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鉴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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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里的名字，这个美国人，他是——”
　　　　“我知道他是谁。”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但我认识。他为战争出了力。上司们对他评价很高。”
　　　　乔斜视着他。“你想说什么？”
　　　　“他们不会相信这个的。”
　　　　一阵寒意从乔的背上冒出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深陷险境。“难道这份报告就不能交上去？”
　　　　卡夫卡耸了耸肩，说：“他们会认为这是虚假情报，敌人就指望着我们对此采取行动。”
　　　　他把手伸出来，“那么，还给我！我自己来处理。”
　　　　卡夫卡却马上把信移开，不让他拿到。
　　　　美国人将手缓缓伸进口袋，握住他那支四十五口径的手枪，恶狠狠地说道：“老子冒着生命危险才搞到的情报，决不会让它葬送在你手上！至少现在不行！”
　　　　卡夫卡双眼一直看着美国人的口袋。
　　　　“噢，对了，你是哪儿的人，同志？”他缓缓地说。
　　　　乔歪了一下头。“那……和那有什么关系？”
　　　　“芝加哥，对吧？”卡夫卡从有光亮的地方走开。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我们不会同样去调查你吗？”卡夫卡笑了笑。“你们美国人是怎么说的？这世界真小，对吗？”
　　　　乔瞪着他。“这话什么意思？”
　　　　“我也住在那里，离开德国以后。”
　　　　乔仍然紧紧地握着枪。
　　　　“到了芝加哥，怎么找到你？”
　　　　“听着，朋友，我不打算——”
　　　　“相信我，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突然，路上传来靴子踩踏地面的声音——一群纳粹党卫队从附近一家酒馆出来，喝得醉醺醺的。乔试图抢回报告，但卡夫卡向他身后侧移了一下，然后将报告塞进了衬衫里。
　　　　“怎么样，同志？”卡夫卡轻声说。
　　　　美国人身子僵住了，然后他嘶哑地低声说道，“米勒。戴维·米勒酒吧。”
　　　　这些士兵踉踉跄跄地走过巷子时，他缩在一处，尽量不引起他们的注意。等到那些带着啤酒味的笑声消失在夜色中时，他才转过身去。
　　　　卡夫卡消失了。
　　　　60年后，芝加哥。
　　　　屋里。门口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老人抬起头来：很可能是那只狗儿在他门口嗅来嗅去，等着给它喂食。他合上报纸，用手撑着椅子，站了起来。他的女房东上个月弄来了这只杂种狗。她说，为安全起见，当作看门狗。但这狗从来不叫，看到老人总是摇晃着他那该死的尾巴。
　　　　但老人对此一点也不介意。比起它的主人，这只狗倒是个更好的同伴。他拖着脚步走向门口，从壁橱里抽出一盒奶浸骨头。他仿佛看到那只畜生欢快地扭来扭去，等着享受它的食物。这让他觉得，只有这只狗才能给他带来一点生活的温暖和爱意。是呀，生活对他总是那么无情，但他还是活下来了。他就像一只躲进下水道里的老鼠，总是不得安宁，还得四处搜寻生活必需品；收获时多时少，全凭运气。
　　　　可是现在，就连这样的生存都无法继续了。他的眼睛看向报纸，似乎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人类永远也不能摧毁邪恶；它总会再来，就像一种致命的病毒，会比前一代更危险、更致命。他必须主动出击，而且要快；必须发起一次精确的打击，以精准的时机，给对手以致命的重创；这一次，必将如愿以偿。
　　　　他一手抓着狗食，另一只手打开了门。突然，两个男人冲了进来。一个扎着马尾辫带着太阳镜；另一个头戴着渔夫帽，帽檐拉得很低，盖住了前额。戴帽的男人抓住老人，把他的手臂扭到背后，另一个人从口袋里扯出什么东西——是注射器！老人无力地挣扎着，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马尾辫将针头插入老人的脖子。老人双手往上一甩，狗食饼干掉了下来，散落一地。
　　　　*　*　*
　　　　1　约瑟夫·门格勒（1911—1979）纳粹党卫军军官、医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头目之一，被称为“死亡天使”。
　　　　2　卡尔·克劳伯格（1898—1957），纳粹军医，被称为“野兽”，大规模进行手段野蛮的妇女绝育实验。
　　　　
　　　　第1章
　　　　
　　　　我深夜才看到那封信。
　　　　下午我去学校接了蕾切尔，正开车回家，车载收音机里大声播放着《酒吧女郎》；我用手重重地拍着方向盘，想着回家还有足够的时间切好洋葱和芹菜，做一份砂锅菜，让蕾切尔吃了再去上钢琴课；突然，12岁的女儿问起了性事。
　　　　“妈，你口交过吗？”
　　　　“说什么呀，宝贝儿？”
　　　　“你口交过吗？”
　　　　我差点儿猛踩刹车！绞尽脑汁想要找到点儿恰当的词儿来回答，不管什么词儿都成！可就在那时，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只见她系着安全带坐在前排，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天真无邪。她是在试探我吗？朋友们一直提醒我说，如今六年级的孩子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了。
　　　　我关小了收音机的音量。“谁让你问的？”
　　　　“哎呀，求你了，妈妈。你到底有过吗？”
　　　　我扫了她一眼。不知怎么的，她的眼睛好像不再那么天真无邪了，甚至还闪出一丝得意的窃笑。
　　　　“20年以后再问吧。”
　　　　“妈妈耶……”
　　　　她一下子就绷起脸，气呼呼的——这是那种只有十一二岁女孩才会有的表情。我在她那个年纪也问过同样的事，而我刚才的反应也正像母亲当年对我一样；所以，我想她和我当时差不多。我换了个话题。
　　　　“学校里怎么样？”
　　　　她深深地窝在前排座位里，扭动了一下身子，伸出手臂，开大了音量。然后依次猛戳六个按钮，最后停在开始的怀旧音乐电台。
　　　　“两个男生打架，吃午饭的时候。”
　　　　先问性事，再说暴力——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怎么回事儿？”
　　　　“你知道塞米·桑顿，对吧？”
　　　　“当然知道。”没人不知道塞米·桑顿。几年以前，他的哥哥丹尼尔在芝加哥北面一个犹太人社区横冲直闯，射杀了六个正统派犹太教信徒；以后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又射杀了两人才开枪自杀。后来才发现他原来与伊州中部的一个新纳粹组织有联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周五晚上的情景：我和蕾切尔挤在电视屏幕前，看着惨剧一幕幕揭开。当时，年仅九岁的蕾切尔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可偏偏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当时还颇为塞米难过——无论他多么努力追求新的生活，都永远摆脱不了杀人犯丹·桑顿弟弟的身份，永远都逃不出这个阴影。
　　　　“乔尔·梅里克是他的朋友。”
　　　　“乔尔就不知道了。”
　　　　“他住在萨默菲尔德，有个妹妹读四年级。”
　　　　我耸了耸肩。
　　　　“哦，是这样的。皮特·尼克尔斯开始骂塞米是‘纳粹’，乔尔就打抱不平，要皮特闭嘴；皮特也骂乔尔是‘纳粹’；乔尔就一拳把皮特打翻在地。”
　　　　车子拐进了我家那条街。“有没人受伤？”
　　　　“皮特鼻子流血了，可他没去医务室。”
　　　　“学校怎么处理的？”
　　　　蕾切尔没回答。
　　　　“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几句吗？”
　　　　她摇了摇头。
　　　　“恐怕应该有人站出来吧。”
　　　　“千万别掺和！”她语气十分惊慌。“妈，要是你去说了什么，我就死定了。”
　　　　车停在了我家的车道上。
　　　　“好吧。不过，我要你知道，皮特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人都无权那样辱骂别人。”
　　　　她看着前面。
　　　　“仇恨毕竟是仇恨，不管自谁而起。”
　　　　蕾切尔抓起背包下了车。
　　　　“皮特是头蠢驴，大家都知道。谁也不相信塞米是纳粹。”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或许我刚才过分担心了。看来，虽然我对蕾切尔的养育一塌糊涂，但她的自信心与适应能力依然很强。我从车里拖出一袋买回的东西，搬进了屋。
　　　　“哎呀，妈，你到底口交过没有嘛？”
　　　　见鬼！总是在我自以为处理得当的时候给我一击。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突然听见一声窃笑。
　　　　我转过身去。“什么东西那么好笑？”
　　　　“只玩儿，妈”。
　　　　“什么？”
　　　　“只是逗你玩儿的！”她拉开冰箱，抓起一罐汽水就一溜烟冲了出去。
　　　　晚上等到她睡了以后，我和两个朋友通了电话，一起讨论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苏珊认为我处理得恰到好处。吉娜却觉得很难说，最好是求助于单亲家长热线。吉娜是一位社工，她总是主张向陌生人敞开心扉。
　　　　到我终于忙完，倒了一杯葡萄酒坐下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这时我才想起还没取回今天的邮件。
　　　　我们住在芝加哥以北20英里的一个小区里。其实我们以前住在城里，并且打算一直住在市区的；但是有一天，我带着蕾切尔从我们居住的湖景公寓小区步行去公园，走过街区尽头人行道旁边的一个大型垃圾桶时，好奇而敏锐的三岁女儿突然指着前面惊叫道：“妈咪快看，那儿有只胳膊！”
　　　　果然，一只手臂一动不动地吊在那儿。
　　　　六个月以后，我们就搬到了郊区。
　　　　有时我也想搬回城里；这个学区的中小学尽管偶尔也会出点儿事故，但就各方面条件而言，在本州还算是名列前茅的；我们所在的社区虽然没什么独特的优势，但晚上外出也相当安全，哪怕是去公园也没什么可怕的。
　　　　问题在于我讨厌打开信箱——因为信箱里只有账单，从无他物。但明天是周五，今晚拿了信，后面几天就不必去，周一再去就行。于是，我匆匆穿上外套，冲向信箱——尽管已到四月下旬，春天之于芝加哥依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
　　　　电力公司与燃气公司寄来的账单之间，夹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这个大信封是芝加哥庆典活动办公室寄来的。该办公室是我的一个客户，我曾为他们制作过电视纪录片。我一拆开大信封，就掉出来一个小一些的浅黄色信封，上面贴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艾利：这是寄给你的，很可能又是你的一个粉丝写的。市长说把它退回去。看来你抢了他的风头。丹娜。
　　　　我禁不住笑了。芝加哥市政府搞千禧年庆典活动，负责该活动的办公室招标拍一部题为《欢庆芝加哥》的纪录片，后来我中了标，当时自己都吃惊不小。结果，《欢庆芝加哥》成了我的最佳作品——该片采用资料影片、照片和访谈等方式，诗意地再现了芝加哥及其周边城市的历史沿革。片子首映于城市的庆典仪式，至今也还在电视节目中播放。称赞该片的信件开始时如溪水一般源源不断，现在已经变成了细流；尽管如此，优雅大度的丹娜是庆典活动办公室主任，她收到这类信件后依旧一律转给了我。
　　　　我把黄信封翻了个面，看到信封边缘印着花卉图案。我的名字“艾利·福尔曼”，是用钢笔蘸着墨水写的，由《欢庆芝加哥》节目组转交。寄件人地址是芝加哥的伦特街，位于罗杰斯公园。我用小刀开启了信封，抽出信纸；信纸上挤满了难以辨认的字迹。
　　　　亲爱的福尔曼女士：
　　　　希望你能收到这封信。我并不知道你的地址。我叫露丝·弗莱希曼。我们从未谋面，可是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最近两年来，一位名叫本·辛克莱的老先生租住在我家，他不幸于几周前去世。然而我不认识他的任何亲属；不过我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名字，于是我就猜想你可能是他的一位亲属或朋友。如是，请打个电话过来，我将非常感激。我觉得他没有留下遗嘱；不过，他所留下的几件物品中可能会有一些让人回忆留恋的东西。希望尽快收到你的回复。
　　　　签名下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我又倒了一杯葡萄酒。本·辛克莱？这个名字毫无印象。不过，在拍摄《欢庆芝加哥》的过程中，我们曾在十多个社区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人，其中是否有他呢？或许可以让布伦达·库恩思查对一下记录。布伦达是我们摄制组的文案人员，她小心谨慎、一丝不苟，负责保管所有的记录及其他资料。
　　　　但我还是颇觉奇怪，一个死去的老人怎么会有我的名字？尽管我的这部片子热播，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实在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在出租房里孤独死去的老人究竟是怎么有了交集的。
　　　　已到凌晨四点过一刻，我却毫无睡意。或许是酒精的作用——酒精一转化为糖分，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要么就是临睡前吃了一些巧克力，还有可能是那封信让我心神不宁，却又挥之不去吧。于是我翻身下床，先去看了看熟睡中的蕾切尔，然后拿着信到了工作间。
　　　　工作间在离婚前是家里的客房。
　　　　屋子不大，却是一个绝妙的观景点，可弥补其空间太小的遗憾。窗外有一株皂荚树；夏日里微风拂面，阳光透过树叶而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