播种。他亲自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热情呼吁：“不准让一个少年儿童在精神上饿死”。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执笔写《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谁说孩子们不懂事呢？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他们的队伍之中，看见他们正举着小拳头在庄严地宣誓：“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沫若为孩子们写过许多诗，在他的诗中出现过许多可爱的小朋友的形象，苏联格鲁吉亚小妞妞玛娜娜曾使他想起自己所宠爱的小女儿平英。这种热爱孩子的天性，使他和青少年之间很自然地有着心灵的沟通。即使他再忙，对青少年给他的来信总一一作复，并尽量满足他们的题词等要求。一次在陪同外宾参观北京大学时，他当场为一位大学生作的七绝写了和诗：
相期入室并升堂，莫负青春惜寸光，
今日百花争怒放，香风不必待栋梁。①
①牛正武：《莫负青春惜寸光》，1981年2月15日《羊城晚报》。
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他相信中国青年的明天是光辉灿烂的，“他们会更健康、更聪明、更富于理想、更丰富多采、更有纯洁的爱情生活……”①也正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和上海中学的学生陈明远结下了忘年之交。
①《雄鸡集·青年的明天》。
约在一九五七年的暑假，一个长得白皙而腼腆的男孩来到北京西城缸瓦市大院胡同五号那朱漆的大门前面，迟迟疑疑地瞧着门口的岗哨，好半天才鼓起勇气询问：这里是不是郭沫若的寓所，结果很快被警卫人员引进门去。
沫若正坐在书房里写文章，抬头见到跨进门来的小朋友，立即高兴地站起身来，招呼这位已通过不少信但才第一次见面的年轻后生，满面笑容地问道：“明远，你到底来了！脸为什么这样红？是太阳晒热的，还是跑得出了汗？”知道他是因紧张才涨红了验，沫若慈爱地拉起他的小手，心中泛起十分甜蜜的感情。他问明远是否愿意常来作客，明远直率地回答道：“我喜欢听您讲学问，要是您愿意常常教我的话，我就更喜欢到您这儿来了。”这话正中下怀，沫若平生就有这样的愿望，能带几名青少年学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因此连声说：“好！好！我真愿意当一名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是莫大的幸福。”
尽管陈明远当时还是个毛孩子，然而沫若对他的意见却相当重视，并且经常有意从他这儿去打听青少年朋友们对自己著作的意见，觉得年轻人的“目光真是犀利，把我旧作中所写的都看得透明一样，令我惊讶”①。听得他们批评自己一些诗“算不上诗，只能算分行写的散文”，老诗人并没有因为觉得面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