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大明-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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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皇帝陛下的心里非常清楚，从山头上下来的这些流民（姑且以山头流民称之），与早前那些即使穷困也苦守家乡、后来参与朝廷赈灾的流民（姑且以田间流民称之）相比，两者本质上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
山头流民若是以极少的数量、以分散的形式掺和到田间流民中间去，在“河蟹”的气氛中，或许能够被同化，或许因“氛围”不足而保持暂时的“低调做人”。可若是掺和的数量大一些，或遇有内部的或外部的风潮发生，一切就都不可预知，局部的局势失控也就在所难免。
简单一句话，只要是有可能的情况下，就不要将这些山头流民与田间流民混杂到一起。
而对付山头流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可这又岂是为政者、上位者可轻言及的。若真是到了那种地步，那些为政者和上位者就要仔细考虑，自己此前是否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用，去其顽劣用之所长。这才是为政者、上位者应该采取的策略，也是展示为政者、上位者雄才大略的地方。
因此，那一直存在于纸面上的编练新军的计划，看来是不得不提前实施了。或者，部分实施。
不过，好在开始的阶段，数量不会很多，所需用的资金也不会多么庞大，稍微挪借一些、提前预支一些，应该就可以满足。
要说到编练新军具体的实施方略，即便皇帝陛下有着近四百多年的见识，恐怕也要主动让贤了。
这让皇帝陛下都要主动让贤的人，自然无疑就是徐光启。
徐光启可是这一时期的大家，前面曾经提及，现就不再赘述。但他的“以农业为富国之本，以正兵为强国之本”的治国方针，实在不容轻忽。
早在刚刚被选考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徐光启便在《拟上安边御虏疏》中提出了“设置险阻、整顿车马、储备军事器械、打造将帅之才、训练戎卒、严格制度、赏罚分明”
但他虽然提及了上述各点，可也认为这些都不过是“世俗之谈，国家的想法”，是最起码的条件。
他御敌疏的中心内容则是求精与责实。一旦求精，就有深谋远虑的人互相学习，不随时间逝去；一旦责成事实，就会忠君爱国之士为国家考虑，十倍于贾谊也未尝不可。
徐光启还大力宣扬管仲“八无敌”，那就是材料、工艺、武器、选兵、军队的政教素质、练兵、情报、指挥。另外还有晁错的“四预敌”，即为器械不利、选兵不当、将不知兵、君不择将”。
做到“八无敌”，即可无敌于天下，如果是“四预敌”则兵无不败。
对于这些古代先贤传承下来的人文精华，皇帝陛下是姑妄听之的。原因就是世易时移，千年前先进的东西，此时未必就能依然发挥效用，也许会，也许就不会，不可一概而论，总要经过实际的检验才能作数。
徐光启提倡的“求精”与“责实”，他还是大为推崇的。
编练新军全面细致的工作，因为集两世之经验，都未曾涉及，因此皇帝陛下就从未打算置啄。可关于“求精”与“责实”，他还是力主贯彻为实际的、可操作的措施。
关于“责实”，皇帝陛下是这样落实到实际的：新兵招收进来之后，第一个训练项目就是十里地的全副武装越野跑，而且是在一定的时限之内必须完成。按时完成的，可以成为新兵中的一员，未能按时完成的，给予一次机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重新训练，考核还不合格，予以辞退。
至于如何训练，距离如何近至远，时间如何从多到少……等等问题，由徐光启等人，根据大明王朝军队现有水平和军兵的素质，去研究、去设定。
而“求精”却要复杂、庞杂、混杂的多。
其实，刚刚听到“求精”两字时，皇帝陛下大脑中立即自动闪现的，就是“参谋”两字。要说这两个词既不同根，也不押韵，至于如何就能令皇帝陛下产生了联想，这实在是不解之谜。对此，就连皇帝陛下本人，都是不明所以。
不管如何称呼，其实质还是一样一样的，这样的机构，从隋唐时期就已经设置。
兵部职方司，全称为兵部职方清吏司，职责是掌理各省之舆图（地图）、武职官之叙功、核过、赏罚、抚恤及军旅之检阅、考验等事。
职方司是大明王朝兵部衙门的一个办事机构，类似于后世的总参谋部，长官是兵部郎中，下设从五品员外郎和六品主事，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军事态势作出判断，拟定军事计划，进行军事统筹等等诸事。
职方司主事有两人，职责主要是提供军事地图，行军路线以及途中的便道架设，还有预警防护和组织居民提供行军保障以及撤退事宜等。
这个衙门本来应该最是繁忙，不要说其他，只是这“掌理各省之舆图”，就绝非冷衙闲曹。
第1卷 第一四四章 总参雏形2（）
按照皇帝陛下的理解，所谓“掌理”，也绝非“保管”的同义词，而是重在一个“理”字，是“整理”的“理”。
虽说这个时代距离那个“拆迁”时代尚有数百年时间，可为了便于人们缅怀太祖时期的旧貌，也不用二百多年来刻意保持吧！要想用于瞻仰也不是不可以，不如就单独弄那么几间屋子存放起来，至于使用嘛……对不起，敬谢不敏。
不错，就是二百多年、接近三百年的时光。大明王朝兵部职方清吏司所保有的各省舆图，还是太祖时期的旧物。而且山川河流与城郭的距离方位等，谬误之处比比皆是，有的误差甚至达数十里。
这种状况，本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是，皇帝陛下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不由得……暗自劝慰自己，还是再忍忍吧！
不要说别的，就是一张小小的一省舆图，若是要重新绘制一番，测量的工具和技术手段方面无法弥补的缺憾暂且不表，单只这所需的经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还是一个地区、一个省份，若是大明王朝所有版图内的地区都要这么重新来一遍，那估计所需的投入，与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差相仿佛。
唉，钱钱钱！真是应了那一世的那句话：钱不是万能的，可离了钱是万万不能。
要想动用大笔的款项，目前来看是不太实际。可一切若都等到万事俱备之时再行着手，那又缓不济急。
无奈之下，皇帝陛下只能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先草就，小规模设立，以后待财政能够允许，再予以扩大。
其实，根据徐光启的保荐，加上皇帝陛下大脑中的残存印象，以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实际了解，皇帝陛下已经预定了两个人员，做为此后兵部的主干。
洪承畴以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而任一省参政，可谓是一时牛人。而老天似乎不能让其一人独美，又造就了另一位牛人分其光芒。
与其同样牛气冲天、甚至更具年龄优势的，是一位年近二十七岁的知府。
卢象升是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祖父为知县，父为秀才。他幼时潜心经史，喜习骑射，虽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赋异禀，明史载：“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天启二年（1622年）高中进士，天启七年即任大名府知府，是年他刚刚二十七岁。
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大名府可是赫赫有名，而卢象升能够以未满三十的年纪就荣膺重任，所凭藉的可不仅仅是后台或奥援。不管在哪一世，皇帝陛下相信，“站队”之说绝对确有其事，可若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绝对得不到重用。因此，卢象升能够坐上大名府知府的位子，本身所具备的才干，也得是可堪重用。
而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任大名府知府之初，阉党尚未崩塌，许多地方为了谄媚魏忠贤，纷纷为其建造生祠。大名府也有官员倡议筹建，请卢象升参与，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在大名府知府任上，他平抑了多起冤狱，严惩了恶霸、贪官，吏治为之一新。
相比卢象升，何腾蛟不仅要年长八岁，而且也只是举人出身。
他表字云从，是贵州黎平府人。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他才得以启程跋涉赴省会试，并且成功考取举人。
踏入仕途之后，他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等县县令，现在河南南阳任知县。
此时的河南南阳，“土寇”作乱不止，百姓啧有烦言。何腾蛟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百姓也得以安居。
也就是因此，皇帝陛下才知道何腾蛟这个名字，与大脑中的那个印象，完整地复合到一起。
皇帝陛下是尽快将这两人调到自己身边，先将自己的设想、意图对二人灌输，让他们领会大意。至于具体实施，皇帝陛下就打算完全交给他们二人，需要多少人手，如何建立组织架构，统统由他们去操心。
当然了，开始阶段不可能大张旗鼓、大肆铺张，皇帝陛下的目的，就是先搭起架子，人手开始熟悉操作流程。一俟真正需要之时，也省却了由生到熟的过程。
暂时让两人在兵部同为一处，以后肯定还要分开，嗯……总参、总后操持的事务差别很大，在一起办公肯定互受影响，分开是大势所趋。
将来这两个部门如何称呼，皇帝陛下一时之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可这两个部门在将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可是绝对肯定的。
只是……虽然自己已经“预见”到了，可并不能马上开始实施自己的设想，只能以此小打小闹的形式来勉强自我安慰一下。
“这还是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过日子都要算计着来，若是升斗小民，岂不是……唉，但愿‘那件事情'；能够早些发动，如此也可宽松一些，好多好多的项目也都可以启动了，好多好多的计划也都可以展布了……骆养性还是比较令人放心的，相信他一定不会令朕失望，”如此想着，皇帝陛下的心情稍微好些。
不想了，现在想多了也是无用。
每每自己欲有所规划筹谋的时候，总是因为孔方兄的缺席而半途而废。
“当第一声枪声响起时，战前所有的计划全都化为了泡影。”想起某个名人的这句名言，皇帝陛下就不禁劝慰自己：是啊，多想无用。
不用多想了，那就多做些实事吧。要知道皇帝陛下可不是一个能够闲得住的人。
因此，他紧跟着洪承畴的脚印，从西安府移驾至了凤翔府凤翔县。
这让洪承畴感到压力山大，也感到很是不便。
首先还是安全问题。
凤翔府现在可是正在开展招抚流民的工作，期间人员往来肯定繁杂，肯定良莠不齐，而其中的变数也肯定无处不在，也肯定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别说是实际发生一点儿什么意外，只说是万一若是冲了驾，那自己的罪过可就是不轻。
“在西安府呆着多好，那里可是陕西的治所，不仅陕西都司衙门就在西安府，而且西安城附近（倚郭）就有西安前卫、西安左卫和西安右卫三个卫所的军士力量，其他各方面的防卫措施肯定也比凤翔府健全和完善，而且……即便有那什么风吹草动的……也与自己无关不是……”洪承畴腹中如此yy着，却依然感到头痛不已。
第1卷 第一四五章 洪承畴被偷窥1（）
除此之外，再就是掣肘的问题。
虽然皇帝陛下并非有意，可实际产生的后果，就是令臣下过于谨小慎微，规行矩步。而期间发生的事情，大多会或多或少地与事前的推断有所差异，如何能够以“不变”来应对那些“万变”呢？！
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洪承畴到不至于存了违抗君命的心思，主要是因为在某些细节上，与皇帝陛下总会有些微小的差异。如果皇帝陛下远在西安府，他完全可以用“事机紧急，间不容发”来做为自己“擅自做主”的托词，只要不捅出篓子，只要能够按照皇帝陛下确定的大政方针，应该不会招致“违逆圣意”的评断。
这下好了，皇帝陛下就在凤翔府凤翔县，近在咫尺，早请示晚汇报自然不能缺失，而且指不定什么时候，皇帝陛下想起什么事情，想起什么问题，马上就宣召觐见。而接到宣召的旨意之后，不管你是在忙着什么事情，就得立即前往。那……若是因此有所贻误，到底是算谁的！
另外的一点，就是小问题了。本来若是洪承畴自己在凤翔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