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3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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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隐蔽的地方，次数一定超出了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然后有一次突然吐在了棋盘上，那是一种放纵、恼恨之感，夹杂着欢乐。我们对于性的感觉中被迫继承了的部分与此类似。没有字词能准确描述它，它只是“x”感觉。



无妨承认，我也去过风化场所。电台里有个叫孙中堂的家伙，为大家提供安全情报。你可以理解为当时有一个隐形“公司”在管理着一切，警察仍会突袭脱离公司的地方。孙中堂是风月场里的cia，我们都依赖他的情报。



好吧，那时我们一分钟内就会见到十几个裸体姑娘。我第一次见到了内陷的乳头。第一次见到了几乎与皮肤同色的。等等。鱼水之欢不费什么钱，主要开销是酒。洗浴中心的那种我没试过，那会尴尬得没法进行。我去过唱歌喝酒的地方。“下班没？嫖娼去不？”真有人互相这么问。那跟“老四季抻面吃不”是一样的。欢场上趣闻颇多。如果你多嘴问小姐是哪儿来的，她们多半骗你说，白城的。白城是吉林省的一个地方。反正莫名其妙，一夜之间所有的小姐都变成了“白城老妹”。这种事越来越向黑色和滑稽演进。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个家伙一面让小姐抚弄着那话儿，一面问，你见过的鸡巴有一土篮子没？你知道土篮子，就是我们在小学劳动课上挖土用的那种柳条篮子。



我停止了这种，怎么说呢，12淫冶生涯。有人找我，我推脱掉。“x”感觉。



　



无论如何，我曾认识一个奇怪的三陪小姐，她的父亲，继父，是某个高官。



回想起来，刘娅楠带我回她住的地方，就是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告诉我这个。咖啡馆太吵了。“其实我也不是在玩儿，我现在是，”她顿了顿，说，“做三陪的。”



她不是为了让我震惊而故意停顿，但还是起到了效果。那间客厅，刘娅楠与人合租的房子中的一间，在天色映衬下，比她的面容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我一想到那间屋子就回想起那种惊讶之感。我没想到她说的事。



客厅里没有地板，是水泥地，干净冷清，也称不上简陋，考虑到地段，租金应该并不便宜。屋顶有台吊扇。我坐在沙发上，她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如今回想起来，那天的感觉是什么呢？那一切太冷清了。茶几上没有待客的水，没有水果，没有音乐也没有别的声响。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人相对而坐。



刘娅楠说她去陪酒，脾气很坏，喝醉了就要骂人。是的，她常常骂人。那谁给你钱呢？我诧异地说。也无所谓，她说。我记得她又重复了她无所谓钱的意思，反正她向继父要钱。我们应该聊了不少，毕竟那是一下午的时间。肯定聊到了她的男朋友。她有个男朋友，是她在那学校时的老师，有家庭。我在想那这就像一次车祸带来另一次车祸。她犹豫了一会儿，“他不是骗我的。”如今我记得的只有这些。17岁的姑娘这么说可不意味着什么，我想。



然后，这孩子正在纠结要不要陪客人睡觉。



“我不陪客人出去。客人有要求，我不做。可也就是现在还没做吧我想。”她依旧说得迟缓、艰难，“也许哪天就做了。其实，我觉得就快做了。也有可能永远不做吧，反正要是不做就永远不做，要做就最近吧。”我记得她这么说。



我猜你在别的什么地方，不会遇到一个高官的继女会考虑这种事。她看上去脆弱，对平常的东西颇为警惕，却又在危险面前缺乏警觉。她处于毁灭边缘，我这么告诉自己。我遇到了这么一个姑娘，就像捡上了一个麻烦。漂流篮子里的婴儿，或者什么东西。按照电影情节我该拯救她了。可我也知道，这只是她决定对什么人吐露秘密的一天。我只不过恰好是那个人而已。



我离开前，她的室友回来了，脸色疲惫木然，跟她匆匆打了个招呼，立刻钻进了卧室。



“她就什么都做。”刘娅楠说。



那时姑娘们在欢场上是分为无形等级的，前三等分别是歌舞团演员、大学生和来自整个东北的美女们。刘娅楠大概是第四等。我想她的室友该是第六等。



我走到夜色渐浓的小区门口，等着出租车。那儿有个家伙，外号“赵主席”，每天都站在杂货店门口摆着中国人民都熟悉的姿势，像挥别又像打车，等人给他钱好买酒喝。这时他买到了酒，仰着脖喝着。毕竟有人实现了心愿。



夜里我照常主持节目，风波好似已经过去了，又有人打进电话来再正常不过地哭泣。



　



次日下午，我让孙中堂带我去见四哥。在沈阳惹上了麻烦，向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找你身边离黑社会最近的人。在北市场，我问鱼贩有没有更大的胭脂鱼。“有再大一点儿的我把脑袋给你。”鱼贩说。那位老四，人称四哥，在沈阳赫赫有名但没多少人见过的人物，按照孙中堂的说法，深居简出，爱好不多，最大的乐趣就是踱着步子，让他的胖脸在鱼缸背后时隐时现。



孙中堂开着起亚——如果你混得好又没有好到开林肯，那么就会开起亚——带我去肿瘤医院。他告诉我，四哥罹患肝癌正在住院。“快到点儿了。”他说。他的意思是四哥行将就木。



“也该死了，老流氓不行了，活着也是给人打工。”孙中堂跟我抬着鱼缸爬着医院的楼梯，说，“你记着我的这句话，兄弟，你永远记着我这句话——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没见到四哥，病房门口的几个家伙拦住了我们。他们在走廊上摆了一个棕色皮沙发，面前是张茶几，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煮鸡架、烤鸡头、人头马、金表、匕首和一把短筒猎枪，还有一大盆鸡汤，上面漂着香菜。他们舒舒服服地坐着，就像在自家客厅里。其中一个家伙是个瘫子，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娃娃脸，坐在旁边的轮椅上，似乎是其中的头目。他们叫他“九哥”。后来我再没见过这个人，但听说他接手了他们的生意。



抽我耳光的那个家伙也在那儿，他嗤笑着，表示四哥不会亲自处理我的事。“长眼睛看不见九哥在这儿是不？”他非难说。这等于说这事归九哥处理。“没机会认识九哥，第一次见。”孙中堂赔笑。“谁你都认识你还是你？”那家伙说。



走廊里光线昏暗，九哥坐在阴影里，面部模糊。轮椅上的双腿显然萎缩了，腿上放着一只小鳄鱼皮包，我猜里面装的也许是把枪。他正在喝着那瓶人头马，拿着酒杯的手一指，我和孙中堂随之站在他对面，后背贴着走廊另一侧。



“我电台的，真没想到有幸见到九哥。”孙中堂惶恐地说，把我惹上麻烦的经过讲了一遍，强调我不懂事，单纯，不明白翡翠宫牵涉广大。“我老跟着四哥，八七年在三中就特别铁。九哥我老听说你，今天太荣幸了，第一次见。”



九哥喝着人头马，又拿起勺子，捞了点儿鸡汤里的香菜吃，继续微笑，沉默不语。



“给四哥带了点儿鱼。”孙中堂指着我们抬上来的鱼缸说。



九哥摆摆手，好似揣摩着我，兴味盎然地问，“午夜节目？”



“是。”我说，拿不准他要干什么。



九哥回身又倒了一杯人头马，眯缝着眼晃动着杯子，颇为幸福地慢慢啜饮着。



“梅毒来一段儿。”他说。



“啥？”我说。



“九哥让你来一段儿梅毒！”抽我耳光的家伙说，“操你妈你不是午夜节目吗？”



又过了片刻我才恍然大悟，这些家伙以为我主持的是午夜性问答那类节目。我清清嗓子，琢磨着那种节目该怎么主持才好。“梅毒，梅毒是，十分重要的性传播疾病，”那感觉十分怪异，“梅毒是我国一种常见的性疾病······”



“别背书，”九哥说，“来段儿节目。”



“你在节目上怎么说现在就怎么说。”孙中堂紧张地说。



“梅毒。”我暗暗呼了一口气，说，“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你好······看来这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先请你说说你的病情······”



“我得了梅毒！”九哥笑眯眯地说。



忽然之间，我克制着不去跟孙中堂交换眼神。我要么交上了难得的好运，要么就是碰到了最要命的厄运。在沈阳要真正激怒或说服任何人你都得把他们灌醉，而这家伙已经醉得像只猫，他喝醉的反应就是像个唐氏症患者似地微笑。



“我听你这个说法，大姐，你得的是梅毒啊。这个病可不好治啊。”我说，“从你介绍的你老公爱去洗浴中心的这个情况看，传染源就是你们家姐夫啊······”



九哥颔首赞许，另外几个家伙狂笑起来，医生护士们在走廊的另一端远远观望。



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初一的时候，有一次音乐课上我睡着了，醒来时发现音乐老师在弹风琴，大家在唱着什么歌，由于某种不真实感，我纵情高歌起来，声音之大，压过了全班所有人。我只顾畅快地唱歌。现在，我就进入了那般状态。



“······你这是三期啊，大姐！赶紧治吧想什么呢，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啊！”我说。



“尖锐湿疣来一段儿。”九哥说。



我告诉某个听众，他患了非常严重的尖锐湿疣。



“淋病来一段儿。”



艾滋病来一段儿都行。



末了，九哥满足地点点头。他喝了一杯又一杯，舌头已经僵直。“不错。”他说。



我想我们可以脱身了。



“九哥，你看他这个事儿，四哥那边儿······”孙中堂愉快地高声说。



“四哥是你叫的啊？”一个家伙说，“四哥在病房里边呢，你妈逼叫唤什么？”



我想那其实无所谓，我们在四哥病房外大呼小叫已经有一会儿了。四哥也许早已昏迷不醒了。孙中堂低声赔不是。九哥又指指我，“你的事儿，不存在了。”



孙中堂对我直使眼色，可是我已经毫无感觉了。



“那这事儿就没了啊，九哥？”孙中堂问。



“九哥说没了你还问？不懂事是不？”旁边一个家伙说。



这时九哥好似忘了我们的存在，自顾喝着酒，再抬头时，陷入了愉快的吹嘘状态。“你，人不错，鱼不行，”他对我说，“改天我送你，比这大十倍的。”



说完了这句话，他好像睡着了，我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直到他惊醒，脸上再次露出微笑。



“大姐，你得的这是梅毒啊！”他玩味说。点燃一根大卫杜夫，望着天花板。



我下了楼，又回这层楼上洗手间，推开门，就看见九哥正独自坐在镜子前，腿上仍旧放着他的鳄鱼皮包。我叫了声九哥，这家伙在镜中斜睨我一眼，没说话，就像不曾见过似的。借着高处窗口射进的一缕阳光，这时我才看清他的样子。也许他适合演那种电影，当着孩子的面杀了自己的老婆。他盯着镜中的自己，从鳄鱼皮包里拿出一把电梳子，插上插头，开始梳头。他吹着口哨，《好男人不会让女人受一点点伤》，把头发梳成满意的弧度。



　



那段时间，刘娅楠像个烫伤般存在于我的生活周遭，直到转年三月的那次美术展。即便在沈阳，美术展览也分一二三流，那是个三流的。当天一个长头发的家伙找到我，说自己是刘娅楠的老师，就在她曾经就读的那所美术高校。



他目光躲闪的看人方式让我有个感觉，我了解这种人。他是曾经仪表堂堂娶了地位更高的女人的那种男人，是如今买便宜皮鞋每天擦三遍那种人，是任何时候都尽量不请客的那种人。他未必符合这三样，但他是那种男人。



他是参展者之一。“这幅是我的。”他说。



那幅画画的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阳光斜照进来，在赭石色的桌布上投下一半阴影，盘子里盛着几只红色的梨，别无其它。那屋子显得比它应该的更空旷。左下角故作草率地签着一行字，“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意外地，不错。



“这是一个美国诗人的诗。”他指这那行字说。



他说，他本来不想找我，不过既然在这里偶遇，那么把有些话对我说了也好。



在美术馆暖气不足的走廊上，我不得不听他讲述他与刘娅楠之间的一切。我不好告诉他，我不想听。我不想了解一个迟迟不能一展身手的艺术家与一个三陪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他与那个继父高官的交涉过程我不想了解。他不能让刘娅楠离开夜场的隐衷，我不在乎。关于他们为彼此流的眼泪，我也不想听。



“你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