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 作者:何事公-第3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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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官员并不是他的终点。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开始在经世大学成立小规模的士官教导队，对经世大学以及附属中小学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便随时召集起来组成军队；并在经世大学挑选合适的人员，送到我国陆军士官学校培训，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乱局。据孙逸仙透露，明治三十七年（1904）他与孙元起曾在美国三藩市见过面，那时他便已经向孙逸仙提出掌握军权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孙元起一边积蓄力量、提高名声，一边静静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出现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冬天，中国满洲地区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鼠疫疫情，在众人畏葸退缩之时他却主动请缨北上。正是凭借着这次剿灭鼠疫的行动，使得他麾下的兵力完成第一次集结，并合法装备了武器，完成了实战训练，为来年的军事割据做好了前期准备。
“次年，也就是明治四十四年（1911），清国先是四川发生民乱，随后湖北发生军事叛变，形势岌岌可危。孙元起通过运作，以内阁大臣身份而兼任四川总督之职，随后率领手中的兵力南下，趁清廷不备，一举夺得陕西、山西乃至四川、甘肃的控制权。接着又改组预备立宪公会为新中国党，在国会中抢占席位。两措并举，使得他迅即成为中国最大的实权派之一。
“从他这十多年来的履历来看，几乎每一步都正好落在恰当的位置上，没有半点蹉跌，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局势的精准把握。包括这次他救护宋教仁，也体现了这一点。一两次把握局势变动并非难事，难的是每次都能把握。所以孙元起在识势上的眼光不可媲及！”
明石元二郎道：“山田君对孙元起了解居然如此深刻，而且从言辞中可以看来，你对孙元起非常推崇啊！”
“正是如此！”山田纯三郎毫不掩饰地答道，“不过属下在了解和推崇的同时，更多的是忧虑和担心，因为这样学术、名声、财富、眼光都不可及的中国当权者，显然并非我大日本帝国之福！即便没有发生宋教仁逃遁之事，属下在事毕之后也会建议次长大人把孙元起列为头号目标加以对待的。”
明石元二郎眼睛中闪过一道凶光：“那就请山田君尽快设法除掉他，以免后患！”
山田纯三郎微微欠身：“请次长大人见谅，只怕短时间内很难除掉孙元起。因为两年多以前，他在东北防治鼠疫的时候曾遭遇过一次刺杀，差点伤重死去，自此以后他的安全防卫工作就变得极为严密。我们急切间很难下手，还请次长大人从长计议！”
明石元二郎似乎有些遗憾，旋即换了个话题：“得知宋教仁逃遁的消息，孙逸仙有何反应？”
第四一三章明月多情应笑我
山田纯三郎答道：“孙逸仙听闻宋教仁遁逃后颇为失望，又有些担心，担心宋教仁逃到北京后信口雌黄，对他进行大肆的人身攻击，败坏他的名声。”
“只怕孙逸仙对山田君是大为责难吧？是不是还抨击敝人昏聩无能？”明石元二郎冷笑数声，“他孙文应该明白，如果没有令兄山田良政为代表的日本志士捐躯献身，没有内田良平牵线成立同盟会，没有中国在日留学生的参与革命，没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包庇保护和资金支持，他不过就是个被政府通缉的乱党、乞食四方的浪人！他现在居然敢心生怨怼，用支那的成语来说，算不算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山田纯三郎默然以对。
明石元二郎稍稍平息怒气后又说道：“当然，孙逸仙之所以能有今天，也有其自身努力的原因，而且我们现在还需要孙逸仙这个代理人，关系不可闹得太僵。你回去告诉孙逸仙，虽然此事因为某些不可预测因素出现偏差，但现在只是失利，不是失败，还有很大转圜的余地。
“至于宋教仁返回北京后的举动，也请他放心。现在宋教仁势单力孤，无论是继续组阁还是退一步自保，都要托庇在国民党这棵大树下，只要他还理智清醒，就不可能主动公开他与孙逸仙之间的仇隙。何况刺杀之事现在还停留在纸面上，他们不过只是猜测而已，有何证据能拿来攻击孙逸仙？所以还请孙逸仙稍安勿躁。麻烦他在日本多呆些时日，敬候佳音便是！”
山田纯三郎有些讶异：“次长大人所谓的‘只是失利。不是失败’是指——？”
明石元二郎道：“我们原本是计划在上海除掉宋教仁，并将幕后真凶指向袁世凯，从而达到挑起南北军事对立的目的。现在看来，在上海刺杀宋教仁的计划已经完全破产，是为失利。但这并不意味行动失败，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在北京杀死宋教仁，嫁祸袁世凯或孙元起。只要实现了挑起南北军事对立这个目的，不管宋教仁在哪里死亡。行动都算圆满完成任务。”
山田纯三郎道：“上海的经历已让宋教仁成为惊弓之鸟，逃回北京后必然提高警惕加强警卫，而且我们也要重新拟定计划，只怕短期内很难完成任务。”
明石元二郎奇道：“谁说我们要重新拟定计划？原来的计划不就很好吗？放心！之前的行动没有展开，廖恩煦君丝毫没有暴露，宋教仁对他还是非常信任的，此时可以立即北上。追随在宋教仁左右，继续作为我们的内线。对于洪述祖也要继续联系，必要时他就是最好的嫁祸桥梁。
“明线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找北洋六镇出来的散兵游勇，或是啗之以利，或是威之以刑。或是绑架父母妻妾儿女为人质，鼓动他刺杀宋教仁，被擒获后就说‘宋教仁密谋策划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是为四万万同胞之罪人。故而杀之’；二是可以找经世大学的学生，事成之后就说是‘以死报先生大德。扫除新中国党执政障碍’。双管齐下，必能奏功！
“如果难以兼顾的话，那就侧重嫁祸于孙元起。如山田君所言，未来孙元起很可能成为我大日本帝国的头号心腹大患！至于袁世凯，根据我们安插在大总统府的日本医官最新情报，他饮食无度，嗜好肉禽，而且进补太过，纵欲不节，虽然表面上看身体非常强健，其实内里已经岌岌可危。而且调查表明，项城袁氏祖上三代男子的寿命都不超过五十七岁，如今袁世凯已经五十又四，很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便驾鹤西去，所以不足为虑。”
山田纯三郎道：“孙元起既然派人去救宋教仁，只怕已经大致知道了我们的图谋，明线方面是不是？”
明石元二郎不耐烦地摆摆手：“孙元起知道又能如何？他知道，不代表支那全国民众都知道，更不代表支那全国民众都相信。一旦刺杀成功，我们和孙逸仙马上就把矛头指向袁世凯、孙元起二人，并利用各种途径推波助澜，让他们百口莫辩。山田君，西方有句谚语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我们只要声势造得够大，说的次数够多，民众自然会相信我们的！”
山田纯三郎拜服在地：“哈伊，属下这就遵照次长大人的指示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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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再转回中国。
宋教仁果然信守诺言，在与孙元起会晤后不久就发表通电，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身份宣布放弃组阁，改而全力支持新中国党执政。消息传出，全国舆论顿时为之哗然，大家纷纷猜测个中缘由，从国民党内讧到两党联合组阁，从宋教仁变节到新中国党绑架，各种理由层出不穷，甚至有花边小报恶意揣测孙元起与宋教仁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基情。不过众人显然都知道这个通电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新中国党不像国民党那样脑抽的话，那么组阁执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孙元起自然明白“礼尚往来”的道理，很快便到大总统府上拜访袁世凯，希冀能通过协商尽快解决宋教仁的议员身份。
大总统府警卫森严，登门拜访的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渴望能够得到袁世凯的召见和青睐。若是在三五年前，或许孙元起也要老老实实排在队伍中，看着门房的脸色。好在命运垂青，在一两年前孙元起的身份已经贵重到可以直接登堂入室，而不用在门外坐冷板凳。
不出所料，孙元起的轿车刚在大总统府门口停稳，门房便急忙上前打开车门：“小的给孙大人请安！”
孙元起笑道：“辛苦你们了！大总统在府里么？现在有没有空？”
门房更是笑得满脸是花：“在、在、在！见别人或许没空，见孙大人您还能没空？老爷纵使再忙，见到孙大人大驾光临，也会腾出时间来的。快里面请！您老可有些日子没过来了，老爷近来总是隔三差五念叨，连小的都跟着想念得紧。”
进到院里，没走几步就看见袁世凯迎了出来，老远便大声招呼道：“是哪阵香风把百熙吹来了？好长时间不见，老夫还以为你把我这个老哥哥给忘了呢！”
两人自是一番寒暄不提。等仆人奉上两杯香茶后，所有人都退出了书房，袁世凯才笑眯眯地问道：“眼看国会召开在即，新中国党上下应该是一片忙乱才对。作为新中国党的党首，百熙你这个时候怎么有空过来看老夫啊？”
孙元起微微一笑：“大总统何出此言？您是大总统，按理说越是国会召开在即，在下越应该来拜会你才是。怎么，莫非大总统对孙某有成见，想拒在下于千里之外？”
“大总统？”袁世凯摇了摇头，然后以感慨的眼神扫视了周遭一圈，“老夫可不是什么大总统，严格说来，袁某只是临时大总统，在国会选举出真正的大总统前暂且摄政而已。等再过几天国会正式召开，袁某便会主动卸任，归隐洹上颐养天年。话说离开故园转眼已经一年有奇，老夫真还怀念了那种披蓑垂钓、无忧无虑的日子。”
孙元起尽管知道袁世凯在胡扯，脸上还是挤出几分惊骇之色，连忙站起身劝阻道：“大总统何出此言！当初南北对峙干戈不休，正是有赖于您的主持调和才确保国家一统民生安定。如今民国肇建未久，四万万民众仰望大总统有若大旱之望云霓，如何突然想要归隐？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全国民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在下以新中国党理事长身份，代表全党一力翊戴大总统连任。在国会召开前，您是大总统；国会召开后，您还是大总统！”
袁世凯眼神一顿，然后才继续在书房内逡巡：“百熙好意，老夫心领了。只是有人对老夫担任大总统颇有微词，讥讽老夫是封建余孽、专制遗毒，处心积虑想要以暴力手段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老夫不忍见生灵涂炭，只有主动隐退，免得成为某人称兵作乱的借口。”
“我中华经历甲午之战、庚子国变、辛亥之役，早已积贫积弱到了极点，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譬如久病新愈之人，正当徐徐静养恢复元气。国家如今和平局面来之不易，居然还有人敢称兵作乱，以暴力手段推倒中央政府？孙某敢说，现在谁要是主动挑起战火，谁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孙某第一个不答应，愿亲率西部数万精兵，替大总统荡灭此獠，还我中华朗朗乾坤！”孙元起声音慷慨激昂，虽然有做秀的成分，但他对在一战爆发前这个关节眼上还准备称兵作乱的革命党确实颇为痛恨，话语中难免带了些火气。
“好！”袁世凯情不自禁鼓掌起来。
第四一四章玉堂金马隔青云
袁世凯、孙元起口中所说的“称兵作乱”，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二次革命”。
现行的历史课本上往往把二次革命的根源归结为袁世凯违背《约法》，专制独断，戕害革命同志，国民党和孙中山成了被迫反抗的受害者。二次革命最直接的导火索为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后大借款案，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早在民国元年一月袁世凯与黎元洪接洽和谈之时，《民铎报》上就已经有人借鉴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第二革命”的可能性。
当时南北双方刚刚在汉口血战一场，表面上看各自都是战意十足，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携着战胜之威，大有“灭此而朝食”的气魄；革命党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外，还有南方各省渐次来援的友军，也声称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尽管两下都叫嚣得厉害，今天你发一个最后通牒，明天我发一个战前动员令，仿佛大战一触即发，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再打的心思。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刚刚起复不久，北洋六镇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不知被满清皇族安插了多少暗桩，而且在后勤、外交上要受制于清政府，为了避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便他有能力剿灭革命党，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采取了养寇自重的策略，在长江边停下了脚步，一边清理整顿北洋旧部，一边与朝野各势力、各国公使联络。积极夺取北方的政权。而对南方的革命党，自然要以安抚为主。
对于革命党来说。别看他们嘴上时刻挂着“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