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10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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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风暴击溃的；其后期战败原因，并非后来贾谊说得“攻守之势异也”，或者说，攻守之势异也绝不是主要原因。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
蒙恬蒙毅之死的直接后果，是整个蒙氏部族的溃散。因蒙氏太过显赫，胡亥赵高李斯均有很大顾忌，故此未能像后来诛杀其余功臣与皇族那样大肆连坐。纵然如此，蒙氏部族还是立即警觉到了巨大的劫难即将降临。蒙氏部族素来缜密智慧之才士辈出，一旦察觉如此巨大的冤情绝无可能洗刷，立即便有了一个秘密动议：举族秘密逃亡。遍及军旅的蒙氏精壮纷纷以各种理由离开防地出走，咸阳的蒙氏两座府邸也迅速地人去府空了。合理的推断，蒙氏逃亡不可能重返海疆，而是南下逃入南海郡的秦军，投奔岭南大军的蒙氏族人。唯其如此，后来的赵佗大军不再北上挽救昏乱暴虐的二世政权，方得有合理的解释。当然，始皇帝当年的秘密预谋也是理由。然在此时，更合乎军心的理由，只能是对二世政权的深恶痛绝……
蒙恬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突出标志。只有秦帝国的蒙恬大军，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匈奴作战中真正做到了摧枯拉朽，真正做到了秋风扫落叶，真正做到了苍鹰扑群雀。西汉盐铁会议之文献《盐铁论·伐功》篇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列位看官留意，华夏外患自西周末年申侯联结西部戎狄攻入镐京，迫使周室东迁洛阳开始。自此，魔闸被打开，西北胡患在此后整个春秋战国秦的五百余年历史上，一直严重威胁着华夏文明的生存。秦赵燕西北三国因此而一直是两条战线作战：对内争霸，对外御胡。这一基本外患，直到秦始皇以蒙恬重兵痛击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才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使华夏文明获得了稳定的强势生存屏障。显然，蒙恬长期经营北边而最终大驱匈奴，对于华夏文明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肯定地说，若不是蒙恬大军夺取阴山南北的大战胜与万里长城的矗立，其后接踵而来的“楚汉”大乱时期，匈奴族群必将大举南下，华夏文明的生存将陷入无可预料的危境，其后有没有汉王朝有没有汉人，实在都是未知之数。蒙恬作为一代名将，文明屏障之功不可没也！
蒙恬自有其弱点，不若王翦王贲父子那般厚韧坚刚，未能扛鼎救难，诚为憾事也。然则，仅此而已，蒙恬依然不失为华夏文明之功臣。但是，蒙恬的功勋节操在后世的评判却是矛盾而混乱的，甚至可说是离奇的。西汉初中期的国家主流评价，对于蒙恬尚是高度肯定的，紧随汉武帝之后的盐铁会议对蒙恬的评价可谓典型。但是，《盐铁论》之前成书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却对蒙恬提出了不可思议的指责。《史记·蒙恬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对蒙恬的说法是其最长的评论之一，也是最离奇的评论之一，其全文为：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的评论有四层意思：其一，凡蒙恬所筑北边工程，都是挥霍民力（轻百姓力）的不当作为工程；其二，秦灭诸侯之后，蒙恬该做的事是强谏始皇帝实行与民休息，而蒙恬没有做该做的事；其三，蒙恬做的事相反，奉承上意而大兴一己之功（阿意兴功）；其四，所以，蒙恬兄弟被杀实在是该当的。最后，司马迁还意犹未尽地感喟了一句，死当其宜，蒙恬如何能怪罪地脉哉！
顺便言及，司马迁所记述的“地脉”之论，很不合简单的事实逻辑。战国与帝国时代，阴阳家学说相当盛行，地脉说作为理论，当然是存在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件事的乖谬矛盾处。显然，始皇帝君臣决断修长城，若信地脉之说，则必召堪舆家踏勘，若万里长城果然切断地脉，则必然会改道，最终以保持地脉完整为要。此等情形下，长城是否切断地脉以及如何应对等等，蒙恬作为主持工程的统帅，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清楚了，何能等到死时才猛然想起？若始皇帝君臣不信地脉之说，则根本不会召堪舆家踏勘。此等情形下，天下便不会有长城断地脉之说出现，蒙恬则更不会空穴来风。毕竟，华夏民族的强势生存传统中自古便有“兴亡大事不问卜”的理念，武王伐纣而姜太公踩碎占卜龟甲，乃典型例证也。始皇帝君臣锐意创制，若事事堪舆问卜，大约也就一事无成了。蒙恬作为最与始皇帝同心的重臣之一，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清楚地知道该不该有长城切断地脉一说，都不会在临死之时突兀地冒出一种想法，觉得自己切断了地脉所以该死。更有一则，阴阳学说流传至今，秦之后的阴阳家却没有一人提出长城断地脉以及断在何处之说，可见，即或就阴阳家理论本身而言，此说也是子虚乌有。太史公所以记载此事，完全可能是六国贵族因人成罪而编造的流言，传之西汉太史公轻信并大发感慨。此说乖谬过甚，不足凭也。
尝读《蒙恬列传》，每每对太史公如此评判史实大觉不可思议。作为历史家，亲临踏勘直道长城之千古工程，竟能毫不思其文明屏障之伟大功效，偏偏一言以蔽之而斥责其“固轻百姓力矣！”其目光之浅，胸襟之狭，令人咋舌。尤令人不可思议者，最终竟能评判蒙恬之死“遇诛不亦宜乎”，无异于说蒙恬该杀。
其用词冰冷离奇，使人毛骨悚然。
不能说司马迁是十足的儒家。然则，司马迁对蒙恬的评论却确实是十足的春秋笔法：维护一家之私道，无视天下之兴亡。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牺牲时，司马迁看到的，不是这种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强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虽然，没有必要指责司马迁之论有拥戴秦二世杀戮之嫌疑。但是，司马迁这种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关注残酷牺牲的史论，却实在给中国人的历史观留下了阴暗的种子。这种苍白的仁慈，绝不等同于以承认壮烈牺牲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情怀。设若我们果真如司马迁之仁慈史论，将一切必要的牺牲都看做挥霍民力，都看做阿意兴功，而终止一切族群自强的追求，猝遇强敌整个民族安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卖国汉奸辈出，其规模之大令世界瞠目，而其说辞则无不是体恤生命减少牺牲等等共荣论。此等人永远看不见，或有意看不见强敌破国时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与无辜牺牲，而只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在自强自立中所付出的正当牺牲，专一地以否定这种正当牺牲为能事，专一地以斥责这种正当牺牲的决策者为能事。此等人的最终结局，则无一不是在大伪悲悯之下，或逃遁自安，或卖国求荣。这是被数千年历史反复证实了的一则古老的真理，近乎教条，然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察其根源，无疑深植于历史之中。
谚云：站着说话不腰疼。信哉斯言！
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强势生存大仁不仁，司马迁等去之何远矣！
三、杀戮骨肉 根基雄强的嬴氏皇族开始了秘密逃亡
巡狩归来，胡亥要尝试“牧人”之乐了。
在东巡的两个月里，赵高形影不离地跟着胡亥，除了种种必需做出的政事应对，两人经常说起的话题只有一个，如何能使一切怏怏不服者销声匿迹，如何可使胡亥能尽早地恣意享乐。胡亥这次显然是认真动了心思，竟归结出了三则隐忧：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以此三忧，胡亥认真问计于灯下：“蒙氏虽去，三忧尚在，朕安得恣意为乐？郎中令且说，为之奈何？”赵高最知道胡亥，遂诚惶诚恐又万分忠诚道：“如此大局，老臣早早便想说了，只是不敢说。”胡亥惊讶，连问何故？赵高小心翼翼道：“国中大臣，皆累世贵胄，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赵高素来卑贱，蒙陛下简拔高职重爵以用事，大臣其实不服，不过貌似听臣用事罢了。如此情形，老臣安能轻言？”胡亥大为慨然，连连摆手高声道：“大臣诸公子对朕尚且不服，对老卿自不服也！老卿不必顾忌，只说如何处置。朕便学学你说的秦昭王，为那个甚？对，范雎！为范雎了结仇怨！”“陛下果能效法秦昭王，老臣甘效犬马之劳也！”赵高涕泪唏嘘，遂再次将“灭大臣而远骨肉”的三谋方略细细作了解说，以为目下正是实施三谋的最佳时机。胡亥又问为何。赵高认真地说出了两则理由：其一，当今之生灭兴亡，不师文而取决于武力，陛下有材士五万，只要敢杀人，不愁大臣不灭诸公子不除；其二，秦人奉公奉法已久，大臣与诸公子素无过从联结，来不及聚相与谋对抗诏令，只能听任宰割。末了，赵高又给胡亥以撩拨抚慰：“除去此等人之后，陛下只要收举其余臣子，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皆集为陛下犬马。此秉鞭牧人之术也，陛下安能不品其中之乐乎！”“牧人之术？好好好！”胡亥乐得哈哈大笑，“大臣公子是牲畜，我提着鞭子做牧主，想杀谁杀谁，真乃人间乐事也！早知皇帝有如此之乐，胡亥何愁皇帝难为也！”
那一夜，胡亥是真正地快乐了，赵高是真正地快乐了。
回到咸阳，赵高开始了杀戮谋划。赵高给胡亥提出的铺排是先内后外——先诛杀皇族诸公子以巩固帝位，再灭大臣以整肃朝局。胡亥对赵高既放心又佩服，立即欣然赞同。熟悉国政法令的赵高，之后立即开始了实施。
第一步是“更为法律”。简言之，便是更法，也就是更改法律。对于赵高的更法，《史记》有两种说法：其一，《秦始皇本纪》云：“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其二，《李斯列传》云：“二世然赵高之言，乃更为法律。”就事情本身而言，其意相同：为了达成灭大臣而诛骨肉的杀戮，以赵高变更法律为开端。这不是赵高奉法，而是精通秦政秦法的赵高很清楚不更法的后果：秦政奉法已成传统，若无法律依据而杀人，各种势力便会顺理成章地聚合反抗，反倒是引火烧身。同时赵高也很清楚，更法不是更改秦法本身，而是更改执法权力。用当代话说，不是更改实体法，而是更改类似程序法的阶段执法权。因为，实体法更改工程庞大，且极易引起争议与反抗，而阶段执法权的转移，则要容易得多。只要执法权在手，能够将对手打成罪犯，则秦法对罪犯刑罚处置之严厉已足够诛灭威胁者了。
赵高的做法是：正式以郎中令府名义上书皇帝，一连举发了三位皇子的罪行，请皇帝下诏宗正府依法处置；胡亥则依照预谋，在赵高奏章上批了一行字：“制日可。诸公子罪案特异且牵涉连坐，为免宗正府违法袒护皇族，着郎中令府依法勘审治狱。”此诏颁下，赵高的生杀大权便告成立。
列位看官留意，秦帝国之中央执法系统为五大机构：其一，廷尉府职司勘审定罪，几类后世法院；其二，御史大夫职司举发监察弹劾等，几类后世检察院；其三，法官署职司宣法，几类后世司法局；其四，内史府职司京师治安捕盗并缉拿罪犯，几类后世公安机构；其五，宗正府执掌对皇族之执法权，是执法机构中最为特异的一个。
据《初学记》引《宋百官春秋》云：所谓宗正，乃周王朝王族执法官，本意为“封建宗盟，始选宗中之长而董正之，谓之宗正。”秦帝国承袭周王朝王族独治之官制，将原本的驷车庶长改名宗正，执掌皇族司法。也就是说，皇族的两大事务分开：宗庙事务归奉常，管理、监察、执法事务归宗正。是故，宗正地位很高，位列九卿重臣。始皇帝之所以如此将皇族司法独立，其基本方面并非基于维护皇族特权传统，恰恰相反，始皇帝是要抑制嬴氏皇族而深恐其余官署执行不力。所谓抑制，当然主要是防止特权泛滥，而不是惧怕或有意贬黜皇族。秦人崛起，有一个很特殊也很实际的因素，这便是嬴氏部族的根基与轴心作用极为强大，远远超过山东六国的王族实力。事实上，嬴氏部族是秦人族群中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部族，是凝聚老秦族群的轴心力量。秦之雄强，泰半来自嬴氏部族的雄强血统。要抑制如此一个皇族，确实是一件很难着手的事情。
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