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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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上午，沫若约杜国庠同往金刚坡下访傅抱石。于四围稠密的竹丛中觅得了画家的住处，乃一古朴农舍，饶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画多幅，并将往年在东京由沫若主催举办个展的照片也拿了出来。十年前的往事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沫若觉得抱石的作品已经进步得惊人，遗憾的是他的经济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善。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象傅抱石这样多才多艺的当代艺术家，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沫若心中好不纳闷、不平，他愿意向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多多推荐抱石的画。抱石挑了一幅《桐阴读画》赠送给他。这是一幅长条，七株大梧桐树参差挺立，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卷。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泻。桐树之间，补以绿竹。图中白地甚少，但一望空阔，气势苍沛。沫若觉得在这幅画上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寒露过后天气渐渐冷了起来，立群第四次分娩在即，因而不到十月底，沫若就带着四篇文章的手稿和那幅《桐阴读画》图，护着立群急匆匆进城了。至于中途抛了锚的《韩非子的批判》，一直拖到春节之前才写完。在此前后，一次偶然从友人处得见清初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其中所记李自成、李岩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沫若的史剧创作欲因而又冲动起来，一度想结束古史研究，而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可是不断面世的同行们的新史学论著，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他挑战，以前主张周代是封建制的朋友现在依然故我，对于沫若的见解似乎采取了抹煞的态度。尤其是《墨子的思想》发表之后，几乎在史学界普遍地受到非难。沫若不甘寂寞，不平则起，他感到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结果史剧没有写成，反而坚定了他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
为了专心致志于写作，一九四四年沫若挈妇将雏提前于五月底搬到了赖家桥。乡居的宁静有利于读书和思考。回想自己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前后已经费了十五年工夫，著述不可谓不丰硕，然而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又有哪些谬误，实在应当以今天的水准重新加以审查和评断。他足足酝酿了一个月，才着手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章一开头，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此次研究得到的新收获，主要是肯定了井田制，并阐明它是如何转化为庄园制的，同时论证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追溯了士民阶层的分化，还考定《考工记》系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没想到不久之后，沫若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应重庆市十八梯回教礼拜堂举办的回教经学讲习班和中国留学土耳其军校学生土文补习班之邀，讲授《中国古代史》，“学生听之均有所动”，因而受到军统局渝特区的秘密监视。该机关唆使特务搜集情报，称郭沫若为“左倾文化人”，所讲内容系“偏激之观点”，并诬蔑刊载他文章的《群众》杂志为“奸伪刊物”。然而，杜国庠读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原稿，觉得沫若既检点了得失，又有了新的建树，确实可喜可贺，特赠七绝四首，赞誉他“井田新说自汪洋”，“批判依然是拓荒”。
要真正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一则需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但也不是随便改变自己的看法；二则要勇于拓荒，辛勤耕耘。当沫若进一步从孔墨对立的关系中考察了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扶助私门，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而墨子恰恰相反，是肯定传统的鬼神，站在同情公室的立场上，维护腐败了的奴隶生产制度。这里，他不但依然反对墨子，而且愈加赞扬孔子，岂不更令人瞠惑？沫若可绝不畏葸不前，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掌握了确凿的根据，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向大家端出了又一篇锋芒毕露的论文《孔墨的批判》。
灯下不断耕耘，时有新的发现。八月十九日沫若读《管子》，忽悟《心术》、《白心》、《内业》诸篇与《庄子·天下篇》宋钘、尹文之学说颇为接近，便作比较研究，愈觉如影随形，若合符契。无意之间得此发现，大快于心。宋钘和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在先秦诸子中应该算是重要的一派，它的主要动向在于调和儒、墨，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有了这一发现，就好象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派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求得了他们的条贯。沫若信手拈得这一新课题，不仅写了《宋钘尹文遗著考》，而且为撰述《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创造了条件。
接着又写《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庄子》原是沫若幼年时代爱读的一本书，其中好多篇至今犹能背诵；荀子其人其事沫若本来就不喜欢，在《〈先秦学说述林〉后叙》里早就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轻率地诬枉古人与无端地偏爱古人一样，都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沫若要求自己批评古人必须如同法官断狱一样，一定要十分周详。法官判决是非依据的是法律，沫若评断善恶依据的是道理，即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荀子虽然已经逐渐离开了这种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这就是沫若对他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别看沫若成天价在故纸堆里出没，尽与这样那样的古人打交道，可他一刻也没忘掉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国事纷扰不宁，日寇发动了中原大攻势，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快要得逞，衡阳国民党守军将领投降日寇后，桂林、柳州又相继沦陷，贵阳也已告急。沫若喟叹之声如蜩如螗，忧乱之心如沸如羹。时局维艰，似乎不能容许他再有余暇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手头的文稿该告一段落了。他很想赶写《名辩思潮的批判》，然而只开了个头，终因时间难以为济而不得不往后延宕。
下乡以来不知不觉六个月了，白果树的叶子已被寒风扫得零零落落，树下的白果却铺满一地。沫若半年笔耕收获不算少，加上去年同期的劳绩，可以编成两个集子了。后于一九四五年先后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大多数文章就都是这两年来在白果树下完稿的。沫若真想将来能有机会将这两个集子合印成一部，题名《白果树下书》，那多别致！
四十一
一九四四年是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也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恰好又逢甲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准备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一月十五日，编辑于怀等人来天官府四号与沫若共商此事，即定下撰稿人名单，沫若当仁不让，另外还想发信约请“明史泰斗”柳亚子“开炮”。
为了搜罗有关史料，沫若到处向友人商借、求索。在参考书匮乏的情况下，他以《明史》和《明季北略》为依据，还涉猎《明亡述略》、《剿闯小史》、《烈皇小识》等多种书籍，反复研读，再三思考，直到成竹在胸，方始动笔。这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的纪念文字，写来可谓呕心沥血。沫若紧紧抓住一代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兴起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总结了这支革命队伍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他好象含着泪在跟李自成促膝谈心：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从三百年后的今天来观照这场大悲剧，民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当事者的功罪还须明白判断。因而沫若毫不留情地指出：“从民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于三月十日脱稿，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即于十九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二十四日，《中央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诬蔑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甚谬种流传”，而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朋友们纷纷写信或登门，对沫若表示支持，同时为他愤愤不平，他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①
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四月十二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十八、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随即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不久，林伯渠从延安来到重庆，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沫若。八月下旬，沫若又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他一面回味领袖含义深长的话语，一面摩挲边区人民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心中充满了阳光，既感觉欣慰，又受到了鼓舞：自己的文章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这可是最大的荣耀。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在此期间，与林伯渠同道来山城的何其芳（1912—1977）和刘白羽，他们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白羽讲话。刘白羽先说：“毛主席的讲话，根本是两点，一点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点是怎样服务的问题……”他把讲话内容概括地讲了一遍，接着由何其芳介绍了延安文艺界讨论讲话的情况。沫若始终把手裹在耳朵背后，以此助听，生怕遗漏了什么。他的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尤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去的这一论断，更加击节赞赏，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那天，于立群特意用周恩来托人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煮了一大锅稠稠的粥招待大家，每人一碗，黄澄澄、红艳艳、热呼呼、香喷喷、甜蜜蜜……。沫若与朋友们一面吃，一面回味何、刘二人的讲话内容，好象自己也到了延安一样。①
①据刘白羽：《雷电颂》，《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臧云远：《在重庆学习毛主席〈讲话〉》，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时令已是冬天，可是冬天里也有春天。十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