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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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梢运担赌羟I》是借虚拟的历史故事，歌颂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对大学生姐弟，这是作者特意献给站在反帝爱国斗争前线的人民群众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五卅”高潮中的上海，完全改变了平常的模样：租界冷清清，往日喧嚣的商场现在大门紧闭，悄然无声，马路上风驰电掣般的车水马龙似乎也已失踪，只有铁甲车和机关枪在抖威风；华界却闹嚷嚷，无论沪东、沪西抑或南市、闸北，一群群工人、学生来来往往，标语到处贴，传单满城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吼声惊天动地。沫若于悲愤泣血之余，由此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辉：睡狮已经甦醒，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为了支援、救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勇士，他把自己刚草成的《聂荌》交给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的游艺会义演，从七月一日起在新舞台共演了三天。酷暑之中，剧组人员忙得油汗满身，耗尽全部精力；吐着血的女主角扮演者，脸上泛着肺结核的红晕，坚持到吐出剧中的最后一个字；观众因鼓掌而发红的手，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口号声震沸了浦江水。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中华，中华！此次演出所得票款，全都捐献给了上海总工会。
五卅惨案激起空前的民气，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动了起来，声援的群众团体在不断增多。郭沫若也与他的同乡漆树芬、曾琦、阳翰笙、郭步陶等人组织了四川旅泸学界同志会，并被选为职员，负责文字工作。六月中旬，他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明确提出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方略，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必须实现全民大团结。当他把宣言草案交付职员大会讨论通过时，曾琦嗅出了“赤党的经济理论”味，一再指摘其中多处露骨地用“帝国主义”字眼。这个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确实说中了，然而不谈这些还称得上什么旗帜鲜明？沫若面带愠色，严肃地回敬了曾琦一句：“谁注意：这是同志会庄严的声明，不是为贵刊《醒狮》撰写的稿件！”他寸步不让，一方面宁愿不被采用，而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于《晨报副刊》，另一方面向同志会请求辞职，以表示与曾琦之流的彻底决裂。
刚与“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交过手，“孤军派”国家主义者又扑了过来。有个化名为“灵光”（即林骙）的人，长期以来藏在“国家”的美名之下煽惑青年，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扬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这伙人的后面，借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信奉共产主义的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奚落他恪守“祖师的名义”。沫若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战对方的挑衅，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连续发表的《穷汉的穷谈》和《共产与共管》起，到一九二六年三月离沪之前赶写的《卖淫妇的饶舌》止，往往一下笔就是一个通宵。他从不躲躲闪闪，勇于公开承认：“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①
①《盲肠炎·卖淫妇的饶舌》
当郭沫若与国家主义者论战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曾得到瞿秋白（1899—1935）的支持和指点。一九二五年入冬以后的一天下午，蒋光慈（1901—1931）陪同瞿秋白来访。沫若久闻秋白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待客人坐定后，他便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评述国家主义者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秋白始终默默地听着，他那因严重的肺病而显得惨白的脸上，偶尔呈现些许的激动。末了，秋白肯定了沫若的意见，并希望他及早写成文章，为此还答应向他提供一些关于土耳其的资料。这短短一小时的交谈，使沫若增强了斗争的自信心，同时也给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五卅”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年底郭沫若又与恽代英（1895—1931）、张闻天（1900—1976）、沈雁冰、沈泽民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该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现实斗争的感召，理论战线的探讨，把沫若从纯文艺活动中解放出来了，原来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个性和自由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和自由，实在未免出于僭妄；似乎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这才合乎情理。这时候，熟悉郭沫若的人都说他变了，变在哪里呢？这期间与他朝夕相处的周全平，说他“渐渐变成现实的了”。①这个变化不仅标志着郭沫若个人的转向，同时也表示了创造社的转向。
①仿吾：《上海滩上》，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期。
正是以这种新的思想和姿态，沫若带领一批年轻的创造社成员，在上海滩奋勇开辟新阵地。他将《聂荌》和以前写的同类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连同《文艺论集》以及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一起用来与光华书局作为互惠的条件，促使对方同意为创造社出一个定期刊物。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画着一个奇怪的封面的洪水半月刊创刊号陈列在四马路的书肆里了。这奇怪的封面和封面里面的一些新的人名使上海的读者们吃了一惊。于是洪水便缓缓地从上海而泛滥到各处了。”①《洪水》半月刊实际上是《洪水》周刊的复活，主要由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柯仲平、邱韵铎、成绍宗、梁预人等经办。为了和创造社原来的成员有所区别，一般都习惯地把这些新近加入创造社的年轻人叫做“小伙计”。除此之外，郭沫若还拉漆树芬和蒋光慈参加了创造社。“小伙计”们虎虎有生气，把《洪水》办得很有特色，从内容来说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主义，但是一贯倾向社会主义和尊重青年的热情，显示了年轻人的率直。沫若更把《洪水》当作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的重要阵地，后来收集在《盲肠炎》一书中的文章，大都在这里发表过。有郭沫若在继续为创造社撑大旗，有一群“小伙计”共同努力，中期创造社的勃兴便由此开始。
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这时，沫若越来越认清了文学与革命的不可分割性，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公开号召：
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文章在《洪水》上刊载出来后，很快有人投书编辑部，热烈欢呼沫若“‘斩钉截铁’的高举起第四阶级文学的鲜红旗帜”，诚恳地表示愿站在这面旗帜下做“一个小卒”。①同情和拥护创造社的青年人日益增多，创造社自身亦感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应当成立自己的出版部。达夫主张最力，沫若亦很同意。经过一番酝酿，由周全平拟订了具体计划，决定采取募股的办法，小至五元一股，大至五十元一股。这个消息一见报，远近的青年翕然响应，连一些中学生也省下了零用钱来认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规定：“本部组织之目的在打破出版界恶习，谋社内外优良刊物发行之便利。”这不是一个商业化的书局，而是读者和作家的公开的合作机关。该部设股东会、理事会和监察员会，由郭沫若出任理事会主席，成仿吾任会计兼总务，郁达夫、周全平等为理事。②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正式开张，后来还在广州、武昌、扬州、长沙以及日本设立分部。不过这时候，沫若已经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
①李翔梧：《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帜之下》，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11、12期合刊。
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总部第一届理事名录》，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十五
向来喜爱文艺的郭沫若，竟与教育也有一定的缘分。别的不说，单在上海，先后就有好几所大学邀请他任教。
一九二五年四月，沫若应聘去大夏大学任讲师，教《文学概论》，每星期两节课。报酬虽然微薄，不过并没影响他热心教学的情绪，他很想乘这个机会认真钻研一下，把平时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直感，结合近代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来一个升华，以求得系统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的科学”。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但他无钱购买，连图书馆都没有的大夏大学当然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只好远道去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借阅或立读。这个特别的顾客，一开始就得到了店主内山完造（1885—1959）的多多关照，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并经内山介绍，与日本大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有过一段交往。
沫若常常从环龙路寓所乘黄包车赶到学校——严格说，这哪儿是什么学校，只不过是校方借来开散学的一座旧公馆。他在教室不象教室、礼堂又不象礼堂的房间里上课，从文学的胎元形态入手，寻求出“文学的原始细胞”，即纯粹的情绪世界。他举出了实例加以说明：当初幼小的和儿看见迷人的博多湾和可爱的月亮，总要反复呼唤：“呵，海！呵，海！呵，海！呵，月亮！呵，月亮！呵，月亮！”这可以说是表现了儿童的情绪世界的诗，由此才引出了沫若自己的诗《新月与晴海》：“儿见新月，遥指天空；知我儿魂已飞去，游戏广寒宫。儿见晴海，儿学海号；知我儿心正飘荡，血随海浪潮。”两相比较，形式上后者比前者复杂，但节奏完全一样，只是字里行间所表现的情绪明朗化了。然后沫若又以这“文学的原始细胞”为对象，进一步分析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感应过程和进化过程，从而构成文艺总论；再在总论的基础上，按诗歌、小说、戏剧讲述分论。这样丰富的内容可惜还没讲到一半，由于“五卅”运动学生参加罢课而终止。以后沫若不愿继续受聘，他将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两篇文章，公开发表在《学艺》等杂志上。
《学艺》是中华学艺社的刊物，郭沫若系该社成员，曾被委任为总事务所编辑科干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他还应邀担任了学艺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八月学艺大学正式成立，他受聘为文科主任兼教授，并主持学艺图书馆工作。但终因与董事林骙、教员曾琦等人的矛盾，而于年底辞掉了该校的职务。
没想到上次晤面后不久即奔赴广州工作的瞿秋白，已经向广东大学推荐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大学寄来了聘书，请沫若去担任文科学长。乌烟瘴气的上海当然不值得留恋，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广东的确令人神往，这是沫若“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便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要求添聘郁达夫和王独清，结果达夫被聘为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独清为文科教授，还有先期到达广州的仿吾已在做文科兼预科教授。老朋友们将重新并肩战斗在一起，沫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在胸中勾画着新的蓝图。
三月十八日，沫若将家眷以及创造社的事务都托付给周全平，即与郁达夫和王独清乘“新华”轮由水路南下，二十三日早晨安抵广州。不料途中方五日，从北到南竟发生了两大令人震惊的事件：启程之日，段祺瑞在北京残酷镇压集会反对日本干涉我国内政的学生，酿成了“三·一八”惨案；第三天，蒋介石在广东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而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制造了“三·二○”事件。沫若到达广东时，羊城还处在“三·二○”戒严期中，市面上的气氛有些紧张，来码头迎接的仿吾赶忙将这儿的现状告诉了他。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同来到林祖涵（伯渠，1885—1960）家接洽，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毛润芝（泽东，1893—1976）。与这位久仰大名的文学家见面，润芝显得分外高兴。“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这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