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文学_鲁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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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２）达赖啦嘛这里指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的达赖喇嘛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１８７６—１９３３）。“不幸短命死矣”，语见《论语·雍也》，是孔丘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３）广州开的耆英会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４）“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
（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
（６）《文选》参看本卷第３２６页注（９）。一九三三年九月，施蛰存曾向青年推荐《文选》，说读了“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
（７）《平斋文集》宋代洪咨夔著，共三十二卷。洪字舜俞，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石印的本子指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
（８）荆公即王安石。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祸胎，指王安石曾经重用后来转而排斥王安石的吕惠卿等人。钟阜，指南京钟山，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半山堂。
（９）“八大家”即唐宋八大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１０）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有《欧阳文忠集》。《读李翱文》，见《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
（１１）《唐宋文醇》清代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御定”，五十八卷，包括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等十人的文章。《唐宋诗醇》，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御定”，四十七卷，包括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人的诗作。
（１２）“挽狂澜于既倒”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花边文学过年
张承禄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２），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３）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４），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５），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２）“废历”指阴历（或称夏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再三下过这样的通令。
（３）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夏历除夕），《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署名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的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地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屁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４）“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参看《伪自由书·“多难之月”》及其注（４）。
（５）花爆即花炮、爆竹。
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２）一面也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３），胡绳（４）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５），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Ｕｗａｏ－ｌｉ，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Ｕｗａｏ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拿出货色来看！”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３）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４）胡绳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５）《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１８５６—１８９４）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６）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化名新法
白道
杜衡和苏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３）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４）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Ｏｈｏ！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５）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６）五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４２９页注（２）。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３）《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