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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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倭寇大股部队侵犯浙江台州一带，而此时戚继光率军正在宁海。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心想终于有机会能和倭寇决战并消灭其大部队了。他立即上马，手持令旗坚定地向前一挥，说道：“全军启程，向台州急行前进，违令者斩。”军令如山倒，这支部队昼夜行进，当军队赶到台州城时，围城的倭寇头目还洋洋得意地想这次避开了戚继光，台州唾手可得呢。
拂晓时分，台州城城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悄无声息地从城中出来，此时城外的倭寇大营还在睡梦之中。
突然，一杆绣着斗大“戚”字的大旗在队伍中醒目地树起，随即一个声音响彻全军：“布好鸳鸯阵，向敌人进攻。”。
从天而降的戚家军将倭寇吓呆了，等他们稍清醒时，鸳鸯阵已经攻到了大营。由于敌军的惊慌，也由于平时戚家军训练有素，倭寇被包围在大阵中逃不出去了。
此时戚继光亲自在阵后擂鼓助威，“咚咚”的战鼓声更使戚家军力量倍增，每一个小鸳鸯阵进退自如，队长在前指挥开路，藤牌兵掩护全队，狼筅兵横冲直撞锐不可当，长枪兵短刀兵配合默契，倭寇被打得“哇哇”怪叫，四处逃窜。戚家军紧追不放，直杀到澄江江边。这次战斗共打死倭寇几百人，还有许多倭寇被烧死、淹死。
台州大捷后，倭寇的气焰被打消许多，同时“戚家军”的名声响彻整个浙江，倭寇一听“戚家军”这三个字就十分害怕。这次战斗后戚家军由3000人发展到6000人，战斗力更强了。
第二年秋，倭寇又想侵扰我东南沿海。但他们知道浙江有戚继光不好对付，于是在福建沿海骚扰，攻占了宁德城。这一来嘉靖皇帝又着急了，赶忙把戚继光又从浙江调到福建。
戚继光对倭寇的不断骚扰也十分费心思，他想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倭寇来了打，一打他就走，总是击不中要害。就像打蛇要打它的七寸，要消灭倭寇也要消灭他的巢穴，这样才能永保东南沿海平安无事。戚继光到福建后就向各方面打听，不论男女老幼，不管是做什么的，只要有消息就听取并且给报信人奖赏，终于戚继光知道了倭寇的巢穴是在宁德城外数十里的横屿岛。这个岛是海上一座孤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倭寇在岛上积放财物，也将这个岛当作根据地养精蓄锐。
戚继光这一日察看了横屿岛地形后，深深感到的确不好攻打。晚上他召集所有将领、参谋在大帐内讨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热烈，但是只有打胜仗的信心却没有什么实际有效的办法。
这一夜戚继光苦思冥想，逐渐地一个想法在他脑中形成。虽说横屿岛在海中，四面环水，但在退潮时就是一片淤泥与陆地相连，倭寇也经常在退潮时攻上岸，在涨潮时退回岛。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退潮时攻入横屿岛呢？想到这儿，戚继光十分兴奋，索性不躺了，披上衣服在桌前坐下继续思考。
用什么方法可以迅速通过淤泥攻上岛呢？而且一定要保证迅速消灭敌人，才不会在涨潮时被切断退路。
“有了，可以用稻草铺路，再搭上木板……”戚继光忽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喜不自禁叫出声来。此时天已蒙蒙亮了，一夜未睡但他仍是精神百倍，随即他披挂整齐升帐点兵。
当戚继光把他的主意给部将说明后，顿时众将发出一片赞美声，都说还是大将军有办法，对此戚继光只是微微一笑，随即正色传令。他将戚家军分为两路进攻横屿岛，一路由侧面进攻争取在岛中放起大火扰乱敌人，另一路由他亲自率领从正面进攻。每个士兵都准备稻草和木板，只等当天一退潮露出淤泥，立刻铺上稻草，在稻草上再放木板，这样大军就可通过木板顺利地攻上横屿岛。
这一天退潮后，士兵在岸上已能清楚地看到横屿岛，马上开始铺稻草木板。岛上的倭寇发现了这条大蛇似的木板路，十分害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戚家军攻上岛，几千个倭寇立刻和冲上来的戚家军顽固拼杀，战斗十分激烈。戚继光此时又为战士助威，岛上喊杀声、兵器相憧声、战鼓声响成一片，打得难分难解。
这时，另一路戚家军却已悄悄地上了横屿岛。倭寇以为只有一支戚家军攻上岛，因此只在正面抵抗，忽视了侧面的防守。等到岛上放起大火，那一路戚家军从后面杀上来时，倭寇们可傻了眼，再也无心抵抗了，岛上到处是倭寇的尸体。这一仗戚家军大获全胜，完全捣毁了倭寇的巢穴。
自此以后，倭寇可是吓破了胆，他们也被分隔开来，无法再联合，对百姓的侵扰减轻了。但是威继光仍不满足，他恨倭寇危害我国人民，他要将倭寇消灭干净，永远消除这个祸害。
这时在浙江、福建还有一支俞大猷率领的抗倭军队，于是戚家军和俞大猷军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倭寇。经过三年时间，戚家军和俞家军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将倭寇不是消灭就是将他们赶回老家。到这个时候，东南沿海的人民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也永远记着戚继光的功绩，称颂他是一位抗倭名将。
55。一条鞭法改革
一条鞭法，产生在明朝的嘉靖年间。1581年万历9年通行全国，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项主要赋役制度。
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那些善于隐产瞒丁的富户，和享有优免权的权贵，“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贫苦农民往往产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统治者在田赋以外加派的贡品，对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数不胜数。这样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庆年间，可收租赋的田地日渐减少。1571年隆庆5年的征赋地比1393年洪武26年减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当严重，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
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
1539年嘉靖18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易知而不繁，就像网之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一种伙收分解的办法。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1581年万历9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全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
一条鞭法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改革。力役从按户丁签派，改为赋役合一，一律按亩征收银两，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这无异于从实际上取消了力役，从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雇工的谋生活动。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56。百年之争
明朝末年，以皇帝、太监、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已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最反动的集团。另一部分中下级官员、中小地主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受到排斥，他们看到当时政治腐败，将要导致明朝的灭亡。为了改革弊政，缓和矛盾，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和大地主集团进行了斗争。这个大地主集团，后来被称为阉党，反对阉党的人被称为“东林党”。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和神宗意见相忤，被革职，回到家乡江苏无锡，和原任行人高攀龙、御史钱一本、太仆少卿史孟麟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顾宪成认为士大夫要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他们在讲学中，往往议论朝政，抨击一些失职的大官僚和为非作歹的太监等，因此得到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等的拥护，也得到朝中一些正直官员如吏部郎中赵南星等人的支持。他们互通声气，志同道合，使东林书院成为一个社会舆论的中心。东林党就是由于东林书院而得名的。
“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综括起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主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皇后无子，王贵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是长子。按照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应立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宠爱郑贵妃，想立常洵为太子。许多朝臣争请立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本”。
之争。围绕这个问题，又产生了所谓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等。拥立常洛为帝的朝臣最后虽然胜利，但光宗即位后不久就病死了，使他们又失去了靠山。后来阉党把由于拥立常洛而产生的这些斗争，算作“东林党”的一项罪名。
2。主张重用李三才李三才，顺天通州人，从户部主事，历官至户部尚书。在他任右金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期间，主张改革弊政，停征商税，反对矿监、税使，并且惩治了税使陈增部下的程守训。
他还修治河道，发放赈粮，是一个有才能、得民心的官员。顾宪成等和他友好，曾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推荐李三才为人廉直，应入阁为相。但忌妒他的人很多，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攻击他曾私用皇木、营建私第，因此落职为民。“东林党”人想任用贤能，澄清吏治的主张也破产了。
3。反对横征暴敛东林党主张减轻人民负担，主张“惠商”，简化征税手续，减少滥征滥派，减轻江南织造的供应，减轻人民负担最重的“解役”等。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民的最低生活生产条件，以便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收入。但是，就是这样的建议也没有被皇室大地主集团所接受。
4。反对太监为非作歹熹宗天启时公元1621～1627，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愈来愈激烈了。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反对“东林党”的人暂时销声匿迹。他们幻想能够依靠皇帝和几个贤能的官员，对为非作歹的太监加以约束，就能改良政治、安定民生。但是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继续进行勾结，保持他们的腐朽统治。太监魏忠贤纠合了“东林党”以外的浙、齐、楚等党派中的一些大官僚，互相勾结，对“东林党”人进行迫害。他们编制了东林《同志录》、《点将录》等，把他们想要打击的人编入册内，又将东林党人加以《水浒》中为他们所蔑视的农民起义领袖的绰号，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神机军师顾大章等，制造压制他们的舆论。
1624年天启四年4月，阉党给事中傅堪开始向东林党人开刀，奏劾和逮捕了与东林党人关系较密的汪文言。阉党叫汪文言诬陷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汪文言不屈，被击毙狱中。
同年6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罪状，其中有：1。自行拟旨，擅权乱政；2。斥逐直臣，重用私党；3。亲属滥加恩荫，甚至小孩子也做了高官；4。利用东厂特务机关，陷害好人；5。穷奢极侈，生活腐化等。左金都御史左光斗也写成了奏劾魏忠贤的奏疏，魏忠贤听说了，不等他奏上，就把他削籍为民。
给事中魏大中也与同官奏劾魏忠贤擅权结党，孤立皇帝。接着上疏弹劾魏忠贤的还有黄尊素、袁化中、李应升、周宗建、万燝等70余人。
这一年，又发生了两淮巡盐御史崔呈秀贪污受贿的事。左都御史高攀龙揭发此事，吏部尚书赵南星奏请将崔呈秀遣戍。崔呈秀连夜跑到魏忠贤的家中，叩头哀告说：“高攀龙、赵南星都是东林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