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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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伙打出了“排炮”：“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考验的老革命家！然而，谭震林、李先念说的没有一点夸张。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看到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余秋里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整成这样，双眼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杂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红旗》杂志13期社论是指1966年10月1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大批老干部就在全国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喧嚣中被打倒。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起来批评那些拍案而起、奋起抗争的老同志，没有制止他们的发言，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当年参加会议的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 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说周恩来支持“大闹怀仁堂”，是从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中提取的历史结论。如果不具体深入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仅停留于简单的结论表述，就有可能、也难免使后来人对周恩来当时没有像几位副总理和老帅那样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感到遗憾，甚至难以理解。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所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思想和感情上来说，周恩来与这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相通的。实际上，当出于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为一场社会大动乱后，周恩来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同大批老干部相同目的的抗争。这种抗争，举不胜举，这里仅举一件事实。
就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不到2个小时，周恩来连续接见两批群众组织代表，对中央文革一伙操纵造反派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径发出了怒吼。
晚上9时半，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说：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有人冲军区大院，贵州有人还要缴军区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进驻了军区大楼；北京冲三座门，抄了萧华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辩论，这样完全是对解放军不信任。我们在去年二三月份做梦也没有梦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那些口号是不是合适，什么砸烂�讇坠吠罚陆踔劣腥撕耪俳夥啪倨鹎估矗馑登岬闶翘煺？，说重点是误入歧途了。如果外敌入侵，冲锋陷阵的还是几百万解放军和几十年的老干部。军队搞乱了，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怎么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次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撤掉呢？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老干部都打倒，我们都靠边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你们，你们能承担得起吗？如果让你们这样做，我就要犯罪。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不能这样无休止的搞下去了。对外经委的方毅同志入过狱，中央审查过没有问题，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斗了一个多月。对干部一斗就是几十天，张霖之死了，他被捕过，煤炭部造反派、矿业学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斗了四十多天，他是怎么死的我还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抓走，这样搞怎么行？必须把抓走的人交出来。我们感到，你们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战友，你们不感到我感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一向反对。现在这样的斗争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并把照片登报纸、传单，给外国记者。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就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了操纵造反派“砸烂”财政部党组，要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财政部副部长�讇讇住？可以说，周恩来的上述言论和行动，其精神实质与“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言行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表现方式上不一样。
以上是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所持态度的心理内涵的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从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上考虑，周恩来根据自己对情况和局势的了解与分析，他又不希望这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生这样面对面的斗争。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同中央文革一伙的矛盾与斗争，既是尖锐的，然而又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复杂性就在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严重失误与林彪、中央文革一伙肆虐横行的错综关系。
中央文革，这一极左的历史怪胎，大唱“革命”高调，擅玩阴谋诡计。他们迎合和利用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决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骗取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毛泽东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江青一伙表面上十二万分地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们不是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要真乱，越乱越好，最终目的是在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但是，毕竟在“天下大乱”这一阶段，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拍上了毛泽东的思想节奏。
因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的某些“大乱”活动，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认可和支持。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正是以此为“尚方宝剑”，有恃无恐。谁要反对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以至于“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成了当时的一条重要“刑律”。
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过中央文革的有些做法，也批评过江青、陈伯达打击老干部，但并不意味他否定中央文革。
相反，在毛泽东看来，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是积极的，倒是在老干部的思想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
而毛泽东的性格是，对他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他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
因此，对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毛泽东有时支持，有时非但不支持，而且还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压制。
在2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表示过，要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 在这样的情形下，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批评“文化大革命”，导致毛泽东的不满且不说，更不利的是会给随时都想置老干部于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泽东面前挑拨是非，并借机打倒老干部的口实和把柄。如果这样，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手中，他们更加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到那个时候，代表党内正义力量的老干部想与他们作斗争，也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来，也失去了合法的斗争权力。
像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徐向前、余秋里等，是周恩来在动乱中与中央文革一伙周旋、斗争，维系党和国家工作基本运转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来就是担心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因一时不慎，被中央文革一伙抓住把柄借机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只能孤军奋战。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正是基于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冷静分析和估量，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着想，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着想，以超群的胆识和智谋，选择了一种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艰苦多少倍的迂回的、曲折的、韧性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斗争方式。同时，他也希望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也能够采取这种斗争方式，以保存足够的力量，与林彪、江青一伙抗衡，以便共同支撑这个危局。
周恩来的许多举动都表明了他的这一良苦用心。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在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后不久，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伯达、江青同志并文革小组各同志：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