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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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根本不可能取胜的拼字游戏），实验者说出一些挑斗性的词，如“骗子”，“同性恋”等时受试者手指的颤抖，还有投影测试。在投影测试中，TAT法是最说明问题的一种。
实施默里和摩根于1935年为研究该项目而开发的TAT法时，测试者让受试者看19张黑白图片，图片里在进行什么事情或者为什么进行什么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但要求他为每张图片编一个故事出来，每个故事花约5分钟的时间，可以任由想象力自由发挥。对这些故事进行的心理学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由项目研究小组编制的、由35条性格“需要”或者动机而组成的单子，其中有获取成就的需要，自制的需要，还有秩序的需要和成为别人的救星的需要。
默里和摩根在一项描述他们的TAT开发的报告中，印了好几张图片作为样板。在一张图片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向着左边的侧影，在她的旁边近靠观察者的地方，有一位穿戴整齐的年轻男人稍稍背对着她，他的头稍稍有些下垂，脸上略有皱眉的表情。（只有靠这些描述了，该测式法目前的出版人不允许复制这些图片。）默里和摩根说，下面这个故事，是一位受试者根据这幅图片编的：
母亲和孩子幸福地生活着。她没有丈夫。她的儿子是她惟一的支持。可这个孩子交上了坏朋友，并作为从犯参与了集体抢劫活动。他被发现了，并判了5年监禁。该图片表现他与母亲告别的场景。母亲很伤心，为他感到羞耻。孩子也感到非常羞耻。他因为自己给母亲造成的伤害而担心，担心的程度超过了他对自己要进监狱的担心。
这孩子（故事还在继续）因为表现好而出狱了，可他母亲已经去世，他堕入了爱河可又回到了犯罪的行列，他又回到监狱里去了，他出狱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位老人，他的余生在忏悔与潦倒中度过。
默里和摩根解释这个故事时说，它表明讲故事者感觉到了外部的坏影响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的控制，它还显示出了好几种深层的需要，其中有（对其母亲的）供养，获取金钱和自我贬低。默里和摩根说，这个例子说明了TAT的特别价值：
本测试所依据的事实世所公认：当一个人解释一个含义模糊的社会情境时，他很容易像他所关注的现象一样暴露出他自己的性格来。他完全倾心于解释那个客观的现象，变得非常天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别人正在仔细地看他，这样一来，他也就变得毫无戒备，没有平日那么有警惕性……受试者暴露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幻想而丝毫没有察觉。
尽管TAT法有其价值，可用起来还是相当麻烦，一些人讲出长篇大论的一系列故事来，得出了大量的信息，可另一些人又无话可说，什么信息也没有。尽管如此，它证明还是一种可靠也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检测性格特征，而且证明还据有预测的威力。1952年参加了TAT测试的57位哈佛毕业生，在他们到了30左右的年龄时，又对他们进行了事隔15年后的研究。在1952年的测试中显示出有较高的私密动机的人，他们在婚姻、工作和其它有相互关系的领域里适应的程度也高得多。TAT已经使用好多年了，虽然没有罗斯察氏的测试法使用频率高，而且也引发了许多类似的测试。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有大量的投影测试法产生出来，许多目前还在使用中。它们包括布莱基法，这是一套有关一只小狗的图片故事（小孩子为每一张图片编一个故事）；有词汇联想法（在一些测试中，受试者在听到或者读到一个词时，把来到脑海里的第一个词提出来，在另外一些测试中，受试者用给定的词造一个句子），完成句子法（“但愿我母亲……”，“最烦我的一件事是……”等等），有图画测试法（有一种是这样的，受试者被要求画一座房子，一棵树，还有一个人。图画用心理动力学进行分析，例如，一棵死树，暗示情感空洞，树叶很多的表示活力，尖尖的树暗示攻击性。）
行为取样或者操行测试：在这类的评估中，一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家在特定情形下观察某人，并检测或给他或她的行为定级。观察者通过单向镜观察孩子们在教室里一起完成某个项目，玩耍或者面对一个设计好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如从隔壁教室里传来的呼救声。或者，这位看不见的观察者也可以看着一组人在特定的情境下的表现，如在试图解决某个需要合作的问题时。
在另一种形式的操作测试中，心理学家与某人面对面，让他或者她进入一个很麻烦或者很压抑的情境里，再按他最终的行为来定级。第二次大战中，空军飞行员候选人培训就经过了一组测试，其中一个是，受试者要在一根管子里面捏住一根很细的金属棒（只要一碰上管子，灯就亮一次），而进行测试的人会说一些令人不快或者吓唬人的话，甚或突然在他旁边大吼一声。
也是在二战期间，战略服务处选拔秘密服务人员到一个与外面隔绝的地方经过三天的连续考试。除了接受常规的面试和完成问卷以外，这些人还要面对一系列困难的任务：在没有任何适当说明材料的情况下搭一座军营，攀登一堵高墙，趟过一条溪流，抵抗酒精的作用保持清醒头脑。心理学家们给他们的领导能力、抵抗压力和挫折的能力等等定级。这些方法听起来很不错，可是，小组的成员们在最后的报告中都承认，他们几乎没有收到海外回来的反馈，因此也丝毫不清楚他们自己的评估倒底有多么准确，多么有用处。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测试个人性格的办法，这种方法造价太高，很难实施，对于普通用途来说要求也太高。（贝克莱性格评估及研究所最初的宗旨是要进一步开发并测试战略服务处的评估方法。这个目标后来被放弃了。）
还设计了更为实际的一些操作测试法，可是，由于大部分都要求每位受试者都有一个测试人，而且许多测试还必须在实验室里进行，这也不适应学校、工厂、临床和机构以及军队当中的大型性格测试应用。有几个例子列在这里：
——受试者得通过四道印制的迷宫，每道只花15秒的时间，不能让铅笔轨迹碰到迷宫的边缘。如果成功，就说明该人有决断力。
——受试者按正常方法大声地念一篇故事，然后倒过来念；所费时间的差距越大，受试者比较僵硬和不灵活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组受试者参加一个对某个有争议话题的态度测试，每个人都私下里被告知他或者她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出于测试的目的，这不一定就是事实。）再过一会儿之后，受试者再接受测试，一个人对其声明的态度改变的程度，被用来检测他或者她对于求同压力或者按某些说法是对于适应性压力的抵抗能力。
——受试者坐在椅子里等待一件计划好的事情发生，可这件事情被推迟了。可他或者她又不知道，这椅子就成了一个“小动作计”，把所有的动作都记录下来，那些动得很多的人被认为是很紧张或者很容易受挫折的人。
这只取了很少的一批式样。想拿学位的研究生或者寻找某种好销的产品的心理学家们还编制了数以百计的其它情境。他们在开发这样一些产品时也许还有一些非物质主义的动机在里面：为了让结果值得人信赖，这些测试的真正目的还不能让受试者知道，因此，编制这样一个测试题还有某种玩游戏或者设计出一种可操作的玩笑的意味。也许情况是这样的，设计了这样一些评估办法的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乱中求序
在性格研究历史的早期就已经很明显了，关于特征而收集到的大量数据都只是些原始材料。有关一个人的一套杂乱的特征分数，并不能合起来形成关于这个他或者她的性格的整体图象，而且，从大量受试者的样品当中得出的分数编辑起来（奇*书*网^。^整*理*提*供），并不能给整体意义上的性格提出什么新见解。
奥尔波特指出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我们在性格和动机当中所寻找的一些单位是些相当复杂的结构而不是基本分子单元。”可是，特征检测是分子式的，而且，还不能明确地看出，按照比如由M M PI所产生的26种特征分数得出的一大堆发现，怎样就能看到一个结构，可以从一组不同测试法当中收集到的成百种分数更不能做到这一点。
好几位心理学家提议，要从混乱当中求得秩序，即把一些联合特征合并成更大一些的趋向或者共存特征如“总体动作”，“幸福感”及“情感稳定性”，或者变成心理动力学上的共存特征如进攻性及口唇或者肛门趋向。其它一些人建议把性格特征归类为双模式的范围或者类型，如荣格把人群分成外向及内向两类。
可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笼统词。研究者们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特征是以非常清晰的、可辨识的串连贯起来的。而一种把这个证据收集起来的办法是存在的。高尔顿曾找到了相互关系分析法，即是一种检测互变量的统计学上的步骤（一种变量发生变化的程度，如某种特征，在另一个特征或者变量发生变化时会随之发生变化）。接着，英国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又设计出了最为复杂的方法，叫做因素分析，它是要同时检测一整个变量组中各个变量的相互关系——这正好是让特征数据产生意义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方法很复杂，但其基本概念却非常简单。如果一组特征都共同变化——也即是说，在任何特征里面，如果一个较高或者较低的分数都伴有另一些特征的分数也变高或者变低——那就有理由假定，它们一定受到某种起总体作用的普通倾向或者因素的影响。
在40年代，一位德裔英国人名汉斯·艾森克的（1916－）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把因素分析应用到性格分析中去的复杂工作。汉斯是德国人，但不是犹太人，他在德国沦于纳粹统治之下以后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成为一名英国公民。艾森克采纳了荣格的两分原型，他假定，若干特征，如死板和害羞，会在一些内向的人身上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而相反的一些特征却会在外向的人身上产生相互作用。对此，他又增加了两种他自己的两分法原型，即神经质的尺度，一个极端是高度稳定的性格，另一个极端是极为不稳定的性格，在这里，他又期望一些特征会出现彼此相关联的情况。
他用按照M M PI和他自己设计的一套性格测试法得出的特征数据，把自己的假设应用到统计学测试当中去，结果发现这些假设是正确的：在他认为内向者和外向者身上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征当中，的确存在一些相互联动的关系，在有神经毛病和正常人之间他认为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征之中，的确也存在可比较的相互联动关系。当他把这四种因素列出来的时候，他发现它们与加伦在古代发明的体液理论的四素质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向喜欢唱反腔的艾森克，对这种巧合这次却异乎寻常地小心：
一头钻入故纸堆里去寻找想要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在拿现代的话去解释古代的术语时。可是，在早期的思想家与更现代的一些（由其它人和艾森克自己所做的）工作当中，好像的确存在某些类同之处。
提出了这份警告之后，他画了下面这张图：
尽管这种巧合令人激动，可大多数的M M PI使用者都发现艾森克四重原型太过抽象了，他们希望从测试结果得出的分数里抽取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诊断办法来。这些诊断法终于通过一位在英国出生的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1905－）几十年不缀的努力，以不同的因素分析法实现了。卡特尔比艾森克更为小心谨慎，也更讲究方法。他没有像艾森克一样以一个假设的结论作为开头，而是让因素分析法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在大量变量当中计算其相互联动，把那些明显显示出相互联动关系的东西列成表，再给它们编上因素名。这是一件繁重的活，哪怕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亦是如此。比如，要把一百种变量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计算出来，人们得计算4950种关系。
这只是卡特尔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个例子。在早期的一个阶段，他发现，承认一个常现错误的强烈倾向同时伴有同意的强烈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都与情绪化、对可厌恶事物的敏感性、重大的严重问题和其它一些特征有相互联系，而且与像心率很高这类的生理症状也有联系。对卡特尔来说，这些“表层的特征”的相互关系网络暗示着下面还有一层“根源性的特征”，即他所命名的“焦虑”。
这样的研究听起来严苛认真，远离现实生活，可是，卡特尔尽管态度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