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 作者:何事公-第4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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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争斗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解析，比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的制度之争、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力之争、军事派别与教育团体之间的派系之争等等。如果我们想竭力透过复杂烦乱的政情，企图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来探究最深层原因的话，笔者更愿意将之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自由思想之间的思想之争。
“众所周知，袁世凯先生出生于中国传统官僚家庭，传统儒家思想和专制统治思想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从而使得他对权力极端迷恋，尤其是放纵的、至高无上而不受丝毫约束的皇权；而孙元起先生自幼生长在美国，民主、法制的观念伴随着科学知识一起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在一起共事时，就像烈火与海水、生命与死亡一样，爆发出最激烈的冲突。
“当然，他们两人的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袁世凯先生虽然被革命党人斥为保守主义者、独夫民贼，但他在清末自强运动中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比如德国的陆军、英国的海军、美国的议会等；而在孙元起先生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背后，也有着追求权力、排斥异己、意图独裁的念头。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局日趋复杂的原因之一。
“尽管现在中国局势日趋紧张，争斗随时可能从国会爆发，进而变成武装冲突蔓延到全国，但在笔者看来，却并非没有解决当前中国困境的办法，因为袁世凯先生和孙元起先生的思想里已经互相交融，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基础。他们只需像剑锷互指着对方喉咙的决斗者一样，各自后退一步，然后划分好权力分属，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有的争端自然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近三百来西方政治斗争的经验所在！”
第四五五章出一头地让宗武
创办于1906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不仅是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刊，更是极具国际影响力的政治观察杂志。经世大学近期新设法政学院、中国政策研究院等机构，为丰富图书馆藏、开阔学生视野，在海内外大肆采购书籍、订阅报刊，其中自然不会遗漏这本响当当的专业期刊。只要翻阅这本期刊，就绝对不会错过这篇由美国驻华公使撰写而且关乎现在中国政治格局的文章。
不过从芮恩施在驻华使馆写完这篇文章，到寄送给《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社审阅，再到付梓印刷，再漂洋过海来到经世大学。等梁启超把它送到孙元起的案头时，时间已经进入了1914年。此时新中国党与公民党之间更加剑拔弩张，参众两院的气氛也日渐凝重，甚至连最迟钝的人都能闻到其中的硝烟味。
这也难怪！国会从1913年4月份正式召开，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一年时间，大总统选举之事一直悬而未决，显然袁世凯已经失去耐心，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某位日本记者在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上带着幸灾乐祸的语气指出：“现在的中国局势，就像是两个儿童手持炸药互相威胁，都希望自己更危险的动作能够吓唬住对方，从而取得对方的让步。殊不知这种危险行为很容易擦枪走火，不经意间就可能引爆炸药，最后使得双方都灰飞烟灭。——不过这对于流亡在外的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来说，未必不是一个好消息。”
孙元起看完芮恩施的文章，不禁掩卷沉思：文中把国会两党的纠纷上升为府院之争、派系之争，倒还有几分道理；但要升华到东西思想冲突，那就纯属扯淡了。不过芮恩施有一点却没说错，在官场浸淫那么多年，自己的思想确实不再是当初那般青春热血纯洁如素，而是变得污浊不堪。掺满了追求权力、排斥异己、意图独裁的念头！
这些是尘世的污垢锈渍，还是官场的斗争经验与生存法则？孙元起一时间也辨析不清楚，不过他知道如果这么僵持下去的话，最终必然演变成一场两方势力的大决战。尽管在一战爆发前彻底解决掉袁世凯的想法很诱人，但孙元起却不敢尝试，因为自己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转化战争潜力，如果现在与袁世凯短兵相接的话。被彻底解决掉的很可能是自己！
即便自己有战而胜之的实力，孙元起依然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身边还窝着沙俄、日本两条饿狼，随时可能跳起来咬一口；在外蒙、西藏也有几条喂不家的野狗，随时可能卖主求荣反咬一口；至于湖南、广东那些蠢蠢欲动的革命党人，私底下到处勾结串连。也不容轻视。稍有不慎，就可能变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
要想解决眼下这个危局，就应该像芮恩施建议的那样，各自后退一步。当然，首先让袁世凯后退是不太可能了，一来他的年龄资历都不是孙元起所能比拟的。二来他现在还是“临时”大总统，转正希望若存若亡，实在是退无可退。
而且客观来说，凭借袁世凯的资历与实力，当上大总统也是众望所归。谁知就这么被国民党、新中国党接力吊着将近一两年时间，对于余日无多的老人家来说确实有点不人道。他能忍到现在，已经算是修身养气功夫非常到家了！
反省过后，孙元起决定先后退一步。但这个后退不是无原则的。是为了顾全大局而做出的友善举动，而不是心虚畏战。一旦这个友善的举动被曲解为软弱退让，很可能下次新中国党就会面临更严峻的僵持、更过分的要求，所以在退让之前必须与袁世凯做好沟通。
打定主意之后，孙元起很快做好准备，单独前往大总统府拜访袁世凯。袁世凯对孙元起的突然到访颇感惊讶，急忙起身迎出中门：“真是稀客啊！百熙你好久没有过来走动走动。老夫还以为咱们什么时候生分了呢！”
孙元起只好打了个哈哈绕过此节。
眼见孙元起是独身前来，袁世凯也知道必是有要事相商，在中堂坐定，奉上香茶之后便挥退众人。山南海北说了几句没营养的闲话后。孙元起突然话锋一转：“前些日子，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先生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一篇评论当前中国政局的文章，不知大总统过目没有？”
袁世凯摇了摇头：“老夫体衰多病，两目昏眊，平日已经很少看书；而且又不识洋文，如何知道外国杂志上有什么文章？不过芮大人是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之前曾在美利坚某著名大学堂任政治学教授，据说对政治很有独到之解。老夫前些日子在他递交国书的时候曾见过一面，只是没有深谈，现在倒有些好奇他在文章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
袁世凯的话真真假假，孙元起自然不会全信，因为即便袁世凯看过那篇文章，此时他也不可能承认。有些东西最好是从孙元起的嘴里说出来。
孙元起顺着他的意思回答道：“芮恩施先生的文章从当前中国国会两党并立的局面出发，向上追溯成因，把症结归咎于民国创立之初孙逸仙突然把总统制变更为内阁制，却没有考虑到对整个政治架构的影响，使得权力分属不明晰，最终导致出现现在这番局面。在这一点上，孙某觉得他颇具慧眼！但他在文中把国会两党并立的局面理解为府院之间的权力之争、派系之争，孙某就不大赞同了。”
袁世凯神色微动：“哦？百熙你对两党并立的看法是？”
孙元起道：“在下觉得现在国会中两党并立与其说是府院之间的权力之争、派系之争，还不如说是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的制度之争。无论是新中国党坚持先制订宪法，还是公民党要求先选举总统，所争的都是各项公权力的归属问题，并非为了个人私利，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但双方为何僵持不下呢？因为制度不清导致各项公权力的归属不明，大家各自心中都存在疑虑和恐惧，担心对方会攫取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如果自己主动退让，又会让对方觉得有机可乘。
“事实上也是这样，人的欲望毫无止境。很多时候主动退让未必就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反而让对方以为有利可图，以后会更加变本加厉。就像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割地事秦，最初是为了求得各自安稳度日，谁知秦国却贪得无厌，今日去，明日来，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最后六国卒为暴秦所吞并。这便是前车之鉴！所以今时今日要想解决国会纷争，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区分出总统、国务院和国会三方的权力，互相不得侵犯，用西方的一句俗语来说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一旦厘清各自权力归属并形成法律文件，其他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袁世凯喝了口参汤，淡淡地重复道：“百熙说的极是，现在大家各自心中都存在疑虑和恐惧，担心对方会攫取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
孙元起知道袁世凯是担心一旦制定宪法，新中国党就把他这个临时大总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便不动手打扫，三四百名新中国党议员只需在制定宪法后作鸟兽散，他的大总统梦也将彻底破灭！
孙元起早已想好了对策：“在下也知道大总统的忧虑所在！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需要细细雕琢，丝毫马虎不得，制定这样一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宪法必然旷日持久，而国家又不可一日无主；可是宪法未定的话，选举正式大总统又无法可依。两者间的矛盾确实不易调和。不过在下倒有一个折中的法子，不知大总统是否赞成？”
“哦？百熙请讲！”袁世凯精神顿时为之一振。
孙元起道：“既然制定宪法需要经年累月，选举大总统又迫在眉睫，不如咱们建议国会从现在草拟的宪法文稿中抽取《国会》、《大总统》、《国务院》三章先进行修订，然后交付国会表决。一旦表决通过，即可依照这三章召开国会、选举大总统。不知大总统意下如何？”
在真实历史中，袁世凯、梁士诒和公民党的议员为了实现早日选举大总统的愿望，专门从宪法草案中抽出总统选举条款，由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加以修订，再交由国会表决通过，随后强行进行总统选举。照这么说来，孙元起不过是剿袭前人的故技罢了。
袁世凯沉吟片刻：“百熙的建议倒是非常可行，可修订那三章也非易事，只怕短期内依然难以提交国会表决吧？”
孙元起咬咬牙道：“那只抽出《大总统》一章进行修订如何？”
《大总统》一章包括大总统的资格、选举、任期、罢黜、权力等。在孙元起看来，只要约束了大总统的权力，不让袁世凯产生专制独裁的念头，适当让步都是可以的。
袁世凯闻言顿时坐直身子：“也好，那就依百熙之见！”
第四五六章马上固惭消髀肉
在孙元起拜访袁世凯之后，国会紧张局势迅速缓解，全国民众也为之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日子里，新中国党与公民党开始就宪法起草修订展开实质性探讨。
无论在《临时约法》还是在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原先草拟的《宪法草案》中，《大总统》一章都不超过1000字，但要敲定这不足千字的内容却并非易事，其中争论最激烈的焦点问题是大总统能否被罢黜、大总统是否有权解散国会、大总统如何解除内阁总理职务、大总统如何任命地方文武惯例等。
比如大总统能否被罢黜问题。在新中国党方面看来，大总统既然能被国会选举，就应该能被国会罢黜，这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用讨论。
但公民党方面却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既然国会投票选出大总统，议员们就应该对自己的投票行为负责，承担投票带来的后果。否则今天议员们因为某个承诺而选出大总统，明天又因为稍有忤逆而罢黜大总统，如此朝三暮四，如何维持国家政局稳定？又如何能让大总统放手施为？所以他们认为，大总统在任期内除了叛国、杀人等严重罪行外，国会不得提出弹劾。
再比如大总统如何解除内阁总理职务。新中国党方面觉得，内阁总理既然是经过大总统提名、众议院投票选出的，那么大总统想要解除内阁总理职务也得提交众议院投票同意才行。如果没有众议院的约束，总统不管总理是否称职。想换就换，那总理还有什么权威可言？长此以往。总理岂不是弱化成总统豢养的鹰犬，不顾民生疾苦，只懂得谄媚讨好总统？
公民党方面则觉得如果总统没有直接罢免总理的权力，如何彰显总统的权威？若是总理能够把持众议院，岂不是可以无视总统约束任意胡作非为，加剧府院之间权力斗争？
为了这不足千字的内容，双方又扯皮了将近一个月，而且有再次僵持的趋势。眼看球到了门口。可就欠缺临门一脚，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更令袁世凯着急上火，不知在大总统府里跳脚骂了多少回。孙元起此时自然不会再做让步，抱着“敌不退我不退”的态度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