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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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曼豪华车厢的需求直线下落，因为有钱享受它的人越来越少。乔治·普尔曼忍痛做赔本生意，希望商机好转。但不见好转，于是工厂开始裁员和降工资。
三 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2）
但是住在普尔曼镇上而且尚未失业的人们发现，普尔曼作为公司老板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而同一个普尔曼作为房东却并没有相应降低他们的房租。公司是从工资中扣除房租后才发工资，所以工人们发现他们实际领到的钱越来越少了。更令人生气的是，工人的工资降了，经理人员的薪金却仍然按原数照发，还继续按股份分红。
詹妮·柯蒂斯在厂里当缝纫工已有5年，她每小时工资由17美分降到11美分，下降35％，所以她反而倒欠公司的房租15美元。另一名工人说发给他的工资支票上扣除房租后只剩两美分，这张支票他宁愿不去兑现，而留做纪念品。还有一名工人说：“我们生活在普尔曼的房子里，吃的是普尔曼商店卖的食品，念书是在普尔曼的学校里，听讲道是在普尔曼的教堂里，死了还得进普尔曼的地狱。”
一批愤怒的雇员直接去找普尔曼本人，要求他降低工资的同时也降低房租。普尔曼请他们有意见尽管说，保证不会打击报复。可是谈完了，依然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有些发了牢骚的人还发现自己遭到了解雇。没解雇的人担心下一批裁员就会轮到自己，于是到新成立的美国铁路工会，请该工会主席尤金·德布兹帮助他们。德布兹曾是印第安纳州议会的议员，他相信工会有力量为改变不公正的劳动状况而斗争。
1894年5月11日，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的4000名雇员——全公司员工的90％——举行了罢工，希望这一罢工会引起白宫里那个当权者的注意。以往的事实证明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劳工的朋友，工人们相信他现今也会是他们的救星。
格罗弗·克利夫兰懂得干活谋生的艰辛。他是在纽约州伊利运河边上一个农业小镇法耶特维尔长大的，他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靠微弱的薪金抚养了9个孩子。这个家庭勉强维持生计，让年幼的格罗弗懂得了节俭的重要。他父亲为人刚直不阿，让他懂得了人格的意义。
格罗弗·克利夫兰是从法律界步入政界。他先在布法罗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助手，由于他没有上过大学，他靠刻苦自学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律师。转入政界后，他步步高升，先担任本地的民主党分区视导员，然后担任伊利县选区代理人助理，1870年当上该县治安官。3年任期届满后，他就再也不想搞政治了，自己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可是到了1881年，布法罗市的民主党领导人急切希望找一个在当地有些好名声的人出任市长候选人，就找到了克利夫兰。他胜利当选为市长，以往清正廉洁的名声继续升高，例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只发放给投标报价最低的人，而不给最有权势的承包商。民主党领导人看上了他，在他担任市长刚刚半年之后，就又找上了他，这次是竞选纽约州的州长。
纽约州党派争斗激烈，但克利夫兰能为各派所接受，所以成为一名“折中的候选人”而成功当选。他说他是“诚实得叫人害怕”，曾对他一个朋友说，“我只做一种事，就是只做正确的事，这容易办到。”他一上任就马上大干，削减了他认为并非必要的项目，清除了腐败。布法罗的“否决市长”很快成了纽约州的“否决州长”，按原则办事，不考虑政治上的利害得失。
例如，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把纽约市一条铁路公交线的票价由10美分降到5美分。这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人人获益，只有那条铁路的老板吃亏。但克利夫兰仔细研究了纽约市与那家客运公司签订的合同，发现公司有权收取10美分，于是他否决了这项法案。这一举措本来会是不得人心的，但后来大家却称赞他按原则办事。
在州长任期中，他一次又一次只讲实效而不考虑党派利益。例如，在好几件事情上，他这位民主党州长都是跟一位名叫西奥多·罗斯福的年轻共和党议员西奥多·罗斯福合作。当州长时损害了该州民主党势力的影响而招来忌恨，但在1884年总统选举中，他仍然被推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公职即公众信任”，这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
在全国大选期间，他在两件事情上被迫护卫自己的人品。一件事是有人揭发他有一个私生子。他毫不隐讳地承认他是那孩子的父亲，而且强调他一向恪守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时又有人揭发他在内战期间曾经雇了一个人替他服兵役。他解释这是他兄弟三人当时商量的结果，有两人同意去服兵役，让他一人留下来照顾他们的寡母。
尽管有这些丑闻干扰，克利夫兰还是取得了艰难胜利。他1885年上任到白宫，似乎是无可奈何当了总统。他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把今后的四年看做是为国效劳而自讨苦吃。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高兴或欣慰，只希望我能为国民做点事情。”
三 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3）
作为内战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为和解与改革采取了一些步骤。他任命了原南方邦联的一个领导人为内政部长，后来又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他任人惟贤，而不是看他们属于哪一政党。他当州长时就曾经把一些企图巴结他的人打发走，用一种茫然的目光，对那种人说“我恐怕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在普尔曼的工人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克利夫兰是第一个严肃对待劳工问题的总统：他敦促国会建立了联邦劳资纠纷仲裁制度；他在1886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反对虐待劳工；他签署了使工会合法化的法令。他说过：“资本家能保卫自己，而挣工资的人却处于实际上无保护的状态。”
1888年克利夫兰竞选连任时，败给了本杰明·哈里森，但却在离开白宫之前两年赢得一位女士做他的妻子。她是弗朗西丝·福尔瑟姆，是他一位已去世的朋友的女儿，他从她襁褓时期就认识她了。结婚那年，他49岁，她21岁，刚上过大学，深受报界喜爱。这是第一次在白宫举行的婚礼，为他们端上结婚戒指的是海军军乐队指挥约翰·菲利普·苏泽苏泽。这一对新婚夫妇在蜜月里也不得清静，到处都有新闻记者跟在后面。
克利夫兰总统任期届满离开白宫时，弗朗西丝拜托管家管好他们的家具，说他们四年后还会回来的。
弗朗西丝的预言实现了。本杰明·哈里森在白宫四年，把克利夫兰在任时为政府攒下的钱都糟蹋光了，公众让他走开，让克利夫兰重返白宫。像这样间隔四年又再担任总统的，迄今为止还只有克利夫兰一人。可是1893年他再任总统时，金融恐慌袭来，美国走向经济危机。幸好克利夫兰奉行进步政策，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支持工会的方针，这就保护了无数的工人，挽救了大量生命。
克利夫兰在他第一个任期内成功地通过立法使工会取得合法地位。这时已有几万铁路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美国铁路工会。这一工会领导工人在反对大北方铁路公司的罢工中赢得了胜利，名声大振，会员剧增。在普尔曼地产上有20英里长的铁路线，所以普尔曼的工人有资格参加美国铁路工会，成为它的会员。普尔曼罢工时，他们首先向该工会及其主席尤金·德布兹求援。
普尔曼的工人们向工会会议诉说了他们的苦境。德布兹说：“像普尔曼这样的有钱的掠夺者比穷的贼更可恨。”美国铁路工会马上捐出2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罢工经费，还批准各地举行同情罢工，计划在各地铁路上拒绝往列车上挂接普尔曼车厢，并发誓不让挂有普尔曼车厢的列车运行。普尔曼4000名员工的不满形成了向全国爆发之势。
乔治·普尔曼对罢工的对策则是关闭车间，不许工人进厂。工人们住在普尔曼的镇子里，还能到什么别的地方找工作呢？他估计罢工者会很快后悔的。当一些公民团体和一些城市的市长及市政会要求普尔曼接受仲裁时，他坚决拒绝了。他得到了全国铁路经理联合会的支持。该联合会宣布，谁拒不接挂普尔曼车厢，就把谁解雇。
这时，一系列事件迅速蔓延到东海岸和西海岸。一名扳道工拒绝给普尔曼车厢转轨，经理要解雇他，他的同组工人就一起罢工支援他。参加同情罢工的人数头一天是5000，第二天增加到40000，第三天达到了100000。罢工快要失去控制。劳工骑士团表示要发动芝加哥总罢工以声援铁路工会。德布兹感谢他们的支援，但认为目前还不需要总罢工。乔治·普尔曼却显得满不在乎，到泽西海岸度假去了。
德布兹拒绝劳动骑士团的总罢工建议，是出于对全国经济气候的考虑。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们自顾不暇，对罢工的同情有限。此外，德布兹担心劳资顶牛状态可能会引起暴力，他不希望事态失控。他知道罢工进一步升级可能会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罢工一旦打断了邮政运输，政府就会有理由采取行动。德布兹认为，只要邮政运输不出问题，罢工不引起暴力事件，那么坚持罢工就可能迫使普尔曼投降。
但德布兹担心的事很快开始发生了。不满情绪高涨，导致芝加哥附近爆发一场小规模骚乱。伊利诺伊州长约翰·阿尔特格尔德派来州的民兵，恢复了秩序——暂时如此。阿尔特格尔德决定不请联邦政府帮忙，因为他知道一旦联邦政府出面，罢工就会遭到镇压。阿尔特格尔德不希望如此。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边。
回头看看华盛顿，总统克利夫兰和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对局势感到不安。他们担心的事情之一，是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吸引来1200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失业者，无处可去。克利夫兰担心他们会群起闹事。
克利夫兰上次大选中是因为关税立法问题而输给了哈里森，所以他这一次全神贯注于关税立法，对法案一个字都不敢马虎，而将处理罢工的权力大体上交给了奥尔尼。克利夫兰非常关心关税问题，希望尽可能让人民多拿回一些钱，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奥尔尼充当了帮助克利夫兰处理罢工问题的情报过滤者和出头人。然而，奥尔尼还有他自己的日程。
三 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4）
在担任司法部长以前，奥尔尼通过给铁路当律师，尤其是通过办理铁路企业兼并和收购，发了一小笔财。他对铁路工人是不怎么同情的。事实上，奥尔尼只是在得到他可以继续与他的律师事务所和几家铁路公司保持联系的保证以后，他才同意出任司法部长的。上任后，他还继续领取几家铁路公司的聘金。铁路劳资纠纷恶化，普尔曼在全国铁路经理联合会的朋友要求奥尔尼指派曾给铁路当过法律顾问的埃德温·沃克担任处置罢工事宜的联邦特派员。奥尔尼知道沃克是同情谁的，所以不到两个小时就任命了沃克担任该职。
克利夫兰本人以往的表现说明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憎恨普尔曼之流的强盗富豪。但他这时担心罢工队伍里暴徒越来越多，也许会闹出可怕的事态。内战刚刚过去30年，国家很有可能再次一分为二，只是这次分裂是在阶级之间。即使比这小的事件也引起过革命。克利夫兰不能冒险让形势进一步恶化下去，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他虽然支持工人，但他知道最重要的是赶早不赶晚地阻止暴力事件，要想办法结束冲突，既合乎法律又尽可能避免死伤。
像德布兹一样，克利夫兰也认为政府是否干预，关键在于美国邮政运输是否受到干扰。他说：“即便是要用国库一美元和美国陆军一个兵在芝加哥运送一张明信片，那也得保证把它送到。”
到1894年7月1日，堤坝开始坍塌了。2000人聚集在芝加哥近郊的蓝岛车站，在铁轨上架路障，挡住了几趟列车。当地的执行官发电报给奥尔尼，请求支援。这时奥尔尼还无法马上派兵，但他立即筹划这一行动。他让联邦特派员沃克起草了一项通令，指出若再有暴力阻碍邮政之事发生，将立刻派兵。他希望用这一办法威胁一下闹事者，就可以制止混乱。
几个小时之内，通令就发出去了。7月2日傍晚，执法官的一名副手在现场高声宣读了通令。那里的两三千人却更加愤怒了，把一列邮政列车推过来推过去，直到它脱轨翻到一条沟里。这伙人又在这列车的车厢上放火，捣毁调车场。沃克给奥尔尼发电报：“大家一致认为，除非派正规军来，否则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