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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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宣称是最早的真正科学的心理学。直到19世纪，心理学一直大都坚持哲学思辩，而不是科学。在19世纪，新心理学的继承者们曾致力于将心理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可是，只走到用生理学术语解释一些简单的反射和感知就停步不前了，而且就连这一点也是依赖不可证实的内省办法才做到的。
对照而言，行为主义者说他们可以完全依靠可见的、可测量的现象——来建构一门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彼此互有因果关系的刺激－反应现象是动物和人类行为全部集结在一起的基本单元。这样一门心理学会以一些类似于化学或者物理学中具体而不变的反应为基础，按照沃森的话说，它会使心理学家们“在知道刺激的前提下预测应有的反应——或者，在看到反应发生的情况下，指明引起此反应的刺激”。
众多的心理学家觉得行为主义非常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只需要集中精力于一些可见的行为，因而就可以不理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在过去的24个多世纪里有关思维的、不可追踪的一些问题。行为主义者说，我们不仅仅不可能知道思维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为了解释行为的目的也不需要去了解它。他们经常把思维比作一只黑箱子，里面装着未知的电路。如果我们知道按动箱子上面的某个按钮的时候，箱子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号或者动作，则里面倒底有什么东西是无关紧要的。思维里面有什么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去讨论，因为所有有关精神过程的谈论，都等同于相信存在某种控制着大脑机械的无形的东西——“机器里面的幽灵”，英国行为主义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爵士这样嘲笑说。（一位反行为主义者的嘲弄也同样引人注目：“光是提一下‘心灵主义’这个词就会冒犯行为主义者的感情，这就像当着文雅人的面提‘手淫’这个词一样惹人嫌恶。”）
再说，行为主义的成功还有深刻的社会及文化原因在里面。它很对20世纪一些人物的口味，尤其是在美国，因为它是实用的；它不追寻最根本的解释，而只是寻找一些可以投入使用的常识。
至少有一位行为主义史学家曾把它的兴起与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联系起来看，他就是戴卫·贝肯。他认为，这些社会发展引发了一种了解身边这些无法了解和令人烦忧的陌生人的紧迫需要，而这正是行为主义向人们保证可以加以解决的方面。
贝肯还提到了行为主义走红的另外两种社会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唤起人们对德国心理学的敌意，行为主义正好就成了符合时尚而且找得到的一种替代；其二，行为主义适合美国特有的反知识分子习气。它声明对心灵主义心理学里面的一些精微之处不了解也毫无关系，其基础是，精神现象不是错觉就是不可知的，它不值得人们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从20年代到60年代，行为主义（或者它更为复杂的翻版新行为主义）是美国心理学中的统治力量和模式，它传播到了心理学世界的其它地方。有些心理学家仍然紧附于较早一些的思想，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主义者，精神测验的开发者，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和格式塔心理学家则注重精神过程，可是，在大多数大学里，这些人都只得调整自己的工作和语言，以适应行为主义范式。行为主义史学家格列高利·金布尔稍带夸张地说：“在50年代的美国心理学中，出版有关思维、意识、意志或者甚至精力的作品要冒被挤出本行业的风险。”因为使用这些术语表明某人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过时的、主观的和神秘的概念。
结果，20年代和60年代所进行的大部分研究所面对的，都是一些极为精细、无可否认地客观但没有太大启发意义的课题。从《心理学日报》和《美国心理学杂志》1935年的内容中抽出的一些代表性的题目如下所示：
“饥饿对鸡啄食反应的影响”
“老鼠在一个迷宫阵中第一次与第二次探索的比较”
“利用经过迷宫训练的老鼠研究吗啡及相关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动物迷宫中的辨识错误”
“皮肤电生理反应阻力计用电路问世”
就算是在以人类为实验课题的时候，一些论文题目和方法也受到行为主义教条的局限。1935年《美国心理学杂志》中的一些典型论题如下所示：
“作为伴随行为生理变化指标的人类混合唾液中PH值的可信度”
“不同随意控制程度的肌肉条件形成比较”
“通过实验进行高阶反应的消除”
“与明确的情感表达相关的皮肤电流反射”
“手指两侧运动中时间关系的过补偿”
这些文章的作者和进行类似研究的人并非真正对鸡的啄食行为或者人类唾液中的PH值有兴趣，而是对学习有兴趣——获取对于不同刺激产生的行为反应。在行为主义时代，学习是美国心理学的中心议题，其假定是，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刺激－反应学习原理来解释。还有同样重要的的一个假定是，这些原理对所有有知觉的动物都是一样真实可信的，就像化合价原理适用于化合物中所有的元素一样。人们从鸡、猫、狗和特别是老鼠身上得知的东西亦可适用于人类。
老鼠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实验动物，因为它们相对较便宜，体积小、容易移动，成熟也快。无以计数的千万只老鼠被用作了这个研究事业，它们通过穿迷宫、操纵杠杆或者按动按钮来获取食物，跳过不同颜色的门，按下一根棍子以断开使它们的爪子跳动不停的电流，还有其它许多的任务。这些实验没有什么微琐可言，它们都旨在发现重要的万用行为定律。这里有几个例子：
——把一只老鼠放在一个简单迷宫的人口处，其中有6个选择点（每个选择都是一个T型，有一个分支是个死胡同另一分支可继续下去），结束处有个目标盒子。老鼠开始一边嗅着探索，然后小步跑动；它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折回身来，往另一边跑；对错各三次以后，它到达了目标盒——被提出来稍事休息后再放回原处。到第七次时，它在目标处发现饲料。老鼠嗅着饲料，然后一口吞下。另一只老鼠进行了同样的训练，可是没有任何饲料奖励，跑到最后也没有奖励。
两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每天进行同样的训练。到周末的时候，第一只老鼠完全掌握了路线，在迷宫里面直行，一点错误也不出；第二只老鼠跟以前一样老是犯错误。可是，最终，第二只老鼠也在跑道最终端得到了食物，接着，令人奇怪的是，再试的时候它一点错误也不出了。它在一天之内学会了第一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才学到的东西。这个实验表明了两条原理的作用：奖励产生学习，这可以从第一只老鼠的情况中看出；如果缺乏奖励，可能会有潜在的学习，这可以通过第二只老鼠的行为得知。（在某种意义上，学习发生在没有奖励但一旦一个奖励与“正确的”行为发生联系时即被激发起来。）
这与人类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任何老师都会告诉你。一个学习绘画或者任何其它技巧的孩子可能直到老师说一些鼓励性的话或者赞扬的时候才有一些进步；接着，孩子突然间显示出了改善。类似地，一名飞行新手着陆的时候可能要跌跌撞撞地来上十几次，最后才半偶然地“走了一次运”，得到教练的表扬，从这以后每次降落时都好像“颇有心得”。
——几只老鼠被放进一只简单的T型迷宫的起始箱中，一次放一只。在右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白色的门，门后有一点奶酪；在左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黑色的门，门后有一道金属栅板，会给老鼠的爪子一种很轻但不舒服的电击。可等它们学会以后，实验人员改变了情形。现在，白色的门和食物放在左边的分支里，黑色的门和电栅板放在右边的分支里。老鼠向右转，被电击，马上学会了向左转。
这些魔鬼般的实验者再一次把一切都倒过来，可现在，老鼠立即就知道了。它们已经知道把把奖励和处罚与门的颜色联系起来，而不是方向。实验又一次证明了巴甫洛夫的区别定律，即在有两种提示的情况下，它们会取于奖励的提示。
这对人类适用吗？当然。一位园艺新手会只收获到一小堆西红柿，而他的邻居种的却是另外一个品种，阳光也充足一些，因而获得了大丰收。新手第二年试种邻居的种，还是运气不佳。他认识到，日照时间一定是关键的因素，因而锯掉了一些树，好让更多的阳光射进来，这次他成功了。
——另有一种T型迷宫，老鼠学会在里面向右转。这次，选了左边的分支没有惩罚，只是没有奖励。有些老鼠幸运一些，它们每次选中右边的时候都有奖励。另外一些不那么幸运，他们每四次才有可能发现一次食物。运气不好的老鼠比运气好的老鼠知道选择右边的速度慢得多。实验显示，学习当中的部分强化比持续的强化效果好得多。
可是，实验者又把一切倒过来。两个组的超级大老鼠在两个分支里都得不到奖励。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奇怪，以前幸运的一些老鼠很快忘记了以前的条件形成，并改变它们的选择，而以前每四次才奖励一次的那些老鼠在长时间来持续不断地选择右边。实验显示了部分强化效应：一种动物所期望的越多，情形变化对它的打击越大；如果期望不高，它们学习得来的行为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更为稳定。
人类的类比：一位工作相当出色的员工每年都会增加相当大的薪水；有一年，公司收益很差，他只得到很少的薪水，失去动力后，吃午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下午5点准时下班，还不时地请病假。不那么出色的一位员工只是偶尔因为生活水平的上涨而略为增加一些薪水，效益差的时候只能得一份可乐。他对工作的责任心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期望不高，他认为奖励的减少并不是整个系统发生了变化。
两位伟大的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和斯金纳
如上述实验所示，行为主义者扩大了行为主义学说和方法论，远远超出了沃森的一套概念。他曾用简单化的术语把行为描述成“紧随一些即定刺激而产生的、有横纹和没有横纹的肌肉及腺体变化”，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作“肌肉抽动心理学”。有一阵子，他的信徒们坚持这个观点；如其中的一位沃尔特·汉特在1928年所写的：“所有行为似乎都是相对简单的肌肉和腺体活动复杂程度不一的组合。”
然而，要就行为的复杂形式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就必须以其未受损坏的形式来观察，如一些有特性和意义的行为。一只筑巢的鸟不仅仅是对若干刺激采取若干反射的有机体，它还是一只筑巢的鸟——有一种带有目的的复杂行为。如一位行为主义者埃德温·霍尔特在1931年所言，行为是“有机体正在做的事情”——觅食、示爱，等等——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仅是一系列用来构成其特性的反射，不仅仅是一个“算术和，不仅仅只与加减关系有关”。
可是，霍尔特不愿把目的归于动物本身；这会意味着思维的影响，即它会向前预测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反过来，他将复杂行为的目的性归结于刺激——反应单元组合的过程：动物每一个步骤中的寻找与回避，构成了集合起来的刺激——反应单元，其方式是，这种行为组合看起来好像是有意而为的。这种说法模糊而无法令人信服，可是，它已经走到了任何正统的行为主义者能够走到的尽头。
耶鲁大学的克拉克L·赫尔（1884－1952）作为一名新行为主义者作出了更为重要的努力，他推动了行为主义，使它成了按照牛顿物理学模式进行定量分析的严密科学。赫尔起先准备当一名矿业工程师，可是，因为患了小儿麻痹症而致使下肢残废。他转向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不大可能涉及太重的体力活动，可是，工程学培训业已完成，他竟为行为主义推出了一种微积分。如他在自传中所言：
1930年左右，（我）得出相当肯定的结论，即心理学是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的法则都是可以通过少数几个普通的方程式加以定量描述的；个人所有复杂的行为最终将按照从（1）这些原初法则与（2）行为所从发生的情境中得出的二级法则归纳出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行为，即严格意义上同量的社会行为，可能按类似方法作为定量法则从同一原初方程中导出。
赫尔的中心思想是个很熟悉的概念：行为由一系列或者一串相连接的习惯构成，每种都是刺激－反应的连接，它们是作为强化的结果而产生的。他这是桑代克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