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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

梦还楚留香-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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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日:“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当然,两种看法孰是孰非,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随着人们掌握的史料不断增多,相信最终会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还有一些资料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永乐一朝;成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征战的;而成祖不在的时候都是朱高炽在监国的。之所以朱高炽留在后方监国其原因是因为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 他登上皇位也是不容易的;皇二子朱高煦与成祖有几分相像,长年跟随成祖在外;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汉族的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制度在某种程度制约着帝王。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因此他于公元1404年被立为太子。


     《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万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可谓善!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明惠帝朱允?(1377年12月5日-?)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时驸马都尉梅殷在军中,从黄彦清之议,为发丧,追谥孝愍皇帝,庙号神宗,壬午以后谥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与显皇帝庙号复,改上庙号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号而称建文帝。

 

      朱允?是懿文太子朱标第二子,但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早故,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就视朱允?为嫡长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死,朱允?被立为皇太孙,由于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所近之人多怀理想主义,性情因此与其父同样温文儒雅,即长皆以宽大著称。朱允?为皇太孙时,曾向太祖请求修改《大明律》,他参考《礼经》及历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条过份严苛的条文,深得人心。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去世,死前密命驸马梅殷辅佐新君,朱允?在同月(6月30日)即位,定次年(从1399年2月6日开始)为建文元年。惠帝在六月晋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七月召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1'在国事上倚重三人。惠帝的年号建文有别于其祖父的洪武,他不想仿效祖父以严刑峻法治国,即位后改行宽政,《明史?刑法二》记载“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囚犯人数减至洪武时期的三成左右。

 

      明太祖为巩固皇室,大封宗室为藩王,各拥私人护卫军队。对惠帝来说,诸藩王大多为其叔辈,且在封地掌握兵权,心中由是不安。惠帝为皇太孙时曾问黄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子澄回答说诸王军力不足以抗衡朝廷。惠帝即位后,下令各王国的地方文武官员听朝廷节制,采取削藩政策,先后废黜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及岷王。在部署对付年龄最长、军功最多、武力最强大的燕王朱棣时,由于惠帝身边的谋士多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以致打草惊蛇,引发了燕王先发制人的念头。朱棣在权衡利害之后,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封地北平起兵反叛。他以“靖难”为名,向京师进军。

 

      尽管朝廷的兵力远胜燕王,由于惠帝下令“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必须活捉燕王,这样便掣肘了中央军。加上以前太祖滥杀功臣名将,以致朝廷缺乏将才可用,而燕王曾随功臣出征,有雄才、善用兵,将士用命,因此中央军屡为燕军所突破。建文四年(1402年)四月,中央军主力在淮北惨败,燕军乘胜渡过淮河及长江。这时有人劝惠帝离开京城,方孝孺力请惠帝留下等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从金川门攻入京师应天府,惠帝在宫中举火,皇后自焚死,惠帝本人及其太子朱文奎则‘不知所终’,至今其下落仍是未定论的历史之谜。朱棣入京后,先捕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及大批忠于惠帝的官员,后方称帝。

 

      后人普遍对惠帝朱允?抱持同情态度,终明一朝,朱允?始终为百姓所念念不忘。

洪武年间,经过太祖朱元璋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 ,史称“建文新政”。 


      太祖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 ,而武将得封公侯者多,称王者也不少。这种局面下,文官在议论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

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洪武十七年(1384 )应天府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会试第一,与齐泰同榜。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
 
   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三十七) '本章字数:3002 最新更新时间:2010…08…27 10:00:00。0'
 
 据说后来成祖入南京继帝位时,怪僧姚广孝怕成祖杀他,为之求情,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的情况,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宽刑省狱。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他认为:“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因而,屡兴大狱,杀的人很多;还使用了许多恐怖的刑罚,如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等,因此有获罪的大臣跪求“臣罪当诛,谢主隆恩”,比较起来,能被砍头也成了幸运的事。


      建文帝在当皇太孙时就已经意识到太祖用刑过猛,因此登基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在做皇太孙时就向祖父请求更定《大明律》。他以《大明律》与历朝法律作比较,认为《大明律》用刑过重,改正了其中量刑较重的部分律法。其父朱标生前曾练习处理国事,以宽大为怀。朱标死,太祖也叫朱允?断刑狱之事,朱允?一如其父风格。那时,他就获得了广泛的称誉。如今即位,他要全面改正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和谐的宽政。建文帝即位仅一个多月,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洪武朝减少了三分之二。建文帝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对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的一种调整,也反映了建文帝与太祖执政风格的迥异。


      减轻赋税。建文元年(1399)正月,建文帝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初以来,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显重于其他地方,这是因为朱元璋憎恨江浙地区的缙绅当年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惩治措施。另外,朱元璋特意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偏袒家乡。建文帝则认为江浙重赋只是用惩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既然田赋减轻了,浙东人自然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僧道每人占田不得超过5亩,多余的要退官,分给农民。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崇古情结,言必称三代,似乎那时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时的社会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实,且不说井田制是否真正的执行过还有争论,即使有过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锐意削藩。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次共封 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 ”,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 。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多次上疏太祖。朱元璋不允许有人要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建文帝知道,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是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多是自己的叔叔,正挟重兵虎视眈眈,未必会把自己放在眼中。他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只有燕王和他在的场合,燕王以手拍他的后背,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不意儿乃有今日!”这情景恰巧被太祖朱元璋看见了,责问朱棣怎敢如此无礼。建文帝急忙为朱棣开脱,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宗藩问题了。

 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藩,当时的藩王多是朱允?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藩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对建文帝造成严重威胁。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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