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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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正在负责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沫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不少陕北方面朋友的消息，真想飞到那里去和他们并肩战斗。前不久，在上海遇见一位来自延安的友人，说成仿吾缺少生活用品，沫若曾特地拿出一百元，托他买了一条绸面丝棉被子、两套毛衣裤和一支派克钢笔，请带交仿吾。①临离南京前，沫若专程往郊外汤山公路，凭吊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的邓演达。墓草凄凄，秋风萧瑟，他在墓前伫立良久，思绪万千：演达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来教训了我们，生与死，是与非，善与恶，民主与反民主，抗战与卖国，在这中间决没有妥协微温的道路。如有人幻想有这种道路的存在，请睁开眼睛再凝视一次邓演达的血吧！
①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53—154页。
蒋介石接见郭沫若的消息很快登了报，沫若自己也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朋友们都说这是郭沫若的一大胜利。他高兴地对夏衍说：“照恩来同志的话做是不会错的，这样跟蒋介石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确实是一个胜利。”①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沫若的日程表上排得满满的，诸如庆祝双十节，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与周信芳（1895—1975）、高百岁、金素琴、田寿昌、欧阳予倩（1889—1962）等人商讨旧剧改革，桩桩事情都与抗日救亡有关。就说戏剧创作吧，他坚决主张“旧瓶盛新酒”，大胆采用最近抗战中涌现的热烈悲壮的故事来编剧。他向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这是新近在南京听陈铭枢说的：旧十九路军有位团长与一个日本女子结了婚，两人相亲相爱，家庭十分美满。“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是他在闸北向日军射出了第一发子弹，这也正是他们的长子诞生的时刻。该部云散后，他曾游历过欧洲、日本等地，后来回到广州工作，这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七·七”事变以来，他坐立不安，终于得到妻子的支持，决心毁家纾难，上华北的最前线去。在离婚席上，妻子当着证人的面对丈夫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刻，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教导他们承继你的志气，永远做中国的好儿女。”……沫若涔着泪水越说越激动，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了一下双颊，又补充了一句：“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不会亡！”
他希望能有人将这类故事写成悲壮剧。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沫若的希望没有落空，有些戏剧工作者很快就从现实斗争或历史事件中撷取有关题材写成了剧本。在浦东大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他看到了赵景深创作的大鼓《平型关》立即给作者以充分的鼓励。之后不到一个月，欧阳予倩编导的历史剧《梁红玉》也在新光大戏院开演。一天晚上，沫若由田寿昌等人陪同去观看。名演员金素琴扮的主角表演非常出色，把观众完全带到了规定的场景中去了，只见南宋大将韩世忠与金兵大战于黄天荡，其妻梁红玉亲擂战鼓助威，打得金兵抱头鼠窜，终不得渡。这很容易引起人们联想，大大鼓动了抗日爱国情绪。沫若、寿昌不断拍手喝彩，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看望了全体演出人员，沫若还当场题五绝一首：
昔有梁红玉，今看金素琴。
千秋同敌忾，一样感人心。①
①《汐集·看〈梁红玉〉》
继大场失守后，这时闸北、江湾等阵地也因战略需要而转移，前沿许多工事都遭到破坏，淞沪战局濒临更为艰难的阶段。沫若从十月二十三日晚上起，一直到二十九日止，几乎每天都在前线驱驰。他先后走访了叶伯芹军长、罗卓英（尤青）将军等高级军事人员，并对广大士兵发表演说，官兵们都很愿意多和他见面。三十日，《救亡日报》刊载了郭沫若、田寿昌、罗卓英这次晤谈时唱和的手迹：
敌机镇日绕城飞，虎帐新成破阵诗。
十万健儿齐肉搏，东南此战决安危！
嘉定军次赠尤青先生田汉
报国精忠古岳飞，满江红浪泛罗诗。
一心运用君诚妙，狂寇已如累卵危。
廿六年十月廿五日访尤青将军于嘉
定军次，寿昌即席吟赠，余亦效颦，工
拙在所不计也。郭沫若
民族高潮已怒飞，蘸将热血写征诗。
管他倭寇来多少，杀个光儿国不危。
战地畅叙，田汉先写诗，沫若先
生和作，余亦为此。罗卓英
廿六、十、廿五、
十一月初，叶伯芹军长转来他部下一位士兵做的题为《后死感言》的诗：“弹雨淋漓转空气，阵前木叶如蝗飞；同仇敌忾卫祖国，为争生存狮展威。”作者在短跋中说：“昨闻郭先生沫若驾临军部指导，因赋此，请转斧正！”沫若读后很受感动，觉得诗虽不佳，但那弹雨淋漓、空气改色、木叶蝗飞、伤亡枕藉的壮烈景况，写的都是实感，出自一个普通士兵之手，实在难能可贵。不应当辜负这位士兵兄弟的厚望，他字斟句酌，将那首诗改为：
弹雨淋漓风改色，阵前木叶如蝗飞，
同仇敌忾拼生死，狮吼摇天万里威。①
①见《羽书集·一位广东兵的诗》。
淞沪战局终于不可挽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不夜城成了一片漆黑，刺骨的寒风从那鲜血还未干透现在已冰冻的地方吹过来，真不是滋味。文化工作者似无继续大批留在这里的必要，大家都在考虑并计划着怎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或者转移到大后方去。十九日早晨，阿英来高乃依路寓所商量撤退问题，一进门就见沫若面窗默坐，忧心忡忡。原来沫若接到了安娜的来信，得知她因他出走而被拘禁月余，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亦常遭无赖欺侮。他拿出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悲咽苦颤。读罢，阿英一时口讷，无言以慰，两人相对木然。翌日清晨阿英再来，沫若已赋就七律一首遥寄安娜，刚书成立轴，墨迹尚未干。诗云：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①
①见1938年5月10日《杂志》月刊创刊号。
分明知道妻孥陷入魔掌，可是无法援救，沫若好不伤心。他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求设法予以营救，并让他们回到中国来，然而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根本不准她自由行动。难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妻子，她就不可以热爱自己丈夫的祖国吗？在那些军国主义分子的眼中，安娜愿意跟中国丈夫走便是“间谍”，应骂为“野狗”。安娜无视这些胡言乱语，她明白表示：“我是‘野狗’，我就是热爱中国！”日本军部还要她把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籍，声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她以孩子们都是中国血统而严词拒绝。她相信，有朝一日总要带着子女回到中国来的，这当然也是沫若的愿望。
随着大上海的瘫痪，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往日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街头巷口的书报摊，如今都偃旗息鼓，《救亡日报》当然也无法再在这孤岛上存活。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沫若为《救亡日报》写“沪版终刊致辞”，不免有些忧伤，但一想到三个多月来听着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狂轰，听着遭遇了敌人轰炸的无辜老弱的血啸，听着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哀号，听着百万健儿们在火线上冲锋陷阵的绝叫，便又精神百倍，信心十足。我们失掉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对，就以这个做标题，他下笔如有神，向上海的广大读者倾吐自己的一片真诚：
……同胞们请相信，我们决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我们要再说一遍：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并不是一个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们目前所失掉的并没有什么，只是做奴隶的镣铐而已。
日寇占领上海以后，又沿着长江、沿着津浦线和苏嘉路向南京猛扑。沫若已经办完了该办的事情，决定离开孤岛，想转道香港到南洋去，向侨胞筹款办报或从事其他文化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早，他从公和祥码头登上了一艘挂有红十字会旗帜的法国邮轮，同船的有何香凝、邹韬奋（1895—1944）等各界知名人士。这是党组织为确保大家的安全精心安排的，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战国对于悬挂红十字会旗帜的交通工具不得轰炸。不料黄浦江上突然飞来一架敌机，耀武扬威地绕邮船三匝而去，沫若怒目而视。
轮船起锚远航了，沫若与韬奋在二层的甲板上并肩踱来踱去，他俩难得相聚，这次有缘畅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沫若知道韬奋到过南洋，便向他打听那儿的情况；韬奋寄希望于桂林和新疆，他想从边疆着手来促进神圣抗战的全面化。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互祝愿能尽快实现各自怀抱的理想。他们还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极为赞赏苏联仅仅花了二十年工夫就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韬奋想到日前曾在《救亡日报》上，读到沫若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写的社论，便说：“还是郭先生的大作《后来者居上》那最后一段说得好……”沫若淡淡一笑，他在心里重温了那段话：“我们也要算是枉路走得太多了的民族，迷落在八阵图里面，因而确实地落了后。但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觉醒了。捷近的路是摆在那儿的，只要我们肯驾起飞机冲出自己的前程，我们敢保证，努力的‘后来者’一定又可以‘居上’。”
前面的航道开阔了，邮轮满载着觉醒了的、肩负着抗日救亡重任的知名人士，已经安全地出了吴淞口，自由地驶向大后方。
郭沫若传第十章 辗转大后方
第十章 辗转大后方
二十八
香港，对郭沫若说来并不陌生，十年前他曾来过，而今旧地重游，“兴亡增感慨”，情绪大不一样。他住在六国饭店的三楼，房间临海，从骑楼上远眺，烟雾迷茫，九龙对岸的浅山影影绰绰，宋皇台依稀可见。呵，一见到这由三两块巨石堆积成的宋皇台，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初宋朝、明朝都是在这儿送终的，这可是不大吉祥的预兆，难道现在又临到了宋末、明末那样的时代了吗？不能忘了“有责在肩头”，让历史重演就意味着犯罪！他想到贸然去南洋募款恐无把握，有些后悔南下，还是应当与周扬等人一同北上延安为好。这难以排解的矛盾心情，只有借诗来渲泄：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①
①《汐集·南下书怀四首（四）》
正当沫若踌躇、惆怅之际，他在大街上不意遇着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本来在上海时，立群接受了沫若的劝告，与朋友相率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然后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因而他们比沫若早到香港。惊喜之余，他们便从海陆通旅馆搬到六国饭店来与沫若同住。这一下可改变了沫若的原定计划，他把刚申请到手的出国护照暂搁一旁，准备先去广州提前恢复《救亡日报》，这样既可以在华南建成一座精神堡垒，又可以解决朋友们的工作问题。将《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这原是党组织于沪版终刊时作出的决定，当时夏衍曾向沫若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沫若毫不迟疑地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①而现在沫若又亲自过问这件事了。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香港虽是个小小的岛市，救亡工作并不亚于内地，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沫若曾出席港沪文化界联欢会，并发表演讲，针对目前抗战形势，提出要克服军事的悲观、外交的悲观和历史的悲观，鼓励大家自觉肩负拯救中华民族的使命。眼看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却越发嚣张，居然拒绝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解决中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