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b面-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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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以韩泰为行军司马，开始了削夺宦官兵权的关键步骤。这一动作马上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极大震恐与顽强对抗。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们一方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不从调遣。另一方面又秘密策划废顺宗立太子的政变，企图借新立皇帝之刀，杀伐革新派朝臣，维护宦官专权的局面。所以当王叔文派宦官李忠言宣诏接管集军兵权时，俱文珍大怒道：“从其谋，我等必死于他们手中。”他传令诸将不要交出兵权，同时联络宦官刘光琦、薛与珍、尚衍、解玉等加紧政变，以顺宗有病为名，请立广陵王为太子，不久又请求以太子监理军国大事。顺宗不知是计，一一答应。于是俱文珍等召学士卫次公、郑NB124、李程、王涯等入宫草立太子为帝的诏书，
拥太子为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宪宗登位，立即封赏拥立自己的宦官，同时对拥戴顺宗积极革新政治的王氏集团严加惩处，或赐死或贬谪。宦官们在对付朝臣的抗争中终于以借刀杀人之计重新占据上风。所谓“借”者，乃宦官们实施的行为也。而“刀”则为新老皇帝，没有皇帝，宦官等于赤手空拳。赤手空拳怎么能对付朝中百官。可一旦有皇帝这把利刃在手，不管你对方多么坚硬，是杀是砍，有何难哉！
胁迫百官：5。恶人先告状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比起朝臣和外戚，宦官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看门护院，服侍皇帝及后妃三宫六院的衣食起居，所谓围绕皇帝身边，出入椒房宫帏之内，随时可以见到皇帝，大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而且宫廷之中从守门到通风报信，全是宦官负责，故而宦官们个个消息灵通。这些便利条件使他们在与朝臣争权夺势固宠求荣中，往往可以因利乘便，大沾便宜。他们一旦知晓自己的作为有可能被朝臣们揭露，或受到朝臣的威胁，就会借此便利之势，用诬陷诋毁之策，先发制人，控制局势，然后占据主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为他们的生存哲学。
东汉安帝时樊丰一伙宦官击败太尉杨震，用的就是先发制人这一招。当时樊丰一伙煽动皇帝大兴土木，给乳母王圣建造宅舍，他们借机挥霍，自造园舍坟冢，甚至捏造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工匠材木，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河间县布衣赵腾诣阙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宦官们害怕他揭自己的短处，怂恿安帝说：“小民无知，谤讪朝廷。”安帝动怒，逮捕赵腾，判以讪上不道之罪，当即处死。太尉杨震气不过，上书替赵腾鸣不平，双方由此结怨。后来安帝东巡，杨震留守京师，他手下有个得力助手高舒，心领神会杨震之意，便联合大匠令史等官员，日夜查访，仔细考核，获得樊丰等前时捏造伪诏的实据，呈报杨震。杨震手握实证，只等皇帝回京，奏报除奸。樊丰等人得知这个消息，恐慌万分，朝夕密谋对策，最后竟“先发制人”，率先对杨震下了手。
安帝东巡回京，一到都门，就被樊丰一伙迎住，他们诈言星变逆行，还宫有险，应择吉日入宫，留请安帝先至太学，暂且休息。樊丰等人待安帝歇息已足爽心快意之时，就诬称杨震专权自任，袒护小民赵腾不成，心怀怨怒，伺机谋逆，故天象星变示警，请先收杨震，方能回宫。安帝先是不信，但却抵不住这伙宦官百般进言，于是连夜派人收缴太尉印绶，罢去杨震的太尉官职。杨震自知已被宦官抢先一步，无奈只好归府。哪知樊丰等人又诬奏他不服罪名，仍怀怨望，以图报复。于是安帝大怒，遣杨震回归故里。杨震即刻收拾起行，至郊外夕阳亭，心想此行一定凶多吉少，于是饮鸩而亡。宦官们恶人先告状，就这样轻而易举达到了目的。
明代刘瑾也曾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对付大臣的攻击，最终挽回败局。他投皇帝所好，讨得武宗欢心，便勾结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曾侍奉过太子而得武宗宠幸的太监，结为“八虎”集团。他违抗孝宗遗言，不仅不罢提督军营的监枪太监和各城门监局，还告诉武宗镇守太监是个肥缺，司礼监由此捞过不少好处。所以他挑唆武宗撤回各处镇守内臣，委以他人，条件是这些人各自给皇帝上贡一二万两银子。他还奏设皇庄30余处敛财，供武宗挥霍。一时间闹得京师民情汹汹，朝廷大臣对刘瑾所为都极为愤慨，纷纷上书揭露刘瑾罪恶。五官监侯杨源更以星象有变来警告武宗，使皇帝也大受震惊。恰在这时，大学士刘健、谢延等连连上疏，请武宗勤政讲学，整肃纲纪，处死刘瑾。户部尚书韩文也率众上疏，请求处死刘瑾。武宗舍不得对刘瑾下手，又怕激怒托孤老臣及满朝文武，便派司礼太监王岳到内阁与大臣商议，准备把刘瑾遣送回南京。但大臣坚持处死刘瑾，致使商议三起三落，没有结果。当时正直的宦官王岳、范亨、徐智等也很憎恨“八虎”，而支持阁臣意见，所以刘健又约韩文及朝中主要大臣准备次日早朝面劝皇帝。果能如此，刘瑾之势必败无疑。谁知心怀二意的吏部尚书焦芳把大臣之意密告刘瑾，刘瑾听后甚是恐慌，决计先发制人。
他连夜领着马永成等围在武宗面前痛哭求饶，武宗不答应便不起来，并伺机挑拨说：“您信任的王岳也勾结阁臣来限制陛下行动，迷惑陛下耳目，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才不遗余力排挤我等。”还假惺惺地抱怨说：“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得力人手中，这些文官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妄为，要挟皇上。”又是挑唆，又是抱怨，加上眼泪，于是惹得武宗顿起怜意，迁怒王岳等人。武宗当即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王岳等人，即刻发配南京。次日清早，大臣们早朝，闻知事态剧变，形势逆转，个个目瞪口呆。刘健等纷纷辞职，武宗挽留了李东阳又派人追杀王岳、范亨等，刘瑾则反败为胜，坐享升迁了。
很显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全因宦官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故而刘瑾能在大臣归府，夜阑人静之时，争得时机，巧言惑主，最终扭转局势，转危为安。可见在对付文武大臣方面，力下先手、先发制人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与外戚周旋：1。巧用乳母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朝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欠缺，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这样做往往十分奏效。一方面皇帝乳母对皇帝有哺育之恩，这就使她在朝中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所谓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另一方面皇帝乳母又与宦官有着近似的奴仆地位，因此宦官与皇帝乳母容易结为联盟，以共同对付外戚争权。
东汉的江京、李闺就是用这种办法推倒邓氏外戚势力的。和帝早逝，幼子刘隆才满百日，便继位为殇帝。邓太后和兄长邓骘执政。不到一年殇帝夭折，再立13岁的清河王子刘祜为安帝。邓太后及外戚仍然把持朝政，这就严重压抑了早在和帝时就已抬头参预朝政的宦官集团势力，因而深为宦官所忌恨。尤其是江京、李闺二人，他们虽然只做个小黄门之职，却野心勃勃，想往上爬，所以感到自己处处受外戚压抑，完全不能肆意。后来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他们觉得出头之日已到，便依靠安帝打击外戚。他们首先与安帝的乳母勾结起来，指使那些曾受邓太后责罚生怨的女侍宫人，与安帝乳母王圣轮番在安帝前揭邓氏的短处，抱怨邓骘不肯归政安帝，说得安帝心生不快。之后，他们又抓住皇帝最忌讳最敏感的废立之事旧事重提，陷害邓氏外戚。原来安帝少时号称聪慧，但因他年岁渐长以后，喜欢结交群小，失德劣迹很多，一度曾引起邓太后嫌厌。当时安帝之兄平原王刘胜多病无子，死后无嗣，邓太后便令和帝长兄千乘王刘伉之孙刘得过继为嗣，封刘得之父为乐安王，刘得过继给刘胜，袭封平原王。不久刘得病逝，也没儿子，太后再命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翼袭承平原王。刘翼长得很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深得太后宠爱，留住京师。安帝被太后嫌厌，乳母王圣对此很是忧虑，常常担心太后废安帝而立刘翼，因此常与江京、李闺伺察太后脸色意图，随时报知安帝。为了讨安帝欢心，话语中免不得常常添枝加叶、危言耸听，嘱安帝预先加以提防。安帝以为王圣等人忠诚可靠，便引为心腹，暗中却怨太后寡恩。此时安帝亲政，这些往日旧事本来早已抛置脑后，不料被这些人旧话重提，一时惹得安帝对邓氏再起恼恨。王圣、江京、李闺又从旁煽动造谣，说邓悝、邓弘、邓阊曾跟随尚书邓访参预过调查安帝行迹，谋立平原王的事，这更使安帝大为震惊。于是安帝暗中嘱令官吏弹劾邓氏兄弟此前图谋废立之事，罪坐大逆。安帝得奏，当朝诵读，立刻下诏书废去邓弘子西平侯邓广德、都乡侯邓甫德、邓京子阳安侯邓珍、邓悝子叶侯邓广宗、邓阊子西华侯邓忠等侯爵，邓氏子弟一时全部废为庶人。大将军邓骘本应连坐，因前时未曾与谋，徙封罗侯，遣令归国，宗族一体免官，勒令回归原籍，抄没邓骘等资财田宅。同时又把尚书邓访充戍边军，妻子家人等移至远方，而郡县官吏仰承上意，迫令邓广宗、邓忠自尽而死。邓骘见族人被诬，无从诉冤，又听说宦官江京、李闺联合王圣等从中陷害，料知将来一定凶多吉少，一时忧愤，不饮不食。儿子邓凤见父亲忧愤绝食，也即断食，父子二人一同毙命。同族兄弟邓豹、邓遵也害怕连坐，服毒而死。
邓氏外戚被一网打尽，而宦官李闺却功封雍乡侯，江京封都乡侯，各自食邑300户，居住宫中并迁升中常侍。至此巧用皇帝乳母之术已大见成效。这一招之所以如此灵验，关键在于江京等人利用了皇帝乳母与皇帝间的感情关系，以皇帝乳母的前台表演掩盖宦官们幕后对政敌的真正陷害。乳母的亲情关怀与忠信赤诚比其他人更使皇帝免生疑心，但最终实现的却是宦官借刀杀人的意图。
与外戚周旋：2。利用制度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百官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相互掣肘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如前面所谓“巧用乳母”者，同时他们也偶尔扮演正面形象，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宋代历史上有几个著名外戚，郑居中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宋徽宗郑皇后同宗从兄，也曾进士及第。因为有郑皇后这层关系，郑居中连连升迁，仕途极为顺利，他先后担任直学士院给事中、翰林学士等重要职务，并在大观元年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段时间，太师蔡京因星变被罢官。事后宋徽宗又想恢复蔡京的官职，郑居中了解到宋徽宗的这一意图后，立即上疏称颂蔡京当政期间所谓“建学校，兴礼乐”之类的功绩。由此，蔡京得以复职。蔡京复职后，为了报答郑居中的恩情，就上疏徽宗，建议郑居中出任枢密院长官。问题就出在这关口上，这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黄经臣，此人曾是郑皇后的亲信，他见这时郑皇后已经对她这位从兄不太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有宋一代一直保持外戚不得专权的传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元的经济状况》中说宋代“要想与皇室联姻从而平起平坐，那是不许可的。”所谓不许可，是当时体制使然。《宋史·外戚传序》也说宋代“终无外家干政之患。”所以，当大家都明白外戚握重权在宋代为制度所不允许时，黄经臣的反对意见就越发显得冠冕堂皇了。他不顾一切，当着皇帝的面竭力反对蔡京的建议。宋徽宗没办法不同意黄经臣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是有制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