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余秋雨--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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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除了工作需要，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拆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
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一一自然。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与人性保持和谐。
文明的非人性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褥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 ，？ … 对这一切灾难的爆发式反抗，就是同归自然。
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累赞。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
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重负，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有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
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居息”。我预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我突然设想，如果我们在世纪门槛前稍稍停步，大声询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有杨朱说不准）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文明堆积过度而伤害自然生态的现象，都会反对。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惟一的道就是自然。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保存了生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从尼泊尔向中国边境进发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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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及时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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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最主要的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崖下河流探深，山壁瀑布湍急。开始坡上还有不少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线条，逗弄着云天间的光色。这一切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山峰把天际堵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弥漫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很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上的瀑布泻落时无法全部纳人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细地洗了一遍。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脸，用冷水平‘平心跳。
确实不是一般的回国。我们是沿着西奈沙漠、戈兰高地、伊朗山脉一步步量回来的，我们是捧掬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的水一曰n 喝回来的，我们是抹着千年的泪滴、揣着废墟的叹息一截截摸回来的，我们是背负着远古的疑惑和现实的惊吓一站站问回来的。
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回到一个地方。己经很近，就在前面，我们在离别之后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读懂了它一一月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书h 寸。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
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个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在心底喊了一声：祖国．今天我终于及时赶到。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我们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尼泊尔海关正在桥的这端为我们办出境手续。我们踞脚望去，看到桥上还站着不少人，一打听，原来藏族居民在电视上知道了我们的行程主动前来欢迎。由几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胡子的老人带领着，似乎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哈达和青棵酒。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两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车上换了羽绒衣。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
二000 年一月一日，尼泊尔至中国的边城掉木，夜宿樟木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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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叹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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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国境后，日记停写，但已经形成的一种惯性一时停不下来，有了感受就想写下来告诉读者。那就由着它，再写几句吧。
经过这么一次考察，再来看国内的文化遗迹，产生了不同的目光。
例如，刀区天我又站在敦煌石窟前了。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敦煌造型与印度佛教形象的明显区别姑且不论，从大的角度着眼，它也证明了中国佛教的艺术化、景观化取向。也就是说，佛教走向中国的世俗民间，以美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义、自由、弹性，避免了它在自己故乡的不幸遭遇。
刚这么高兴地想着，眼前又出现了那个藏经洞。今年是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百年间这个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伤感。我这次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看到，那里的远年遗迹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有些文物也运到了西方博物馆，但那些国家好像没有我们那么伤感，有些遗迹边上还树立着西方考古学家的雕像。
怎么来看待这种差别呢？
答案也是这次考察给我的。不是由于中国人狭隘和小气，根本原因在于其他那些古文明早已中断，与后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再存在畅通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因此，当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学家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就像活生生从一个血脉连接的肌体上剁去一块，当然疼痛无比。何况在时间上，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华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因此对这个问题，当代的年轻评论者不能诊断导过于潇洒和轻松。
这个季节去敦煌很冷，我和曾静漪站在洞窟里常常冷得浑身打颤。编导黄晓燕小姐冻得鼻子上悬挂着涕水竞毫无感觉，被我们一再取笑。
见到吴小莉已经是车队进人四川之后的事了，我们一起去看三星堆。一个很难说清来龙去脉的古文明进比上，埋藏着无数美丽而怪异的高难度金属铸品，如果不是去了挖掘现场，儿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考察过那么多文明古国遗址之后，我心中对早期人类的生态流脉，已有了更自由的设想。
考占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企图把一切新发现的事物纳人已发现的逻辑，但事实证明这种追溯的企图最容易导致穿凿附会。克里特文明果真来自埃及？埃及文明果真来自两河？… … 都只是依稀朦胧，难以断论。
中国古人太喜欢记录历史，这是优点，但一切历史太明晰了，反倒i 仁人生疑。有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三星堆，让我们约略知道李白《蜀道难》 中“蚕丛及鱼尧，开国何茫然”的诗句并非随意，知道屈原描述过的楚巫之美有遥远的源头，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应该有大量千姿百态的文明群落，这就够了。
一切伟大都有点神秘，留下一点神秘，也就是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点继续开掘和解释的可能性，实在很好。
另一件与吴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学与大学生见面。
这是我们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大学生。在国外险峻的长途上，憋了很多话，总想找一个场合倾吐，最佳的倾吐对象似乎是大学生。
四川大学的学生们热情洋溢，听说我们下午要来，上午就来占位置了。结果，挤得人山人海，连校长、副校长也只能埋在无数站立着的人群背后的墙角。我主讲，除小莉外，郭谨和多数队员都在场。
学生们有很好的感受力，声声大笑，轻轻擦泪。只可惜演讲的时间实在不够。
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从密密层层的人海里挣扎出来。
刚刚松一口气，一群记者包围上来，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
“有人说，你们这次出去是因为中国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乐部，是要扭泥作态地去组建一个老人俱乐部，对吗？〃
“你出发后国内突然有好多人发表文章骂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反击？〃
“有人批评你在岳麓书院演讲中揭露盗版有失风度，请回应！〃
“有人发表文章说，电视台就是广告商，作为一个文化人与他们联姻，合适吗？〃
这些问题其实与四川记者无关，他们只是转述和询问罢了，但我还是抱头逃奔，只是为了不让我的伙伴们听见。这些伙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现在旅程还没有结束，如果知道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如此说话，真不知会有什么粗犷的反应。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住拐寸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
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
其实几平所有的中国r 人都深有感触：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立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会一再地对着中华文明发问：你那么伟大，为什么又那么使人劳累？
刘长乐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叫《 东方主义》 的书，我随手一翻就读到一段话，是一个叫约翰一布侃（如hn b uchan ）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