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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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是其下属机构之一）的秘书长路易斯·沙利文博士在一次保守的电视谈话中被问及这次调查活动。他宣称不知道细节情况，可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共和党员，众议员威廉·登尼梅亚公布了调查中的一些提问，因而引起了好几个保守组织成员对卫生及人类服务处的抗议浪潮。沙利文秘书长的应答是不考虑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的意见，并取消资助。刘易斯·利普西德指出，艾滋病现已出现在20岁左右的男女人群之中，因而，他们一定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染病，而这项调查有可能得出一些情况，引导我们采取防范性的教育及社会措施。可是，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这样一项调查可能取得了什么益处。
阻止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的企图却失败了，至少是暂时失败了。众议员登尼梅亚因为他成功扼杀了少年性生活调查而沾沾自喜，进而提出了对1991年的一项法案的修正案，要求重新授权国立卫生研究院，使其有权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者支持任何全国性的人类性行为调查。哪怕在一个智力保守的时代，这对众议院来说也是要求太多了，因而以283票对137票否决了这项提案。不过，仍然有137名众议员投了赞成票，这使人感到震惊。国会如果稍为偏向登尼梅亚一边，就有可能扼杀心理学研究，而受害的却是整个国家。
为公平起见，我们得说明，有些想阻挡心理学研究的企图不是来自政府中的保守党，而是来自自由党，特别是来自政府之外激进的反传统团体。
其中的一支力量是“动物权利”运动，其成员最近几年竟诉诸暴力活动，他们冲入医学及心理学实验室，拆毁设备，销毁记录，有时候还带走动物。众议员和参议院都已经提出了议案，以通过联邦政府惩处偷窃或者破坏研究机构的行为，但是，在动物权利组织的游说下，这些议案都没有通过。
研究者们回答说，每一种动物都是以别的生物为代价求得自己的生存的，许多动物是靠吃别的有感情的动物为生的。人类利用其它动物作为食品，也用作实验受试者，以增大人类生存的机会，这比鹰、鹫、蜥蜴或者狮子的行为没有什么更不道德的。至于用动物进行研究的残酷性，威廉·格里诺（他显示，在一种更丰富的环境里发育的老鼠，其长出的大脑比在一个单调的环境中生长的老鼠的大脑量大得多）说，尽管研究会在一些动物身上引起疼痛，可是，“要说实验室条件很残酷，或者甚至说对大部分实验动物而言不是很舒适的话，这与实情不符。”他指出，不仅联邦法律定出了关养和照顾的具体条款，而且还要对每一种利用脊椎动物进行的实验进行复审，可是，“只有很差的科学才会去引发动物疼痛”，因为这会产生痛苦，而这痛苦又会有好多种生理影响，因而使实验结果不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研究者的人性的感觉，他说，大多数动物实验根本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在那些可能会引发疼痛的情况里，研究者们会使用麻醉剂。
有一种心理学研究一直受到少数民族、激进分子和其它自由人士长达二十多年的攻击，这就是心理能力中的基因差异研究。阿瑟·詹森、H·J·艾森克和菲利普·拉什顿都曾想办法通过统计分析寻找黑人在大多数心理测试中表现都很差的基因原因。因为他们进行的劳动，他们被控诉为种族歧视分子，被学生社团围攻，也受到其他同事的谴责，这些同事不仅不同意他们的发现——他们有权利这样想——而且认为这样的研究在社会上是有害的，应该加以阻止，甚至禁止。
对研究进行的这样一些干扰，在如今这个校园里充满“政治态度”的时代里越来越常见，越来越有害。一件值得注意的案子最近发生在德拉华大学。心理学家琳达·哥特弗莱德森一直在进行一些研究，以显示，智力测试中的差别在劳动操作中显示了比大部分理论家所想的情形大得多的差别。她的研究一直得到保守和颇有争议的“先锋基金”的同意和资助，可是，她的一些论文也通过了同级复审过程，并在有名望的科学期刊上得到发表。
哥特弗莱德森拥有自由主义者的名望。她曾在和平工作团中工作过，在贫民窟里教过书，并在一篇期刊文章里公开宣称，一个人的社会及道德价值并不是其智力水平的函数。可是，她认为，不对一些工人的智力水平进行合适的考虑就把他们分配到一些工作上去，这对社会是有害的，这个观点被一些教研室同事和学生认为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当教研究室成员向大学领导正式提出抗议时，哥特弗莱德森的系主任，这位以前曾高度赞扬她的工作的人给她定了很差的评定，一个教师提拔委员会阻挡她很有希望的提升，教师研究委员会催促该大学更多地拒绝先锋基金的资助，而大学领导们同意了，并削减了哥特弗莱德森的研究资助。
可是，哥特弗莱德森奋力反抗，她请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提出抗议，因为她的学术自由受到了侵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真的提出了抗议，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1991年6月的一次听证会后，一位仲裁人驳回了该大学不接受先锋基金的决定，而哥特弗莱德森经过两年为自己继续进行并不受人欢迎的研究的斗争以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里。
受不受欢迎并不是对真理的检验，研究的合法性并不是由其社会影响决定的，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只有探索政治上是正确的一些课题的自由。被认为在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研究也许的确被认明是无价值和甚至是有害的——或许也会增加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导致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我们知道，1909年，当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讲课时，威尔·米切尔这位杰出的医生和将心理学应用于医学的先锋人物却把它称作一个“肮脏下流的家伙”。一所加拿大大学的教务长说，弗洛伊德似乎是在宣扬“回到原始状态”。这些杰出人物离他的工作太近了，无法看出它在未来的价值；我们对哥特弗莱德森的工作离得也太近了，不知道它是否会增加人类的知识，也不知道它会给社会带来损害还是益处。尽管如此，想阻止哥特弗莱德森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企图，比苏利文取消对少年性生活进行的调查和登尼梅亚众议员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资助性调查的企图一样好不到哪里去。
状态报告
我们的旅行使我们在思维的未知领域里走了多远？
一位在没有图标的大地上摸索前进的人，在看到远处的海洋时会知道，他已经到达了遥远的海岸，即他长途跋涉的终结处。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些遥远的海岸。在科学当中，对真实本质的了解从来就没有一个有限的总量可以知道。我们无法知道向旅途的终结处走了多远，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终结。就跟其它所有的科学门类一样，心理学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只会发现有更多详细的、深刻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不过，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了，可以回答许久以前的希腊哲学家和从那以后的其他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经典问题了。
对他们提出的一些有关灵魂本质问题的答案，思维和肉体的双重本质以及思维和肉体相互作用的一些方式，现在都包含在我们对现实世界化学和电子现象的理解之中，这些现象在多种层面上发生，以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产生了我们称作思维的东西。这些现象的水平和组织形式为：
－－在最低水平上，即在10埃范围内（1米的十亿分之一）；神经传递器分子，它们以阵发的形式从启动神经元的突触小泡中向它和另外一个神经元的树突之间的间隙里发射。
－－更大几个数量级（数量级涵盖一个约10倍大小的范围）：突触间隙，约1微米（1米的百万分之一）宽，神经传递器分子在这个间隙之间跳跃着，把传递神经元上的信息传送到接受神经元上；
——更高两个数量级：神经元，约100微米，或者1米的万分之一长，被发送出来的脉冲沿着轴索前进，然后在这里被送到连接神经元上；
——再高一个数量级：少数一些连接的神经元按顺序发射的最简单的电路，长约1毫米，产生对比如有方向的视觉刺激有反应的基本反应；
－－再高一到两个数量级：1厘米到10厘米长的电路，由几百万连接的神经元构成－硬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湿件），程序就在这里面运行，我们会体验到心理地图、思想和语言；
——最后，另一个更高的数量级：整个在中枢神经系统，长约1米，上述一切都在这里面以各自的组织水平发生。
简单地说，思维就是编程信息的流动，数十亿神经现象有组织的模式使这种流动成为可能。
知觉、记忆、思想、性格和自我是思维的工作程序，它们吸取并利用信息和以突触连接的形式存储在大脑电路中的经验，从而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对刺激产生反应。（少数一些哲学心理学家仍然赞同一种大脑现象和来自其中并与之平衡的心理附带现象的二元论，可是，由于大脑死亡时附带现象也不再存在，因此，这个学说与传统的思维－肉体二元论相差无几。）
天生资质与后天培养这个古老的问题——本世纪早期一般是遗传论，后来改为行为主义回答——最近以相互影响说加以回答了。许多种证据显示，天生的倾向，即进化的产物，通过经验得以发育和成型，而经验是通过天生的资质进行感知和解释的。
同一个答案也适用于人的思想从哪里来这个古老的问题：人的思想是经过固定的神经倾向过滤和塑造后，通过经验和学习得来的结果。语言获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儿童的大脑具有一些特别的区域，能够在很少帮助的情况下将相关联的物体组成抽象的范畴。当固定的线路有缺陷时，学习就很困难或者不可能。一个语言能力天生很差的人不能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不管他或者她具有多少经验。
我们还看到，也不需要重述，现代心理学对其它某些古老问题的解答：知觉如何工作；思维如何解决问题；我们是如何推理，如何经常无效地推理；如何及什么时候行动是由情绪、有意识的判断和这两者的互相影响决定的；自私或者利他主义的、敌意或者友好的行为模式是如何从家庭和社会经验中潜伏的倾向中构成的。
然而，其它一些问题，却是视觉研究者和立视图的发明人贝拉·朱莱茨所说的“富余问题”。不了解这些问题并不会妨碍科学进程，也不会影响日常的研究工作，因此，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必要的，而大多数心理学家也相应地忽略了这些问题。意识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使用或者在人类心理学中的作用尚不清楚，而大多数研究者，包括认知心理学家，都忽略了它，并在自己的研究中绕道而行。可是，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意识现在又得到很多人的重新关注，这表明，当心理学更深入地进入认知过程时，意识不再是一个富余问题。你可能还想得起来，乌尔里奇·莱塞说过，大多数复杂的计算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及最一般的人类，正是因为它没有对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物的意识。
就连自由和意志这两个几十年内在心理学中再也找不到的概念，现在也回到前台了。行为主义者把它们当作唯心主义的错觉而扫除出门，认知心理学家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种自由意志的行动好像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动作——这个概念被赶出了科学的大门。可是，认知心理学家一直不能够绕开或者忽视选择——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过去和当前的力量决定一个人选择的东西的话，这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但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然而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认为，思维的操作系统可以在一种自我反射的方式下运行，可以检查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目的地评估不同行动和可能行动的结果，决定哪些是最好的，并有意地选择来实现它。当我们不追求这个过程时，我们会选择不那么有意识的理由——即斯宾诺莎叫做人类枷锁的状态。当我们在自我反射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时，我们就接近了人类的自由。
阿尔伯特·班杜拉在他的“自我功效”学说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自由不应该消极地看作是外部强制力的缺失，而应该积极地看做自我影响的行使：
人类通过操纵符号和参与反射性思想的能力，就可以生成新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行动，以超越他们过去的经验……通过（自我调节）的行使，他们会积极地确定其情形的本质和他们会变成的东西。
从这以后我们往哪里
