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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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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品。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曾以火烧莫斯科作为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想以此阻挡拿破仑侵略军的铁蹄;今天的蒋介石显然是在盲目模仿库图佐夫,居然也寄希望于一场大火,结果使几百万长沙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国民党终究失算了,狡滑的日军元凶并没有扮演拿破仑,长沙城倒已烧成一片废墟,无辜的长沙人真把他们恨透了!谁来收拾残局呢?这项苦差使又落到郭沫若身上,他刚率领部属安抵衡阳,就接到了政治部的命令,着三厅火速派人去长沙“办理善后”。他和恩来安排洪深、田寿昌带队执行这一任务,两三天后又亲自带领一个宣传队去支援。水陆洲颦着淡淡的眉头,等待着诗人的慰藉。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多少国宝付一炬;痛灾民失所,伤员毁身,满目疮痍剧堪怜。为了及时救济、抚慰受难同胞,鼓动大家重建家园,沫若不怕余烬炘人、危壁欲坠,与战友们一起整整突击了一星期。临走前,他和寿昌踏着岳麓山的红叶,望着湘江彼岸的焦城,想着早春时节于此相晤的情景,两人不约而同地联句抒发了共同的感喟。

  回到衡阳,已近十一月末尾。记得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曾发表声明,警告中国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似乎心领神会,自从武汉失守以来,一直在消极观战、积极防共。这时候,他在南岳忙着召集高级将领举行政工会议,提出了“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的口号。沫若也去出席了,他仔细捉摸主持会议者的讲话精神,经过恩来的启发,方才悟到“抗战领袖”已经不要抗战,教你从此只需搞搞口头抗日和纸上宣传,不必真刀真枪去和敌人死拼;教你以后只要在政治上注重防共,无须再在军事上提防日军进攻。

  与会的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沫若实在不愿同他们为伍,便与恩来等人相约一起攀登南岳。传说中“喷云泄雾”的衡山,在从峨眉山下长大的沫若看来,当然不算神奇,他感兴趣的是座落在半山腰上的铁佛寺。多日来繁忙紧张透顶,今天该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了。庙虽破旧,铁佛倒还完好,但不知是哪个朝代所铸。此时此地,不由得又引发了沫若的考古癖。老和尚飨以一顿可口的斋饭,然后沫若又在寺前小卧片时,他的诗兴伴随考古癖翩翩而来,顺口赋得七律一首:

  铁佛披金色相黄,纪元宝庆未能详。

  戏从杂卦征休咎,聊倚残餐润肺肠。

  鸡脍应输萝菔味,契斯难敌豉乳香。

  邺侯藏轴称三万,此地空余一废堂。①

  

  ①录自手迹,原件现存乐山文管所。

  吟罢,恩来笑了,大概他觉得诗中不乏“打油”气味。沫若也笑了。他虽不想附庸风雅,但豪情壮志亦不可不抒,于是又用原韵再哼成一首,也是七律,格调却大不一样: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恃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①

  

  ①《汐集·登南岳》

  十二月初,沫若由衡阳奔赴桂林,重与三厅的朋友们相聚,住在乐群社。敌机经常来轰炸,听说立群初来时租的一间小屋,数日前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幸好当时她不在屋内,真是好险,沫若想到这里都不禁有些后怕。他在南岳期间也遇到过空袭,那时十分怀念立群,曾作小诗十首,现在一并奉献给她。“芳心逐岁开”,“相伴有苍苔”,抗战的风暴把他们卷来卷去,血与火不断考验他们的生死之恋。

  不幸的是,张曙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为好友的不幸丧亡,沫若心中充满了悲伤,亲自替他写了墓碑,把他安葬在桂林郊外的冷水亭旁。想想他勤勤恳恳为三厅所做的工作,想想他才气横溢为抗战所作的歌曲,沫若更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多么惨重和珍贵。“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湖山微水今又生洪波……”他的《洪波曲》正响彻洞庭湖畔、扬子江头,唤起三楚健儿敌忾同仇,热血飘洒。“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冷水亭边路,榕城胜迹留。”①沫若连做了几首挽诗,还是觉得抒不尽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①《汐集·挽张曙诗两首(一)》

  在桂林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却很多。《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前些日子夏衍、林林等人辗转到了桂林,现在沫若自然要设法帮助他们再度复刊。战争期间的事真是难以估摸,八月间华南的朋友们曾给当时还在武汉的沫若来信,说是当《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满周年的时候,希望他能抽身南下一次,谁会料到几个月后竟在桂林重逢。沫若最清楚,在恶战苦斗中要维持这样一份报纸,充分发挥它的抗战建国、唤起民众的作用,这是多么艰难。如今要重新复刊,经费又从哪儿来?与陈诚几番交涉,只同意政治部每月津贴二百元。这点钱能派什么用场,不过这倒也有个好处,借此可以让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津贴的报纸,今后地方党部就不敢刁难。最后又派夏衍去香港筹款,争取于一九三九年元旦,能让广大读者重睹《救亡日报》的新颜。

  广西大学的校长白鹏飞听说郭沫若来到了桂林,作为当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先后同学,理当尽地主之谊,不但殷情款待,还邀请他为师生们演讲。沫若觉得叨光得很,碰巧这所大学的校舍系于立群的从外祖父岑春煊(1861—1933)所捐赠,因而师生们对他更为敬重。他来演讲的那天,师生们夹道欢迎,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不谈一般的抗日大道理,而从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谈起,说明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富有创造力,二是富有同化力,三是富有反侵略性,因而:

  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我们是具有着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①

  

  ①见《羽书集·复兴民族的真谛》。

  整个报告没有提到一句抗战,听众却自然而然联想到当前的抗日斗争,以致后来白鹏飞偕夫人陪同沫若夫妇泛舟漓江时,这位老同学还在满口称赞沫若此次演讲的成功。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然而沫若哪有心思留连于山水之间,这次他在桂林只是应白鹏飞之邀玩过一天,要他“暂把烽烟遗物外”也不容易,他的心里总在惦记时局的发展和三厅今后的工作。国民党当局的动向值得警惕,副总裁汪精卫已与其党羽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潜离重庆越国投敌,随即近卫文麿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叫嚷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和“经济提携”,不知总裁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至于被蒋介石、陈诚分割了的三厅,人员已陆续移往重庆。沫若和立群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乘欧亚机22号离开桂林。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而今他重入夔门,回到群山环抱的雾都重庆,更是感慨万千。

三十三

  一九三九年元旦,沫若前往重庆中山公园网球场,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这是他到达陪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沫若象和暖的春风似的开始演说了。听吧,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①他说“今天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他说要“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②从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知道这两件新年礼物的贵重,广大民众将不惜代价去奋力夺取。

  

  ①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②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于元旦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当该报响应义卖时,他特地寄了一首五绝去: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①

  

  ①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当时沫若和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名为“陪都”的重庆,白天街市繁华,夜间歌舞终宵,俨然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只有当高竿上挂起红球,发出空袭警报的时候,这才显露出些许战时的气氛。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这里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紧卡经费。调整后的三厅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为杜国庠;第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为洪深;第三科掌对敌宣传,科长为冯乃超;第四科掌印刷、发行以及其他总务工作,科长为何公敢。象政治部的其他几个厅一样,三厅也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陷于进退两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困境,已于一月初进行了内阁改组,由更加法西斯化的平沼代替了近卫文啰。这到底是表示敌人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已步入穷途末路?连日来沫若忙得不亦乐乎:六日作《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七日往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演讲,八日为新民报职工读书会作报告,十一日主持各国记者招待会,中心内容都是抨击日本内阁改组,指出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定将崩溃无遗”。在如此这般地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沫若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①

  

  ①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一·二八”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最好是当兵”!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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