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白眼狼-第3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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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江和冯玉祥是老相识，光绪末年，两人都在第一混成协、第20镇共事，驻扎辽宁新民府，冯任步兵营连长、营长，张任骑兵营排长，张还参加了冯玉祥任会长的反清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1911年，两人都因参加滦州起义而被解职。辛亥革命后，由于姑父陆建章的提携，冯玉祥在短短两年内就从营长升为旅长。张之江没靠山，升不上去，投奔老上级绥远将军张绍曾，混了几年仍然只是个上尉。于是1914年转而投靠冯玉祥，进入16混成旅，从此一路顺风，短短几年。从上尉参谋、骑兵营长、团长、旅长、第七混成旅长，成为冯的左膀右臂。不过，冯玉祥对这个老哥哥并不客气，和其他部属一样，一旦犯错误。照样令其下跪。当然。动辄下跪的不止张之江一个，宋哲元鹿钟麟也不乏其例，这是因为他们都把与冯的关系视为君臣关系。
张之江的第七混成旅就驻扎在廓坊。就在刚才，冯玉祥打电话告诉张之江，徐树铮的专车已开过丰台，估计很快到达廊坊。命令他派工兵队埋地雷炸车，无论如何也要把徐树铮截下来。
接到冯玉祥的电话。张之江颇为踌躇地说：“此事重大，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冯玉祥冷冷道：“这是命令！”
说完，冯玉祥便将电话挂了。
和冯玉祥利用基督教不同，张之江是真的信基督的，他每日都要祈祷上帝。如今让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心中的确有些抵触。可冯玉祥的命令是不能违反的，张之江见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赶紧找参谋长黄忠汉商量，决定不采用埋地雷的方法，而是用“先礼后兵、截车抓人”的办法来对付徐树铮，遂命副官长宋邦英把彭仲森叫到指挥部来。
彭仲森是张之江部第七混成旅的参谋长，与宋邦英是保定军校同学。此时负责廊坊车站及附近一带的警戒工作。
彭仲森接到命令，当即亲自到车站，命令站长给万庄车站打电话，让徐的专车通行到廊坊来，并截留在廊坊车站。
徐树铮的专列晚上7点由北京开出，到半夜12点15分始抵廊坊。
列车刚一停下，黄忠汉即持张之江的名片上车，对徐树铮说：“张旅长特开欢迎会，请专使下车。”
徐树铮感到有些不妙，想使个金蝉脱壳之计，对黄忠汉说：“极感盛意，只是我此时有些头晕，不能下车，请张旅长谅解。”
徐树铮话音刚落，外面的士兵已将专车包围起来。手枪营官兵蜂拥登车，立刻将徐树铮和随员、跟差等，尽数架下列车。
徐树铮临危不乱，冷冷地对众士兵说：“我徐某不劳诸位费心！”说罢，大踏步下车。
徐树铮下车后，随即被拥到离车站不远的地方 ……
……
“什么？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冯玉祥听了张之江的报告大吃了一惊。
张之江之前听手下报告的时候，与冯玉祥现在的表现可谓如出一辙，他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在徐树铮即将被枪毙的时候，突然有一些蒙面人出手了，仅仅两分钟时间，三十多名手枪营官兵，除了一个人生还外，其余人全部被击毙。等到张之江的部队赶到的时候，除了一地的尸体，对方早已没有了踪影，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何方神圣干的。徐树铮被人救走，冯玉祥交待的任务失败，这让张之江很是惶恐，思前想后张之江决定连夜去向冯玉祥汇报这间离奇的事情。
冯玉祥狐疑地盯着张之江：“莫不是你不想做这事，故意编了这么个故事吧？”
张之江见冯玉祥的眼神不善，赶忙解释道：“我跟随大帅这么多年，何时违抗过您的命令？再说了，第七混成旅是大帅您的老部队了，手枪营的战斗力您是知道的，那些尸首还摆在呢，个个都是被一枪毙命，这不是我想编就能编出来的。”
冯玉祥陷入了沉思，他实在想不明白，最后怎么成了这样的结果。
“对了，大帅，手枪营唯一幸存的那人带回来了一封信！”张之江突然道。
“什么信？是谁给他的？”冯玉祥回过神来问道。
“他也不知道，他被人打晕了，醒过来的时候，那封信便在他的手中了。”张之江苦笑道：“估计他被留了活口，就是为了送这封信。”
冯玉祥接过信，信还封着口，上面写着“焕章亲启”，竟然称呼自己的字，难道是熟人？
冯玉祥顾不得多想，急忙取出信笺，仔细读了起来。
信并不长，但冯玉祥却读了很长时间，张之江在一旁看着神色不断变化的冯玉祥，不由有些奇怪。冯玉祥处事向来镇定果断，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风。就连当初发动北京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这样天大的事，也没见过冯玉祥如此不安。
良久，冯玉祥终于抬起头来，不知在想什么，张之江立在一旁也不敢讯问，只是静静地望着冯玉祥。（未完待续。（llwxs520 ……》
第765章 苏联之行（）
“记住，你欠他一个人情！”徐彦卓的声音似乎又在冯玉祥耳边响起了。
这还是当年冯玉祥奉命参与剿匪结束时，徐彦卓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当时自己还是团长，徐彦卓向徐树铮给冯玉祥要了个旅长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尽管信的末尾写着“知名不具”，但冯玉祥还是一下就想到了徐彦卓。难道七八年前徐彦卓就想到了今天，专门让自己欠徐树铮一个人情？
冯玉祥找到火柴，将信点燃，只到化为灰烬后，才对张之江吩咐道：“你马上派人去北京将陆承武接到廊坊，这事让他扛下来！”
“我知道了！”张之江疑惑地问道：“可是，徐树铮……”
“记住，徐树铮已经死了，是陆承武为报父仇将他杀死的！”冯玉祥脸上露出了怪异的表情。
见张之江还要问，冯玉祥不耐烦地摆摆手：“此事到此为止，今后不准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于是，陆承武被人用汽车接到廊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糊里糊涂地唱了一出替父报仇的戏”。
他的戏码极其简单，只奉命向被拘的褚其祥、徐赞化、薛学海、段茂澜、孙象震、李骏、刘卓彬、韩宾礼等十几位随员们宣称：“过去徐树铮杀了我的父亲，今天我杀了徐树铮。我杀徐树铮是为家父报仇。”随后，陆承武以自己的名义向京津各报馆发出通电：“先君建章公，曾以微嫌，竟遭徐贼残害。承武饮泣吞声，于兹七载，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雪国人之公愤，藉报杀父之深仇……”
接着，徐树铮被关押的随员们。被迫各写保证书。按上指印，发誓对当天的案情不泄漏一字，否则各人全家性命难保。还合拍了一张照片。
获悉徐树铮被杀，段祺瑞禁不住痛哭失声，连呼：“断我股肱！断我股肱！”
第三天， 段祺瑞专程乘火车出京前往廊坊。
到了廊坊车站，段祺瑞向身边的随从人员乘问道：“又铮被杀。是在站内还是站外？”
段祺瑞就这样静静地站在那里，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言，老泪盈眶。
……
蒋志清等人来到苏联庄严肃穆的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旗，意气风发和充满自豪的苏联人民，这一切都让代表团成员兴奋不已。他们被这个国家呈现出的蒸蒸日上的建设局面深深吸引。
代表团在苏联前后逗留3个多月，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代表团还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一些党政军机关，参观了一些工厂、农庄、学校、军队、博物馆。蒋志清甚至还登上了一个拿破仑曾到过的山头。
“拿破仑上这个山头干嘛？”蒋志清问。
“他想察看地势，”陪同人员说，“拿破仑的部队经过艰苦跋涉。已被饥饿、寒冷折磨得士气低落，终于被俄罗斯人击败！”
“噢噢，你们的士兵了不起！听说当时拿破仑是这个样子站着的！”蒋志清双手叉腰，挺胸昂首，俯瞰四方，皱着眉头，“是吗？”
“是的是的。”陪同人员笑着说，“你学得很像！”
在场的人大笑。蒋志清洋洋得意。
在访问期间，蒋志清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就是苏联的建军经验，他率领代表团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到苏军部队、院校学习取经，先后参观了苏军步兵第144团、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并拜访了苏军教练总监。
令蒋志清不满的是，由于列宁当时有病，未能接见代表团。蒋感到受了冷落。
同时，徐彦卓也让蒋志清感到疑惑不解，因为他从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消失了。
徐彦卓到达莫斯科后，也没闲着，他与先期到达的张孝淮一直在密谈。当他掌握了苏联高层的全部动态后，便决定开始行动了。
首先，徐彦卓拜访了病中的列宁。尽管列宁的病情已经相当糟糕，可徐彦卓曾经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老朋友来访列宁无论如何还是要见的，他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没有人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之后，徐彦卓又拜访了托洛茨基，他们谈话的时间也不长。同样，，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最后，徐彦卓来到了斯大林的家中。
“斯大林同志，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
“徐彦卓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能再次见到你，真是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两人热情地打完招呼后，徐彦卓问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你家中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吗？”
斯大林心领神会地回答道：“当然有，请随我来！”
徐彦卓跟着斯大林来到书房的内间，两人坐好后，徐彦卓直截了当道：“约瑟夫，你现在的情况很不妙呀！”
“此话怎讲？”斯大林故作不解道。
“你跟我装糊涂有意思吗？”徐彦卓不悦道：“要知道我前两天才刚拜访过列宁！”
“他都说了些什么？”斯大林有些紧张道。
“他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而且问题还很大，他下一步准备对你采取措施！”
“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措施？”斯大林的手有些颤抖了。
“他没说，我也没有问，不过，你可以自己设想！”徐彦卓摇头道。
斯大林沉默了，他知道徐彦卓说的未必是假的！
斯大林一直担任着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管理着苏联近一半人口的事务。内战结束以后，他又赢得了第二个重要职位，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
工农检察院这个部门是列宁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行为作斗争。它的权力相当广泛，可以对其它任何委员部的行动进行监视、提出检控，可以派员旁听所有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查阅各种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具有特务机关的性质。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屑于出任从事这种冷酷的清洗活动和肮脏的间谍行径，所以当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出任这一职务时，没有一个人反对。（未完待续。（llwxs520 ……》
第766章 攫取权力（）
苏联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
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很快感觉到自己不得不重视工农检察院的存在。它有一种死死盯住不放的做法，使人们产生恐惧，并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